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道德和良知是衡量行為的唯一標準

功利的考慮、某種主義和思想流派、自私的觀念甚至實踐都被人們事實上或者在理論上當做行為或者真理的標準，但是這些標準都是十分不牢靠的。

在政治運動中，為了自保出賣他人的人在內心是愧疚的；認為聽從領袖的教導、單位的安排、黨的指示或者階級鬥爭的觀念而對他人進行不人道的迫害、造假、撒謊、污衊和栽贓陷害、刑訊逼供等等，都違背了做人的基本道德。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無非是主張管用就是真理的庸俗的實用主義。而道德和良知，其實如同在家長教育孩子的時候一樣簡單明瞭，例如不撒謊、說真話、不損害他人、講求正義、不畏強暴等等。只不過人們在這些基本的品質遭受權力的考驗時，不肯按照良心的昭示行事，卻為了保全自己受到威脅的利益而順從了權力，從而對他人造成了傷害。當然，人在這樣做的時候，都會進行一番慎重的利益和諸多因素之間的權衡，甚至用自己名利方面的保全和獲得來論證或者彌補良知上的損失，實際上是對自我良心的作踐。其實，只要你認識到良知和道德的寶貴，就沒有必要進行複雜的權衡和算計了。這點在儒家的學說中是毫不含糊的。在儒家看來，如果生命和仁義發生了矛盾，捨生取義是也。儒家的學說就是要求人達到這樣的思想境界，許多儒生懷著這樣的信念為國家和社會前赴後繼、殫精竭慮甚至赴湯蹈火，這就是儒家學說維持中華文明兩千年的奧秘。沒有這些，政治、學術、思想等等都不能持久。李自成一進城就不行了，中共掌權五十年就已經腐敗到今天令人震驚的程度，真是到了亡黨亡國的時候了。道德對人的制約在兩千年中絲毫不爽，今天也沒有任何人任何組織可以逃脫“喪失道德必然滅亡”的命運。當然，滅亡前的邪惡總有一番瘋狂，對暴力和謊言的依賴無以復加，而這正是它愚蠢和短命的表徵。因此，顧準想明白了，很多人堅信真理和正義的力量，在他們的堅守和承擔中鑄就了他們偉大的人格和真正不朽的精神。

當然，在權力的迫害中，人的內心是暴露無遺的，你的怯懦、自私和對利害的權衡昭然若揭，甚麼自由主義、人權、親情都沒有用，你怎麼決定，你撒不撒這個謊？你揭不揭發別人？你肯不肯承受痛苦？你能不能拒絕自己欺騙自己？能否說到做到？這些都是簡單的，而複雜的權衡往往落入功利的陷阱。在契可夫的小說裏描寫的非常清楚，在死亡面前人的內心世界暴露無遺，你為了真理和正義能夠平靜地面對死亡嗎？那時候，甚麼都沒有用，你的人格、你的品位和意志是唯一的依托。你所依靠的是人人擁有的構成一個人的最基本的要素——人格和良知。如果馬克思主義好，為甚麼那麼多中共官員腐敗？它們真的信仰共產主義嗎？馬克思主義有足夠的道義力量讓人們內心信服嗎？根本沒有。黑格爾和馬克思都露骨地宣揚，惡是歷史發展的動力，還是有人不明白它們是甚麼貨色。中共是非常推崇洪秀全的，而馬克思在了解太平天國的惡行後把它稱為中國的魔鬼。現在又甚麼“三講”等等，都是自己都不相信的偽善和令人作嘔的幌子，既掩蓋不了眼下的惡行，也改變不了意識形態上的原罪。一個人的所作所為而絕不是自我的標榜，才是真實的自己。

當然，不是所有的學說都承認良知和道德的作用。一些學說表面上也冠冕堂皇。甚麼解放全人類，但是在解放前要消滅資產階級的，殺人犯能夠得到幸福嗎？甚麼階級鬥爭，整人的人下場能好嗎？甚麼自由主義，沒有對道德的重視和宗教傳統，哪裏有甚麼自由？甚麼法治和民主，沒有官員的自律、廉潔的法官和對他人的尊重，哪裏會建立甚麼公正和獨立的法律體系？甚麼科學和物質進步，沒有吃苦和積功累德帶來的福分，哪裏有甚麼物質上的富足？那些沒有重視道德的學說都是一種一知半解的知識，卻儼然如真理一般招搖過市。其實，技術和制度對一個社會都不是決定性的因素，這些是工具理性，是理性的自負。不管這些學說和思想如何，可以看看它在關鍵時刻有沒有力量指導你遵從道德和守住良知，看看那些信奉者的行為和人品，就一目了然了。

當然，人的道德衰敗了，儒家學說也不行了，才走到今天的局面。在最後的道德淪喪中，權力直接迫害的對像已經不再是資產階級思想、異己的政治觀念或者特定的人群，而是道德本身——真善忍了。這不僅涉及煉功的群眾，而且觸及所有人的良知。如果沒有道德的約束和純潔的真善忍的反襯，掌權者的惡行就無以評判了，那是多麼自由的境界啊！消滅一切異己思想，歷來是一切政治運動的根本動機。針對法輪功的暴力圍剿和謊言誣陷既表明了權力的最後瘋狂，也顯示了一種道德重建的希望。而如此眾多的民眾牽扯其中，表明無論是重建或者淪喪都是規模浩蕩。也許，權力和良知的角鬥該結束了，也許這就是基督教所說的“最後的審判”？歷史已經留給人們太多的啟示和告誡了，中華民族中的每個人都已經站在歷史的轉折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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