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來人們關於公正的概念總是包括兩個方面：美德取勝，邪惡受罰。

我們有幸活到這樣的時代，現在美德儘管沒有取勝，但也不總是被狗追著咬了。挨過揍的、身子虛弱的美德，現在被允許穿著自己的襤褸衣衫走進屋裏，在角落裏坐下，只是別吱聲。

然而誰也不敢提到邪惡。是啊，美德受過凌辱，但邪惡卻沒有存在過。是啊，有那麼幾百萬人給幹掉了，卻沒有應負罪責的人。誰只要吭一聲：「可是那些……」──四面八方就會向他發出責備的、起初還是友好的聲音：「您怎麼啦，同志！為甚麼要去觸動舊傷痕呢？！」(甚至對《伊凡.傑尼索維奇》；退休的藍箍帽們也正是以此為理由加以反對：為甚麼要去觸痛那些蹲過勞改營的人的傷處呢？應當愛護他們呀！)隨後棍子就上來了：「嗤，沒有整夠的！給你們恢復名譽過頭了！」

在西德，截至一九六六年，已經判處了八萬六千名納粹罪犯。──我們氣急敗壞，我們不吝惜報紙篇幅和廣播時間，我們下班後還留下來開大會和舉手表決：「太少啦！八萬六千──太少啦，二十年──也太少啦。接著幹！」

而在我們這裏判處了(據最高法院軍事審判庭所述)──將近三十人。

在奧德河和萊茵河彼岸發生的事情──我們心急火燎。而在莫斯科郊區和索契附近的綠圍牆後面所發生的事情，殺死我們丈夫和父親的人正坐著汽車在我們街上經過，而我們還給他們讓路，這種事情，我們既不心急，也不火燎，我們無動於衷，不要「翻舊帳」嘛。

然而；如果把八萬六幹個西德人按比例折合成我國的人數，應當是二十五萬人！

可是，在四分之一世紀裏，我們沒有找出他們中的任何一個，沒有把其中任何一個傳到法院去，我們怕觸痛他們的傷處。作為他們的象徵，在格拉諾夫斯基大街三號住著洋洋自得的、頭腦僵化的、甚麼也沒有想通的、渾身浸透著我們鮮血的莫洛托夫，他氣度高貴地走過人行道，坐上又長又寬的小汽車。

不是我們當代人所能猜出的謎是，懲罰自己的惡人的機會為了甚麼給予了德國，而俄國卻未能得到？如果我們永無清除在我們體內腐爛的穢物之日，那麼我們將面臨一條怎樣的絕路？俄國將給世界做出甚麼樣子？

在德國的法庭上時而出現一種奇絕的現象：被告雙手抱頭，放棄辯護，不再向法庭提出任何要求。他說，在他面前重新展示出來的他犯下的樁樁罪行，使他充滿厭惡，他不願再活下去了。

這就是審判的最高成就：邪惡受到如此深重的譴責，連罪犯都避之不及了。

一個從法官席上八萬六千次譴責了邪惡(在著作中和青年人中間也進行了不留餘地的譴責)的國家──便能夠一年一年地、一步一步地擺脫邪惡。

那我們怎麼辦呢？……將來我們的後代會把我們這幾代人稱作窩囊廢的幾代：我們先是乖乖地讓人家成百萬地毒打，然後我們又關切地照料殺人犯過一個平安的晚年。

如果俄羅斯偉大的懺悔傳統他們根本不懂而且覺得可笑，那怎麼辦呢？如果他們對於承受他們給別人所造成的痛苦的百分之一都懷著動物的恐懼，而這種心理又壓倒了他們身上任何公正傾向時，那又怎麼辦呢？如果他們死死抱住用死難者的鮮血培育出的利益的果實不放呢？
……

在二十世紀，不能幾十年不區分甚麼是應受審判的暴行，甚麼是「不應該翻的舊帳」！

我們應當公開譴責宣揚一部份人可以懲治另一部份人的思想本身！對邪惡默不作聲，把它趕進軀體裏去，只要不暴露就行──這樣做我們就是在播種邪惡，有朝一日它將千倍地冒出來。我們不懲罰甚至不譴責惡人，這不單單是在保護他們卑微的晚年，這等於從下代人的腳下挖掉任何公正觀念的基礎。他們之所以長成「漠不關心」的一代，正是這個原因造成的，而不是因為甚麼「教育工作薄弱」。現在的年輕人腦子裏裝的是，幹壞事在人世上永遠不會受到懲罰，反而一定能帶來好處。

生活在這樣的國家裏夠不舒服，夠可怕的就是了！

（原載《思想的境界》論壇）

<編註﹕道德的敗壞，讓人類經歷了假惡暴橫行的時代；世間的苦難，反過來又考驗著人們對神的信仰。這一次，歷史將做出最終的抉擇。──在過去的20個月中，因為迫害正法和正法修煉者，江澤民和他的追隨者犯下了彌天大罪，欠下了累累血債。不久的將來，善良的人們會看到，惡者難逃懲罰，江澤民註定要為他的邪惡行徑承擔歷史罪責，追隨江澤民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惡之徒也必將受到應有的懲罰。>

（2001年4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