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國慶節放假期間，我聽說有的大法弟子進京護法了，法不正，不回家。我當時認為進京護法的行為是符合大法的，但是在法理上又說不出來為甚麼進京護法是符合大法的，也就是在法上還沒有理性認識。怎麼辦呢？我決定自己先在行為上符合法──進京護法，至於在法上還沒有認識到，那麼就在護法的過程中去理解、去認識。

1999年10月17日我來到了北京，很順利地就和先來的學員聯繫上了，大家住在一起，經過十幾天的集體學法，我對於進京護法，在法上有了真正的理性認識，這也為後來堅定闖關打下了基礎。10月28日我決定去國務院信訪辦護法、講清真象。在路上被單位的人截住並強行帶回他們居住的某單位招待所二樓，在招待所出現了幾次去廁所時跳窗脫身的機會，但都在「要穩當點」、「在等一等看看有沒有更好的機會」，等等後天觀念的影響下沒有走脫。因為我在常人中屬於「不打無把握之仗」的那種人，很少做無把握的事；無論甚麼事，只要做就要做成，否則不做。由於在以前的修煉中沒有修掉這一後天觀念，從而致使這一觀念阻擋我喪失了幾次脫身的機會。

到了晚間，他們有兩人帶我出去辦事，在下車時，我拔腿就跑。我在日常生活中屬於跑得比較快的人，但是跑出去最多100多米，兩條腿就變得像木頭一樣不聽指揮，一步也動不了，結果被單位一位50多歲的老警察追上，並和另一人共同把我帶回。他們怕我走脫，當晚帶我坐上了返回的火車。在車上，我心裏充滿了悔恨，恨自己一而再、再而三地錯過了幾次非常好的脫身機會。我在心裏喊著自己的名字說：你修得太差了，可是差不要緊，自己得抓緊提高，不管發生甚麼情況絕不向邪惡低頭。

回到家庭所在地後，由於我不按單位的要求做，不寫保證書、悔過書，被單位送進了公安局看守所。在被拘留的當天，我就給自己定了兩條原則：1.無論任何時間、無論任何地點、無論任何場合、無論任何條件，絕不寫保證書、悔過書和其它任何材料（其中包括修煉體會和弘法、講清真相的材料，以防止邪惡斷章取義。）。2.無論任何時間、無論任何地點、無論任何場合、無論任何條件，絕不從我的嘴裏說出不符合大法的話。我同時在心裏告誡自己：以上兩條是絕對符合大法要求的，對於這兩條以後不要再悟、再考慮了，因為再悟、再考慮，很可能就會被邪魔鑽空子。

被拘留後的幾天裏，我腦子整天都在翻「沒有脫身」這件事，思想充滿了悔恨、懊喪，甚至背法時都不由自主地「走神」去想，這種現象一天比一天嚴重，連續持續3~4天，干擾得我幾乎都不能背法了。後來在學《論語》時是師父點醒了我，師父說：「有些人甚至不敢正視，不敢觸及，不敢承認客觀存在現象的事實，是因為這些人太保守，不願改變傳統的觀念去思維。」我發自內心地對自己說：「你現在在哪呢？在監獄呢，那麼能不能因為你後悔、懊喪，而讓你出去或長功呀？肯定不能，那麼此時懊喪、悔恨的這種狀態，除了干擾修煉而沒有任何其它的作用。」此時我悟到了，沒有把握住機會脫身和沒有向國務院信訪辦反映大法的真實情況，都是客觀存在的事實，此時要敢於在法上正視、觸及、承認這個事實，這才是提高的關鍵。我還悟到了大腦中不斷地反映出懊喪、悔恨的思想念頭是強烈的思想業在干擾，在北京的這個環節沒做好，要承認它並引以為戒，現在在看守所裏要紮紮實實地修好每一個環境、過好每一關。此後我的思想中無論再出現後悔的狀態，還是翻一些應該脫身卻沒有脫身的「鏡頭」，我都堅定地抑制它、排斥它，結果只用了一天，這種強烈的思想業的干擾就消失了。

看守所裏先後被關進了近20名大法弟子，我所在的監號共30多人，其中有4名殺人犯，而大法弟子只有我1人。開始時環境很惡劣，但是由於我用大法弟子的善來對待他們，並不斷地向他們講清大法的真象、揭露邪惡的新聞媒體的惡毒造謠，所以他們逐漸改變了對我的迫害和對大法的排斥、誤解，甚至有幾個人表示釋放後要修煉法輪大法。元旦每個監號選1名文明個人，他們一致推選我，但是看守所規定法輪大法學員不准當選，所以只好作罷。獄中的生活條件是惡劣的，每天只允許去四次廁所；由於每人睡覺只有半尺寬的地方，所以被壓的胸疼；除了睡覺和每次不足半分鐘的去廁所時間之外，其餘時間全是坐在冰冷的地上；一個半月沒有洗手、洗臉、刷牙；渾身散發著臭味，手離鼻子一尺遠就可以聞到強烈的怪臭味；蝨子泛濫成災，白天夜裏在身上亂爬，搞得整夜睡不著覺。

由於長期坐在地上，我屁股著地的地方潰爛了，褲衩粘在肉上，每天去四次廁所就要扒四次皮，疼痛鑽心啊。於是我默默地對自己說：密勒日巴當年修煉時，後背爛了幾個洞，他是他那一門的弟子，而我是大法修煉的弟子，我要比密勒日巴做的還要好。正念一出，疼痛也不那麼厲害了。因為沒有書，所以每天除了吃飯、睡覺外，其餘時間我幾乎都在背師父的法，浪費一分鐘都覺得非常可惜，由於我時刻用法來佔據自己的大腦，不給任何邪惡鑽空子的機會，所以任何邪念、邪悟，在我的大腦中都沒有市場，我每天都能感覺到在法上的昇華。我經常告誡自己：這次得法修煉圓滿的機會一旦錯過，生命的永遠將不會再有了。每天除了背法外，我對自己說的最多的一句話就是：「把生命獻給師父」，這句話一直伴隨我到今天。

一個多月後，很多學員（包括一些輔導員、負責人）由於吃不了苦，頂不住壓力或由於邪悟或由於大法弟子內部敗類的邪惡誤導，相繼寫了保證書、悔過書，出去了。而我無論面對邪惡的迫害、名利的引誘、恐嚇和親情的干擾（年近八旬的老父下跪大哭）始終不低頭。此時，邪惡的公安決定勞教我，並且故意把消息傳到我的監號裏，企盼我低頭、妥協，可是他們最後的邪惡伎倆仍然沒有得逞，我仍堅修大法不動搖。

兩個多月後，由於勞教未獲批准，我被無條件釋放了，我憑著對師父、對大法堅定的心，堂堂正正地走了過來。

針對此次過關，上升到法上的認識如下：

1. 在邪惡的考驗面前，要牢牢把握自己的主意識

我們在煉五套功法的動作時要明明白白地知道自己在修煉，而在面對邪惡的考驗時更要明明白白地知道自己在修煉。我被單位的人帶到招待所後，有幾次脫身的機會沒有走成，不但是受後天觀念的干擾，而且也是主意識不夠強的一種表現；雖然當時認識到了應該抓緊時間脫身，但就是猶猶豫豫，始終沒能用強有力的主意識支配自己迅速脫身。師父給安排的脫身機會一旦錯過，那麼就等於打亂了師父的安排，但作為弟子還要繼續修煉提高，那麼師父還要再從新安排以後的環境。所以在修煉中每時每刻都要高度的清醒，時刻都要知道自己在想甚麼做甚麼，時刻用自己清醒的、強有力的主意識支配自己，在法上認識到後就要立刻去做，不給邪惡鑽空子的機會。

2．要突破修煉中的依賴性

7.20以前，修煉中有甚麼問題，大家可以在學法組共同切磋、探討，但由於相生相剋的理的存在，有的學員在這種環境中形成了修煉中的依賴性。每當遇到問題、矛盾或由於一個新的環境的出現，而不知道自己應怎麼做時，總是熱衷於和別人切磋，並把切磋後的認識作為自己的真正認識，還有的學員甚至跟著輔導員、負責人「走」，看到輔導員、負責人怎麼做，自己就稀裏糊塗地跟著怎麼做，做的是否符合法，自己也不知道，完全不是憑著自己明明白白在法上的體悟去做。其實，真正起指導作用的只有師父的法，同門弟子的各種體悟、認識，只能起借鑑、引導作用，自己的提高應該由自己牢牢地把握，不要把自己的提高、過關寄託於和別人的交流或寄託於別人的體悟，而應寄託在自己對大法的真正認識上。

3．修心斷慾難、明慧不惑更難

師父在《堅定》中說：「修心斷慾、明慧不惑乃自負」。在修煉中面對個人利益的損失和人與人之間的勾心鬥角，以及名、利、情的各種干擾，要想達到不動心，已經很難。但是在嚴厲的考驗面前，能及時的悟到自己該怎麼做，就更難；在那些表面用師父的法做依據，而實質上卻是破壞法、背離法的所謂「更高層次的認識」面前，要能真正識正邪、真正地做到明慧不惑，也是更難。

有時當你悟在法上、做在法上時，方方面面的表現很可能給你造成一種錯覺，使你感到好像沒做在法上；甚至有時再加上有的輔導員、負責人走向邪悟，沒做在法上，這就更給你弄得真不真、假不假的了，這時就看大法弟子能不能明慧不惑，堅定自己的體悟不動搖。大法弟子在邪惡的考驗中做在法上時，有時不但要承受來自邪魔的壓力和迫害，甚至還要承受來自走向邪悟的那些人的壓力。

2001年春節前的一天，我決定再次去北京護法、證實法，因為我覺得我做為一名大法弟子在世間修煉過程中，如果沒有在天安門廣場上為師父、為大法喊出自己的心裏話是一個遺憾。

臨行前，我對功友和家裏親人說：我證實完法後決不讓邪惡之徒把我控制住，我要抓住一切機會脫身，決不會像前一次那樣喪失脫身的機會。

2001年1月19日，我順利地來到了天安門廣場，在廣場中心，正對著天安門大門洞的旗桿下，我雙手高舉「法輪大法好」的橫幅，以我最大的聲音喊到：「法輪大法好，還我師父清白。」緊接著我就大踏步地高舉著橫幅，邊走邊喊向紀念碑走去，走了大約十米才被撲上來的惡警、便衣和被惡警收買的、在旗桿下照像的個體營業者，奪下橫幅，強行推進警車。大約二十分鐘後，警車載著我離開廣場。我被帶到了廣場東側的天安門地區公安分局，此前我一直尋找機會脫身，可是沒有找到。天安門地區公安分局是大陸最邪惡的黑窩，去天安門證實法的學員被抓後，都要被帶到這裏，說家庭地址的學員，交當地駐京辦；酷刑折磨仍不說的學員被轉到各個看守所。

下車被帶進分局大樓後，我特別注意走過的線路，以便防止脫身後走錯路。我被帶到走廊最盡頭的一個房間，屋裏包括我共有3個大法弟子，對門是廁所。由於我早就聽說他們對不報姓名、家庭住址的學員，根據口音分組，然後照像、錄像，讓各個地區來認人。所以來到這裏我沒有說家鄉話，而是把廣東、北京、山東等口音和在一起，混合著說，搞的警察也弄不清我是哪裏口音。在警察交接工作時，我們三人進行了簡短的交流，並共同決定不說姓名和家庭地址。我對他們說：不說姓名地址，從表面的人這看，雖然迫害可能嚴重一些，但至多押一週也就被釋放了；而如果說了姓名地址，就要被送回家庭所在地被拘留或勞教，家庭、單位等等都要受到影響。如果這樣認識是不符合大法的，我們應針對這兩種表現，從法上去認識法，那就是：我們不說姓名地址，只能被壓在北京，那麼由於公安的條件有限，而大法弟子卻很多，他們關押我們就沒有條件關押別的學員，打我們、迫害我們，就閒不出手來迫害別的學員。但如果說了姓名地址，不但我們要被送回家庭所在地被繼續拘留、勞教，家庭、單位還會受影響，同時他們也會閒出監號關押別的學員、閒出手來迫害別的學員。也就是說：說了姓名地址，就等於給邪惡提供了一個迫害自己和其他學員的條件。

此時從其它房間傳來了毒打大法弟子的聲音和學員的慘叫聲，有的弟子被打得滿臉是血，被強行帶到對門的廁所去洗。有一個學員說：如果不說姓名地址會被打得很重的。我又對他倆說：修煉不就是個苦嗎？橫下一條心頂過去，就沒有過不去的關；師父在《道法》中說：「覺悟了的本性自會知道如何去做」。而覺悟了的本性（也就是已經修成的神的一面）在起作用時，需要有一個前提條件，那就是：我們人的一面，要符合自己所在境界的法的要求。所以，被打時不要一味地忍受，要不停地向他們弘法、證實法、揭露邪惡，實際上也就是在給他們說法，如果他們還有善念，這個說法的過程就是在挽救他們，如果他們已無善念、不可救藥了，那麼在說法過程中，我們覺悟了的本性（也就是已經修成的神的一面）自然就會去鏟除他們。相反，如果我們在被打時一味地被動忍受，那麼實際上也就是我們人的一面在抑制我們神的一面了，在這種情況下，神的一面是不起作用的。

這時警察交接完了任務，開始對我們三人進行問話，我們三人在不說姓名地址的前提下，共同向他們弘法、講清真象。大約二十分鐘以後，出現了脫身的機會，我牢牢地把握住了這一次機會，堂堂正正地從天安門地區公安分局大門走了出來。從在天安門廣場打開橫幅開始，到從天安門地區公安分局走出來為止，大約只用了四十分鐘，時間雖然短暫，但是卻驚心動魄。由於是春節前夕，因此我應該乘坐的返程列車都爆滿，連站票都沒有，但是我還是順利的上了車、到了家。

值得一提的是，在我認識的大法弟子中，有四人比我早幾天進京護法，先去的兩個人走前說：「我倆半個月就回來」，果然半個月後他倆回來了。第二個去的學員走前說：「我一個星期就回來」，一個星期後他真的回來了。另一個學員走前說：「我四、五天就回來」，四天後他也回來了。我臨走前說：「我證實完法後決不讓邪惡之徒把我控制住，我要抓住一切機會脫身，決不會像前一次那樣喪失脫身的機會」，結果我真的把握住機會脫身回來了。

針對此次過關，上升到法上的認識如下：

師父在《理性》中說：「用理智去證實法、用智慧去講清真相、用慈悲去洪法與救度世人」。我此次的表現是在當時所在的境界中，充份運用了一個大法弟子的理智與智慧的體現。但是法在不同層次中有不同的表現，如果在更高境界中看我當時對法的認識和表現，仍有很大的不足，那就是：宇宙中舊的勢力針對大法弟子的一切安排，師父都是不承認的，我做為一個大法粒子在修煉中，無論是在對法的認識上，還是在證實法、講清真象的行為上，都應堅決的抵制、排斥舊勢力的一切安排；而我當時進京前在法上的認識是：「決不被邪惡控制住，要把握住機會脫身」，而要想「脫身」必須得有一個先決條件，那就是「被抓」，所以，這種「把握機會脫身」的思想認識，在無形當中給自己設計了一個「被抓」的結果。儘管當時在行為上我完全按照自己的認識去做了、並且堅定地做到了。但是現在回想起來，如果我當時能在更高的境界中去認識法，認識到我是大法弟子，在天安門廣場證實法、講清真象、鏟除邪惡，是當前宇宙中最神聖的事情，邪惡不但是最害怕的，而且也是動不了我的，我決不會被抓、被帶走，邪惡之徒在我無堅不摧的正念面前只有退縮和害怕；證實完法後，我一定會順利、安全地離開廣場」。如果當時我在這個境界中去認識法、並且按照這種體悟、認識，堅定地去做，那麼就很可能會有另一個更加動人的故事產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