【明慧網2002年12月30日】編者按:這位年長的同修文化有限,這篇文章是她口述,經其他同修整理成文的。明慧是全體大法弟子互相交流、共同提高的園地,同時也是向世人證實大法的窗口。希望同修們,尤其是大陸同修們,互相幫助,使得文化有限的同修們也能夠閱讀明慧並寫出自己修煉和正法的經歷,證實大法。* * * 我今年58歲,是師父和大法給了我第二次生命。我一得法就要做師父的真修弟子,我對師父說:“弟子沒文化,甚麼也看不見,您就看我這顆心,我絕對按師父說的做,以法為師!”三年多來我從來沒向邪惡寫過一個字。我很早以前就想把我的事寫出來證實大法,只是苦於識字不多,寫了好幾次都寫不出,非常著急,覺得對不起師父,現在在同修的幫助下終於實現了我的願望。下面是我說,同修給整理出來的。 得法前我有多種疾病,如心臟病、高血壓、骨質增生、胃病、風濕性關節炎,十幾年了每天離不開藥。家人帶我走遍了省內各大醫院,都不太見效。後來手背上又長了很多小瘤子(醫學上稱風濕性骨籽),手不能伸直,不能提東西,非常痛苦,在河北省第二人民醫院做了一次手術,仍不見好轉。那時候這些病折磨得我非常痛苦,家務活根本就做不了,而且脾氣也變得很壞,動不動就發火。真不知道這痛苦的日子甚麼時候才是個頭。 95年8月一位朋友介紹我煉法輪功,剛煉了十幾天,就感覺一身輕,真像師父說的那樣:“騎自行車像有人推你一樣,上樓上多高也不累。”(《轉法輪》)大法太神奇了!我感覺特別好,比吃藥好多了,以後我風雨無阻,天天堅持煉功(僅幾天由於消大業沒煉),再也沒吃過一粒藥。得法大概半年,我經歷了一次大的消業,當時發高燒、噁心,渾身無力還疼。我想師父在管我,給我消業呢。前三天想煉功也站不起來,第四天我挺著抱輪(第二套功法)。四天四夜水米沒進,就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堅持背下經文,等到第五天頭上就一點事沒有了。後來又有幾次消業,我就堅定一念:我是師父的真修弟子,師父在管我呢,我一定按照師父的要求做。一念之差,馬上就過去了,後來身體越來越好。要不是師父和大法,我的命早沒了,哪有今天啊!還有,師父講心性提高,我文化低也不懂別的,我就按照“真、善、忍”去做,遇到矛盾我都很高興:“哎呀,師父又給了我一個提高心性的好機會。”甚至有人罵我,我也能做到樂呵呵地不動心。我變得待別人也好了,遇事也不發脾氣了,這樣一來家裏也變得和睦了。 99年4月24日,聽說天津抓、打大法學員。我想這是大法的事兒與我也有關,我得去說句公道話,就與其他學員一起去北京上訪。4月25日,在府右街兩側,站滿了大法學員,特別整齊,常人看到都很驚奇、敬佩,晚上九點多走的時候,地下一點垃圾都沒有,我們雖是去反映情況,也是在證實大法。後來情況越來越不好,我們本地學員也被非法抓捕,我想咱們做好人沒錯,他們這樣打壓,我決定再次上北京說句公道話。99年7.20,沒有買到車票,我想走也得走到,於是我與幾位功友騎車去北京。當時進京的各個路口都被封鎖、盤查,我們被截了回來。我堅信師父、堅信大法,甚麼也擋不住我,後來我又多次進京證實大法,在北京我對警察說:“法不正過來,我不回頭。” 99年11月底的一天警察敲門,他竟無恥地說:“交500塊錢,要不寫保證。”我說:“保證不會給你,錢也不會給你。”第二天,我就去了北京。我上北京回來被關在辦事處,辦事處的人叫來孩子們逼我寫保證,我對孩子們說:“大法給了我第二次生命,法太好了,我一定要修大法。”辦事處的人說我沒情,我說:“誰說的!我修大法渾身的病都好了,為孩子們減輕了多少負擔,還能幫他們看孩子,這不是對他們好嗎?誰說也動不了我,我一修到底,死也不寫。”我覺得很滿足,沒大法我早死了。我心不動,他們沒再逼我寫。從這以後孩子們都變得很理解,還幫助我抵制邪惡。 99年12月份,我又無故被居委會騙到派出所,非法關押了15天,並被勒索1000元錢,惡警逼我寫“保證書”,還威脅不寫就送拘留所,我想師父說了算,結果拘留所沒地方了,他嚇唬說要勞教我,我心想得到法了,我甚麼都不怕。又讓我不要去北京,我說:“去北京怎麼了?我有人身自由,想去哪裏就去哪裏。我在家呆得好好的,你們把我騙來迫害我,還要錢,太不講理了。”我和功友們認識到不能一味地消極承受,就在走廊裏堂堂正正地煉功。我們的正念起了作用,第二天派出所就把我們放了。 2000年2月我和功友收集大法弟子的簽名想給聯合國反映情況,派出所知道後抓走了我,想逼我出賣功友,威脅我說:“你看見打小方(化名)了嗎?你不說,也那樣打你!”我沒動心,說:“我沒犯罪,我不怕。我一個老太太──不就這一百多斤啊!要不得法[修煉]我早死了!”他們沒敢怎麼樣。關了四天把我放了。 2000年4月中旬,派出所、辦事處來了七、八個人,闖到家裏要把我抓走。我跟他們講:“我沒犯法,憑甚麼抓我?我做好人有甚麼罪?你們沒有任何手續私闖民宅,跟土匪一樣。你們說說到底誰在違法?我死也不跟你們走!”他們無話可說,只好灰溜溜地走了。沒想到後來又派來4個人吃、住在家裏,監視著我,一開始我並沒有多想。後來我悟到這是對我的迫害,於是給他們講真相,講善惡有報的道理,他們也自知理虧。後來我女兒把他們趕走了。 2000年7月初我又想去北京,在火車站被抓了回來,警察為了向我要錢(1500元),在派出所非法關了我20天,我不配合他們,就是不給。沒撈到好處,他們又把我非法關進拘留所15天。 2000年12月26號那天,我和幾個功友又堂堂正正地來到了天安門廣場。我正走著,突然一個便衣拽住我,讓我罵師父、罵大法。我說:共產黨叫你罵人哪?我從來不會罵人。它又問我法輪功好不好,我說:好不好你不知道嗎?你問我幹甚麼!我又接著走,剛走了幾步,就聽他兇狠地對別人喊:抓住她!過後三個惡警瘋狂地向我撲過來,我看沒有機會打橫幅,就大聲地喊了起來:“法輪大法好!”“還我師父清白!”它們連踢帶打,把我拖上了警車。我們一行30多人被拉到宣武區看守所,一下車便被惡警強行搜身,搜去了所有的錢物。神奇的是,我帶在身上的橫幅卻沒被發現,我想這是師父在保護著啊!我堅信師父就在身邊,我一定要做好。我們拒報姓名、地址,絕食抗議,關押6天後被關到安平縣看守所。我所在的號裏有20名大法弟子,來自全國各地,在這兒我把珍貴的橫幅掛了出來,給學員們以極大的鼓舞。我們繼續絕食抗議,並向警察、犯人講真相,逐漸地開創了一個寬鬆的學法煉功環境。十餘天後我被當地公安接回,非法關押於市第一看守所,時間長達3個月,2000年的春節也在看守所裏度過的。 我想在哪裏我都是一個煉功人,不能給大法抹黑。平時主動幹活,如擦地、倒垃圾都是搶著幹,經常給她們講大法真相,講自己受益的情況。我的一言一行改變了她們對大法的態度,犯人們都說這個“法輪功”真是太好了,怎麼跟電視上說的不一樣啊?看來法輪功一定是被冤枉的。有幾個犯人表示出去了也要找本大法書看看。號裏有個犯人是啞巴,經常觀察我的一舉一動,時常微笑地向我豎起大拇指,無聲地表達著對大法、大法弟子的敬意。後來邪惡見我不屈服,妄想判我勞教。我心想你說了不算,我師父說了才算,並請師父加持我,我一定能夠闖出去。當時沒有一點怕心,正念很足。結果檢查身體不合格,勞教所拒收,邪惡無奈只好將我放了。 2001年12月的一天,我和功友發資料時,被惡警抓到派出所。我們絕食抗議,不配合邪惡的一切要求、命令和指使。他們想動搖我,我說:“你別跟我說,誰也動不了我!我的每個細胞裏都是大法、大法、大法。”他們沒辦法。當時我們心態非常穩,沒有一點怕心,一有機會就向他們講真相。一開始他們根本不聽,我們就發正念清除在另外空間操縱他們的邪惡因素,後來他們漸漸地能接受了。到第二天晚上,他們乾脆拿著真相資料和光盤看了起來,並讓我們煉功給他們看。其中一個警察對我們說:“再委屈你們一晚上吧。”我們悟到這是老師在點化我們,於是更加有信心闖出去。第三天上午一個好心腸的警察還給了我們功友一雙新棉鞋(以前穿高跟鞋),我們悟到這是師父在給機會,更方便我們跑了。第三天中午,只有一個警察看管,我們就發正念讓他睡過去,等他睡熟以後,我們不慌不忙從大門走了出去。後來他們追出來,但我們在師尊的慈悲呵護下,幾經周折躲過了追捕,安全地回到了家。 三年多來,每逢他們認為的“敏感日”,派出所、街道、居委會都上門騷擾;這三年的元旦或春節我都沒能安穩過,有時被非法關押在看守所,有時在派出所。為免遭邪惡的屢次迫害,我又於2001年年底離家出走,一直過著四處漂泊的生活。即使這樣,邪惡仍不放過我,有時到我家、親戚家蹲坑,妄圖抓捕我。就在十六大期間,惡警在我女兒家樓下連續呆了3天,家人對他們的做法非常反感,女婿幾次要跟他們拼命。 邪惡再瘋狂也動搖不了我,我對師父和大法的心無法用語言表達,煉功或發正念時有時淚流滿面。我想:“師父給了我這麼多,要不好好修,別說對不起師父,自己都對不住。”修煉路上不能鬆懈,每天4點鐘起床,7點以前就煉完功,從沒間斷,有時煉功還起飄;我每天睡很少的覺,抓緊一切時間學法;儘量多地發正念,每遇到特殊情況,堅持24個整點都發正念,發正念時我感覺自己如頂天立地的神一樣;平時外出,我不放過一切機會向世人講清真相。我明白師父就在我身邊,我時常覺得自己還不夠精進,對不起師父對我的慈悲呵護,今後我就是按師父說的去做,繼續勇猛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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