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突然出現大量關於華裔學者回國而被國家安全部，北京的克格勃，抓捕的消息。2月11日，持美國綠卡的政治學訪問學者高瞻在即將離開她的祖國時被捕；她的丈夫和5歲的美國籍兒子被扣留一個月，且未能尋求領事保護。現在我們又得知李少民，一個在香港城市大學任教的美國公民，2月25日在深圳失蹤後被秘密拘押。徐澤榮，一個在廣州任教的香港教授去年8月遭受同樣命運，目前仍下落不明。

在所有這些事件中，中國政府都沒有詳細公布這些學者大概違反了何種法律。在中國，到底經過了哪些司法程序，甚至是對被告本人，都基本上是秘而不宣的。這種處置方式已經司空見慣－－宋永毅，一個研究文革的旅美社會學家於1999年被捕，5個月後被釋放，官方沒有做出任何解釋。在此期間，還有好幾個類似事件發生，但尚未引起廣泛的關注，部份原因是受害者的家人擔心公開消息會影響他們儘早獲釋的機會。因此，近來的逮捕事件代表了連續趨勢的一個高峰。美國的新任政府，因已對中共對美國和台灣的意圖感到可疑，也許傾向於將最近的逮捕事件視為敵對姿態。更確切地說，應被解讀為是對美國的挑戰。華盛頓政府和美國及香港學術界都應就此事件做出強烈反應。這些事件甚至還應該被解釋為中國政府因無力掌控其於外界接觸關係而頗具挫敗感的征像，而不應將其視為新的外交政策計劃。

江澤民近來對華盛頓郵報發表的談話證明了這個觀點。江似乎並不清楚逮捕高瞻的詳情，他對美方如此重視該事件表示驚訝。不知江本來就對西方的人權概念不甚了解，還是他這次不留神說了真話，他似乎無意以此事件對華盛頓發出冷卻兩國關係的信號。當美國國務卿柯﹒林鮑威爾向中國獨攬外交政策大權者錢其琛提出這個案子時，錢的回應聽起來更像是欲調和此事。

逮捕事件有可能是中國外交部和安全機構勢力之爭所致。但總的來說該事件更像是國安部對一些事態發展所做出的反應。最典型的新事件就是即將出版的中文版「天安門文件」，其中最敏感的部份很快就會發表在互聯網上。這已經引發了北京的憂慮。

泄漏如此高層的機密－－包括中國的最高領導人如何決定在1989年下令對示威學生使用致命武力－無疑促使信息把守者加倍努力。他們企圖恐嚇學者、新聞記者，尤其是那些以後有可能導致更多信息泄漏的華人。並且，由於因特網使得在海外發表的材料很容易地流入中國，重點自然地由防止異見觀點流入境內，轉移到恐嚇那些研究敏感問題的學者，使他們自我「檢點」。

有各種不同的方法來達到這個目的。非華裔的外籍人通常可能被限制入境－有時他們被強行驅逐出中國或被列入入境黑名單。但是國安部認為它可以更嚴厲對待持有外籍護照的華裔。這項政策的起源要早於共產黨建政。中國的皇帝宣揚「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即便是那些生活在中央帝國邊界之外的人們。甚至在1949年以後，中國與它的亞洲鄰國的關係還不時由於北京努力與漢族僑民保持特殊關係而導致緊張。北京假藉這段歷史為由而違反協定，禁止被拘押的持有外籍護照的中國人獲得領事保護。

這種霸道的策略可能非常有效；比如，有些專門研究中國的學者，因害怕官方報復等原因而不願意對鎮壓法輪功發表意見。但中國可能過高地估計了它逃脫罪責的可能性。它的恐嚇運動最有效的時候是，有關學者或記者的受害新聞在同行中傳播開來，但是受害者們因過度害怕而不敢聲張和召集同行為他們抗辯。然而一旦這些事件搬上了新聞報紙的頭版，受害者就變成了殉道者，並且其他人也就敢於效法他們。

這說明了最佳的策略是予以還擊。一條校園自明之理是，恃強欺弱者面對反抗時往往都變成了懦夫。對每一逮捕、驅逐出境及列入黑名單都應予以廣泛公開，學界人士可以強調中國政府的這些行動將破壞國外與大陸學界的富有成效的合作環境。還可以向西方政府施壓，促其對所有公民提供同等程度的領事保護，無論受害人的種族背景。同時，也應該提醒北京，出國的中國人正在陸續回國－許多人為了報效祖國不惜降低薪酬－他們如果被以間諜對待，他們將不再回國。

現在最關鍵的問題是圓滿解決高女士、李先生和徐先生的事件，這樣學者們才不會因為被恐嚇而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