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秋天，在我作為駐北京攝製室負責人出發去北京之前，一個好心的同事安慰我說：「只要與政治無關，所有在中國發生的事你都可以報導。」而這幾年我在中國學到的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所有的事情都與政治有關，至少按照那些負責我們的官員們的觀點是這樣。他們使駐外通訊記者這個夢想中的職業越來越變成噩夢。

我們對這個國家的報導不得有「反中國的」、不得有「反社會主義的」，說得明白一點就是：不許批評。例如1999年10月中華民族要歡慶中華人們共和國成立五十週年，而我們卻特別地被工作賣力的官員們阻擾。

如果事情棘手就會出現「技術故障」

我們在使館區的攝製室沒有進行衛星轉播或直播的技術裝備。這在中國是禁止的。我們必須經過政府控制的國家電視台CCTV發回消息。這樣在一些情況下就會出現「技術故障」。有那麼幾個新聞報導就是這樣從沒能發回漢堡去。

其實這只是個別的例子而已，因為中國的領導人不需要檢查。他們信賴嚴密的控制網，暗中盯梢和各種牽制。

在我和攝相師科曼德和音響師馬厄在中國途中進行採訪前，必須首先克服種種障礙。如果我們想在北京以外的地區拍攝，必須在此之前經過一個很漫長無聊的手續。對此負責任的是外辦、省政府的外國人辦事處，他們要精確地知道，我們想拍甚麼以及何時、何地和為甚麼。

例如，我們拍了一個名為「亞洲面貌」的系列報導，內容是關於一個南部的少數民族。在哪個村莊允許我們拍攝以及我們的採訪對像等都由外辦決定。其中正好是沒有那些北京的領導們不願意看到的人，也沒有那些對自己的生活不滿意的人。村裏的人異口同聲地頌揚著共產黨的英明決議。當然在我們到來時，巷子裏和院落裏都乾淨異常。孩子們在這一天也穿上了鞋子，老酒鬼們被趕走，沒有人懶洋洋地在酒館裏呆著。

得到消息非常困難

我總是很勤奮的學習漢語，但是這卻滿足不了多於禮貌性的交談。語言障礙對十分好奇的記者來說是個真正的不利因素。然而就是當我們的製作人多爾和翻譯陳家楊（音譯）進行電話調查以及直接向公司、個人或者是政府機構提問時，我們得到的回答經常只是簡單的：「我們不允許提供信息。請你們和外辦聯繫。」

想得到消息在中國是罕見的困難。國際互聯網上的最有意思的網頁都被封鎖。對重大的政治比在任何地方都要封閉。在共產黨的幕布後面到底進行著甚麼，我們只能進行猜測。以前在莫斯科的同事稱這為「剋裏姆林宮占星術」，駐中國的記者們直到今天仍須掌握這一科。

「我們沒有相關的圖片」

在1999年10月1日軍事大檢閱前，我們的編輯部門追問我們有關中國國慶五十週年的事。一節目計劃者希望我們能採訪一個政治異議者的家庭。那時我們有很大的困難，能無危險地採訪那些沒被懷疑的目擊者們。也許某個人是損傷毛澤東的形像的、質問鄧小平的政治改革或者批評當前的時政的。我們的剪輯師經常製作不全一些大的事件報導。我們給德國電視一台的時事節目中的消息只能說：「我們沒有相關的圖片」。

我們怎樣做到在一個把洪水和地震都當作國家機密的國家裏得到消息並發布出去呢？答案是：費盡心機使用各種手段，但首先是得有很多很多的耐心。誰如果沒有在這裏學會採取迂迴曲折的方法達到目標，他就會很快得胃潰瘍。其中的一個藝術就是，你得尋找合適的時機。

如果我明天在中國申請作一個關於賣淫、艾滋病或者貧窮方面的報導肯定會遭到拒絕，但有時候共產黨自己也不得不公開地對社會上的一些不良現象進行報導。當他們自己在追責賣淫或腐敗現象時，德國的電視台也就允許隨著這股風進行報導。……

所有攝製室的工作人員們都覺得在中國的工作很費神，但同時又很豐富。有時候我們也會碰到很配合我們的陪同，他們能冒著危險滿足我們的願望。我們也就同時經歷了中國人是怎樣施計謀躲過監控系統或者乾脆對此置之不理的。

我們的特殊的責任在於維護中國的信息來源。我在與此矛盾的事件中丟失的不多，在最糟糕的情況下將會驅逐出去。但那些向我們提供消息的人或者我們的採訪對像卻往往得冒著坐多年監獄或被勞教的危險，如果他們對我們講了一些會被某級政府歸為國家機密的事情的話。

在這種情況下建立一個值得信賴的信息網就特別困難。沒人願意來我們的攝製室。我們的攝製室所在的樓房一直被監控著，在入口處中國人得出示他的證件。我們的傳真機和電話機也同樣不保險。沒人知道，在哪裏和甚麼時候開轉著磁帶。一點也不奇怪，向我們提供消息的人一般都堅持在露天碰頭。
……

我的夢想：當中國在以後的年月裏經歷了些甚麼……，我能在北京和一個理想的攝製組在一起。一場社會變更，它會很順便地贈送給駐中國的外國記者們正常的工作條件。

（德國學員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