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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界評論:再訪「4﹒25」
撰文:華夏史
【明慧網2001年4月26日】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是一個中國歷史上極其特殊的日子。

這一天,一萬多名普通的中國人民不約而同地來到北京國務院信訪局,嚴肅地行使了一個中國公民擁有的憲法權益,從容地盡了一個中國公民的義務:平和有序地表達自己的意見。

這一天,一個泱泱大國的總理,面對普通民眾的訴求,表現了一個現代政治家應有的風範和人民公僕的本色,親自接見了群眾代表,聽取他們的訴求,及時妥善地解決了他們的問題。

這一天,所發生的一切,被世人讚譽為中國百姓對自身憲法權益和義務的覺醒,中國政府對現代民主與法制的尊重。這一切標誌著中國正在進入現代文明大國之列。

然而,在這之後發生的一切,徹底打碎了世人對中國政府短暫的夢幻。

這一天,成為一場惡夢的開始。

這到底是為甚麼?

兩年後的今天,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425事件發生、發展及其引發的後果有著極其複雜而深刻的背景。對這一事件進行一個詳盡的剖析將有助於世人了解中國特殊的政治、經濟和文化背景,喚醒國人的覺悟和良知。

一、江集團的獨裁本質決定了它不能容忍民間的獨立思想和活動。

現代文明社會的特徵是小政府,大社會,民間團體是社會的主要力量。而在中國,大部份所謂民間團體,如青聯,婦聯,以及各種宗教團體實際卻為官辦或為政府控制。例如,寺廟裏掛有「本寺黨支部」的牌子。而國際社會則將中國的民間團體戲稱為「公公」(GONGO-Government Organized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既政府辦的非政府組織。

與廣播體操和全民健身運動等等由政府組織的活動不同,法輪功是一個由民間發起,在民間流行的祛病健身、修心養性為主要宗旨的民間活動。

法輪功與其他氣功的顯著區別,如以修心為主,免費教功,不追求功能等,使其得以迅速傳播。法輪功在中國的傳播還得益於92年之後中國改革開放進入一個新階段,經濟建設再次成為中國政治的中心問題。所以面對美國新聞週刊記者的發問:中國政府對法輪功這一不同於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精神運動為何能夠容忍時,中國政府官員毫無掩飾地回答:因為法輪功給政府節省了大量的醫療費用。

在1992年到1995年之間,法輪功受到中國氣功協會、公安部見義勇為基金會、中央電台電視台、地方電台電視台大量的褒獎和讚譽。從中央到地方大量的各級領導幹部修煉法輪功也是一個公開的秘密。

由此可見,面對一個興起民間運動,中國政府首先採取的對策是為我所用。但當法輪功發展壯大到數千萬人之眾,政府採取的對策就轉變為由我所控。

中國氣功協會領導就曾提出要成立法輪功科學研究所,建立全國性的學術團體,並要派遣領導幹部參與管理,甚至要建立基層黨支部等等。這表面上為是政府重視和支持,但本質上則是要把這一民辦活動變為官辦性質,從而達到徹底控制的目的。

對許多氣功師講,與政府「掛靠」是求之不得的機會。「政府評定的氣功師」稱號意味著名利雙收。

法輪功創始人李洪志先生卻不以為然,堅持法輪功不同於其他氣功活動,乃個人修煉行為,無須建立組織結構,否則其純潔性難保,他在給法輪功北京老學員的信中說:

「我們沒有組織形式,走了一條大道無形的路,不存錢,不存物,不給官當,沒有職務。」「如果能夠獨立註冊最好,由北京統一向國家註冊登記,各地不要單獨註冊登記或申報。如果不能夠獨立註冊,那就還像原來一樣,群眾自發地學法、煉功,沒有組織,自願參加晨煉,保持其特點和純潔。」

李先生不僅不接受「招安」,還退出了中國氣功協會並批判其「向錢看」的不良傾向。「搞甚麼評定氣功師,那是幾十年修出來的,不是評出來的,評這些東西是對社會不負責任的,對社會有害的。」

至此,一個中央極權的政府和一個希望保持獨立人格的民間運動之間的衝突已是不可避免了。因此,對法輪功的秘密監視和調查;地方公安對法輪功學員的騷擾與勒索;一些人利用職權發動政府喉舌對法輪功進行批判;禁止「轉法輪」繼續出版,直到天津公安拘捕法輪功學員等一系列4.25事件的前奏,都只不過是這一根本性衝突的表面反映。

從本質上講,江集團與法輪功的衝突是極權統治制度與民眾的獨立精神追求的衝突;是中國走入現代社會所付出的痛苦的代價。在這場衝突中,法輪功從一個以不參與政治為原則的鬆散修煉群體,成為自89學潮之後,當代中國衝擊腐朽政治的更頑強,更具理想和信念,更具廣泛社會基礎的民間力量。

中國要想文明,要想進步,就必須有更多的像法輪功這樣具有獨立人格的,敢於兌現自己的憲法權益,敢於成為社會的良心,並敢於為公正犧牲的和平而有理性的民間團體。

二、江澤民對權力的貪戀和偏執導致其對一切民間運動的恐懼

回顧中國歷史,歷朝歷代對民間思想家和民間運動的戮殺,無一不是當權者出於對自己的大權旁落的擔憂。最近披露的「天安門文件」,再一次清楚地表明,對學生運動的鎮壓,對黨內人士的清洗是政治老人對自身大權旁落的偏執心理所致。對他們來講,世上所有的人都和他們一樣,把權力視作生命,不惜殺人害命也要保住權力。擁有無上權力和專政工具的他們自然毫不留情。江澤民也不例外。

4.25事件在江的眼裏並不是甚麼老百姓上訪喊冤,而是在太歲頭上動土,江多疑的秉性決定了他對4.25事件近似偏執狂的判斷。4.25事件在朱鎔基總理舉重若輕地善解之後,江更加憂慮,徹夜難眠,模仿先人,寫起了九十年代版的「我的第一份大字報」。他在當晚給政治局委員的信中寫到:這一事件引起我深深的思考,這麼大的事,這麼有組織是否有西方勢力的參與和高手的操縱。他還驚慌地寫到:這些人中有黨政機關幹部、知識分子、甚至軍人……

「西方勢力」只不過是一個幌子。編造所謂的「西方勢力」是哄騙中國老百姓的慣用伎倆;而懷疑有「高手」操縱才是江的心病所在。

朱鎔基總理一直對法輪功持寬容態度,又在四.二五事件受到法輪功學員的讚揚,令人想起當年天安門廣場上的趙紫陽,倘若江有鄧小平的資歷,恐怕朱鎔基總理一職難保。最近的事實表明,朱也不得不違心地表態支持江對法輪功的鎮壓,不再是黨內的「良心」。喬石,李瑞環等對法輪功的曖昧支持,更使江寢食難安。

江雖然才智平庸,搔首弄姿,附庸風雅,但他心狠手辣。在同一封信中,他再次強調了他的一句名言「要把一切不穩定因素消滅在萌芽狀態」。兩年來的事實證明,法輪功越頑強,他就越恐慌,手段也就越殘酷,完全失去了理智。

江對一切「不穩定」因素之所以更加多疑和敏感,和他自身上台的時機和合法性也有關。「天安門文件」清楚地表明,他的上台是八位政治老人發動的宮廷政變的產物,也非黨內合法選舉的結果。一個政績平庸,對學生和民主人士毫不留情的他一夜之間登上皇位,可以講,如今黨內任何「高手」都可挑戰江的地位,他的非常「震驚」和「擔心」不足為奇。對江來說,四月,太敏感了,六月,太可怕了。江在國內掀起抓捕美籍華裔學者的高潮則是出於同樣的原因。

我們注意到,在江與華萊士的採訪發表之前,法輪功一直給江下台階的機會,要求他糾正他手下人犯的錯誤,但在採訪中,他對法輪功更加離譜的攻擊與中傷再次把他推到了反法輪功的前台。其實,由於他是最擔心「大權旁落」的人,他必然是站在反法輪功的最前沿。如4/25當夜給政治局委員和有關領導同志寫信;親手向外國元首們散發反法輪功的宣傳手冊;在法國接受採訪時,首先定法輪功為邪教,再逼人大立法使其觀點法律化。聰明的立法委員們迫於壓力雖然立了「反邪教法」,但卻始終沒有說法輪功是邪教。如今歷經多次運動磨瀝的中國人,自然知道新中國曆次滅絕人性的鎮壓運動之後便是平反,要給自己留條後路。

江則不同,如今195條法輪功修煉人的人命,已使他成一個雙手沾滿血腥的千古罪人。作為中國的米洛捨維奇,他深知結果只有兩個,要麼死在台上,要麼死在監獄裏。這就是他為甚麼千方百計、不擇手段地要做鄧二世,當太上皇的原因之一。他與法輪功的鬥爭是生死之戰。他個人的瘋狂使中國政府倍受國際社會的譴責,處境十分尷尬。而海內外一些鼠目寸光之徒,利慾薰心,竟願替他陪葬,實在令人痛心。

要想留在權力的中心,絕招之一就是製造所謂的危機,有危機就需要有「經驗」的人(就是製造危機的他自己)來領導,這就是為甚麼如今「危機」四起,江不怕危機,就怕沒有危機。4.25事件,江正好借題發揮。如果有一天,江不惜發動台海戰爭,製造更大的危機,大家不必感到意外。台海情勢自江登基後日趨緊張,如何走向全憑他個人政治上的需要。試想,如果他真是關心民族大業之人,就不會把相當幾十個台灣的大片國土主動割讓給俄國人。

鎮壓法輪功還是江將鞏固其權力的需要。首先,他壓過了朱鎔基反其道而行之,顯示了核心地位。其次,利用反法輪功測試大家對其追隨、忠心的態度,若有曖昧者,正好鏟除。再次,反法輪功轉移社會矛盾和大眾注意力;所以他把法輪功列為中國政府頭號問題,而中央黨校的民意測驗顯示頭號問題是黨內的腐敗,法輪功只在在十位之後。最後,殺一儆百,利用鎮壓信奉「真善忍」的法輪功信眾,向各類對其統治不滿者示以顏色,「紅色恐怖」由此而來。

江的對外政策也突出地反映了這一點。他千方百計地討好西方國家,不顧尊嚴禮儀,吹拉彈唱自塑開明形像。面對使館被炸,領空被侵,同胞冤死,他利用老百的民族情緒和軍方的強硬立場給美國施壓,自己則頻送秋波,「大家碰車了應該互相說一聲對不起」。他一面讓自己在軍隊的心腹放硬話,一面放了美國人。在國內則以篡改美方答覆愚弄百姓。他成功地讓西方認為他是一個開明人,受強硬派和保守派的壓力,才不得不作一些得罪人的事。對第三世界,他不惜重金收買見利望義之徒,獨裁專權之輩,再次逃脫了國際人權的審判。他還不惜揮霍人民血汗組織司馬X等不學無術之徒500人的活動團為其令人髮指的人權記錄辯護。

如果我們相信江殘酷鎮壓法輪功是因為法輪功違反「馬克思唯物主義和辯證法」,那就大錯特錯了。但中國官辦的「道教」、「基督教」、西藏官授的「喇嘛」、「活佛」、「轉世靈童」不都是江給的俸祿嗎?如果我們相信江殘酷鎮壓法輪功是因為「小腹部位有一個旋轉的法輪」是「迷信」,那就又錯了。江本人十分相信氣功,他不僅享受「氣功大師」的保健治療,還常請江湖術士掐算自己的皇運與天壽。

由此可見,江鎮壓法輪功初始動機,江鎮壓法輪功的升級,江鎮壓法輪功的最後瘋狂,只有一個非常簡單的原因:個人與家族的權力!一個獨裁者存在的唯一理由!

三、卑鄙的投機政客為追逐權力不惜製造冤案。

有了昏君就有了暴政,有了暴政便有了佞臣。

在過去的五十年中,政治運動從來就是「幾家歡樂幾家愁」,有人得勢,有人失寵。在過去的近二十年裏,中國由於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一些靠吃「政治飯」起家的各類人士便逐漸失去了往日的輝煌,仕途的升遷也變得渺茫。要想「再造輝煌」,重登權力高位,唯有一條路:搞運動。(還記得那個時代一些人表現出的亢奮和對政治運動的信念嗎?)他們深諳獨裁者的精神弱點,和中共制度的反動性。製造運動便是既合聖意,又謀私利的兩得之舉。

羅幹、何祚庥這對連襟便是「天造地設」的一對。羅幹乃李鵬心腹,曾任國務院秘書長,後任政法委書記,由於鎮壓法輪功有功,有望入圍政治局常委。對羅幹這樣沒有經濟工作經驗,也無突出才幹的人(據說是李鵬用人的必備條件之一);要想「更上一層樓」實屬不易。況且李鵬大勢將去,沒有新主子更難有所作為。捷徑只有一條,證明有人威脅江的地位,證明自己的忠心並不遺餘力地保衛新主人而表盡忠心。

6.4之後的中國,「哀莫大於心死」,老百姓對政治「敬而遠之」,對金錢「追而求之」,號稱「十億人民九億倒(倒買倒賣),還有一億在尋找」。有數的幾位異見人士,流亡的流亡,坐牢的坐牢,招安的招安。花錢也買不出一個「反黨集團」來。反腐敗,太危險,弄不好大水沖了龍王廟,還會引火燒身。政治改革,更危險,連總書記都能改掉烏紗帽,何況小小政法委書記。還是連襟何兄有辦法,整氣功。
何先生是以捍衛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著稱的科學家,長期在文革「紅旗」雜誌編輯部工作,以畢生精力從事反「偽科學」事業。氣功也的確太玄乎,甚麼特異功能,發功治病,以何先生的淵博學識也解釋不清,必是「偽科學」無疑。

說實在話,中國的氣功界真是很亂,本來一個好好的老百姓自己煉煉,修身養性,祛病健身的事,一下冒出一大把「氣功師」來,又是表演特異功能,又是開氣功門診,甚至教人氣功治病之道,真假難辨。許多人煉了神神叨叨,瘋瘋顛顛,的確有抓一抓的必要。

無奈,這些門派都太小,抓誰也搞不出驚天動地的事業來;突然發現,新出現的法輪功竟有七千萬之眾,不僅人數超過了共產黨員,而且修煉者中有許多共產黨員,革命老幹部,軍人,國家黨政機關幹部。真是難得的「運動對像」。只是法輪功與其他氣功不同,不追求也不顯示特異功能,不允許開門診搞治病,不允許神神叨叨,恍恍惚惚,也不允許參與政治,且要求遵紀守法,所以秘密調查了兩三年也找不出碴來,好不容易找了幾個提供「黑材料」的「前法輪功修煉者」也很快被大量事實所否定。

既然從政治、司法角度下不了手,只有請何先生從「科學」角度出發,「科學」選用其他氣功或氣功師的各類問題,「科學」地套在法輪功頭上。這樣一來,一個規模龐大,「問題眾多」的「迷信」組織被刻畫出來了。先上報紙,再上電視,再上雜誌,不怕你來反映情況,就怕你不來,人來得越多越好,小刺激不夠,就抓人、打人,來點大刺激,最後乾脆自己走到上訪的法輪功學員中間招搖過市,真心希望哪一位「真善忍」沒忍住的法輪功推搡我何混混一把,「暴力集團」就應運而生了。沒想到法輪功那麼老實,對「老鼠過街」連喊打的都沒有。不過既然把這群人引到了中南海,再給江總遞上「黑材料」,重點強調法輪功人數眾多,滲及黨政軍幹部,知識分子,又受到黨內「高手」喬石、朱鎔基的支持,不怕這生性多疑的「核心」不買帳。果然,一件世紀冤案就此產生了。

從此何老領銜「反邪教科學委員會」,羅幹成江總離不開的得力幹將,哥倆終於又回中國政治舞台的中心。他倆從此走到那裏(術語叫蹲點)那裏就多一份血案,多幾個冤魂。江總也就一步一步地隨著他們走向深淵。中共與中國政府因他們背上了殘害百姓的罪名。

如今最高興的大概是XX了。江澤民手上的血使他們成了同病相憐的弟兄。昔日的對手成了今日的盟友,羅幹真是既贏得了新主子的歡心,又解了老主子的後顧之憂。

由此可見,一旦有了昏君和暴君,奸人佞臣便會應運而生,世間邪惡暴虐之徒便興風作浪,人間便災難無盡。

當日前一篇文章: 法輪功學員再度在日內瓦聯大介紹法輪大法
當日後一篇文章: 2001年4月26日大陸綜合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