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只顧自己的狀態是很難改變的。很長時間裏，我所想的都是我自己的問題。我總是思考：“怎麼樣我才能繼續提高？怎麼樣我才能感覺更好一些？甚麼時候我才會不再難受？”

修煉一段時間之後，我在英文版明慧上讀到一篇文章。文章的作者意識到他為了達到更高層次而修煉是自私的。由此我非常嚴肅地審視了我自己的自私。認識到這一點之後，我開始不把自己當作那麼重要了。

幾個月之前，和我們一起練功的一個人中風了。接著他又心臟病發作了。師父說過：“但是真正修煉的人，你帶著有病的身體，你是修煉不了的。我要給你淨化身體。”我想弄明白這個人是怎麼了，以至於他會得心臟病。我跟他談了談，他承認他吃藥，經常去看病，而且同時他在練其它的東西。他也不相信師父有任何超越常人的能力。

我覺得我應該對此做一些甚麼。要是我甚麼也不做，這個人有可能還沒等明白大法到底是甚麼就死了。由於中風，他不能開車了。他住得太遠，所以我們不可能接送他參加英文學法討論。所以我決定在他家開辦一個英文學法小組。我不能肯定這個學法小組對他有了甚麼效果，但我知道他剛剛買了輛自行車，現在他可以四處活動了。

這個大法太令人驚奇了。我所帶領的英文學法小組第一次活動之後我失眠了。我哭著想到了那些我所失去的本可以用我的善心去幫助別人的機會。

我很早以前就把自己的名字和電話放到網上了。但我幾乎沒接到過任何電話。我一直把我自己當作新學員。而在我開始做這個學法小組之後，我開始不斷地接到別人的電話，要學大法。一個教會組織邀請我去教功。一個在聖地亞哥的心理學家受封莉莉在阿爾布克克研討會上的發言所吸引，找到我教她煉功。一個坐著輪椅的人也要學功。我給一家網上公司寫了一篇文章簡要介紹法輪大法。文章發表之後，一個德國人開始和我通電子信件。我引導他去讀德文版的轉法輪，現在他已經是個修煉者了。而我也不再是個新學員了。

還有一個例子。我剛開始修煉的時候，煉完功，中國學員就聚在一起，用中文聊天兒。我也想和他們交往熟悉，但他們背對著我，站成一個圓圈，用中文交談。沒有人讓開一個位置讓我也加入進來。他們也從不邀請我煉完功一起去吃早飯。我於是得出結論，中國人不喜歡和我討論他們的個人問題。

有一次我和另一個中國學員談話，我誤解了他的意思。於是那個弟子說，他在跟中國人和西方人說話的時候，由於“東西方文化的不同”，他總是必須調整思路。

我的善心越來越強之後，我開始主動和別人說話。我開始更關心他們怎麼樣了。我真的變得關心別人了。於是有趣的事情發生了。當我對別人感興趣的時候，別人也開始對我感興趣了。我驚訝地發現我第一次跟一些中國女子們談論的話題竟然是，性，以及她們和她們丈夫之間的矛盾。事實上，我們幾乎談到了所有的個人問題。現在，當我和中國弟子們在一起的時候，我們經常一起大笑著開對方的玩笑。我們坦誠地討論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執著，怎樣提高自己，以及種種個人問題。

我越是更少地想到自己，我越更多地想到大法和別人，我越更深切地意識到：在修煉者之間，沒有文化的不同，只有應該去掉的執著。

另一個變化發生在我參加了6月9日和10日週末在三藩市舉辦的媒體培訓之後。其中的一個練習是，我們要相互講一講甚麼東西影響了我們不能全身心地投入正法。我談到了我非常愛睡覺。還有，為了確保“把事情幹好”，我還有個工作模式。在我談這些的時候，我認識到我還有常人的價值觀和思維方式。我仍然沒有把大法放在我個人的興趣之前。這其實是我自私的另一個表現。

認識到了這一點，回到聖地亞哥之後，有三個弟子都找我，要我幫忙做大法的事情。我在“婦女良心”這個專題上幹過一點事情，所以我們聯繫人知道我計算機裏有這方面的信息。於是她從瑞典的哥得堡給我打電話，要我幫她寫一個關於婦女遭受酷刑的7分鐘的演講稿。因為我是猶太人，三藩市的另一個弟子請我想辦法邀請三藩市的猶太人參加為支持受酷刑迫害的人而舉辦的聯合國國際日公眾信息交流會。還有一個弟子要我幫助他出版一個社論，是關於西方媒體對馬三家勞動教養所的報導的。

僅僅因為我認識到我把工作放在大法之前的錯誤，我就得到了很多做大法事情的機會。也就是說，當我準備好要做更多事情的時候，我就得到了更多的事情要我去做。當我有了內在變化的時候，外部世界就會體現出變化來。

如果說外部世界的變化是由於內心世界的變化而導致的，那麼，我要問一問這個問題。我是大法的一個粒子。我有責任發正念鏟除邪惡。但師父在2001年加拿大法會上告訴我們：“當然了,我們在清除邪惡的時候大家要注意，抱著顯示心理，抱著常人的怕心或者是不純的念頭，都不能達到目的。”但邪惡仍然存在。這是不是因為我還沒有徹底改變我的內心呢？顯然，我還要繼續努力。

（2001年芝加哥法會發言稿2001年6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