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歷史上當皇帝當王子的都放下權力而修煉的也不少」。1999年8月12日，我向縣委組織部交那份《辭職報告》本身，就是對邪惡勢力打壓「法輪功」一種特殊的抵制方式。這件事情不是出於感情衝動，而是經過深思熟慮後非常理智的選擇。是我們全家一致同意的。不是已有明文規定：「共產黨員不准修煉法輪大法，公務員不准修煉法輪大法。」嗎？我這個黨籍算是被動丟掉的，是組織上把我拒之門外的，而這個公務員我完全可以自己主動辭職。人類不是有句話叫「人各有志」嗎？我只不過在「當公務員」與「修煉法輪大法」間選擇了後者，國家沒有任何明文規定公民、老百姓也不允許修煉法輪大法呀！

有的人為我丟了那個所謂的「鐵飯碗」而惋惜，也有人說我煉法輪功煉的都「走火入魔」了，甚麼都不幹了。其實，不是我不幹了，是政府做出的這個錯誤決定後，不叫我幹了。按修煉的人說，這麼偉大的一部宇宙大法在世間洪傳，敢不敢堂堂正正的去證實。也有那些表面上看上去「通情達理」的親朋好友勸我：「你就在家偷著煉唄！何必這樣傻！說個瞎話甚麼都不會失去」。幾經皮肉折磨之後，公安局長、紀檢委書記也都給來過這一套。我清清楚楚的記得譚局長勸我：「你說咱們都是同齡人，我比你也大不了兩歲，你今年才35歲，就按70歲的壽命計算，你還有35年呢！你怎麼會不怕死呢？好死不如賴活著，你看街上那些撿西瓜皮吃的，都不願意死，我的一個妹妹，回去寫份《悔過書》，愛煉回家插上門偷著煉去吧！」這是1999年10月6日上午他在公安局政保股跟我說的話。因為1999年10月4日曾在看守所辦公室，他帶著一個叫王炳武的副局長坐在沙發上問我：「要槍斃了你，你還煉不煉哪？」我說：「槍斃就槍斃，有自由我就煉。」一個叫梁戰海的警察說：「你永遠有不了自由！」譚局長又問：「那就給你報槍斃了？」我沒說話。那時，我是在看守所的七院小號被隔離，只有三個刑事罪犯看著我，也真不知外面是甚麼環境，沒人給我透露一點消息。

不是人人都為了那個「鐵飯碗」而不惜一切的，大法弟子連生死都放得下，更不會為了那幾個錢兒去胡說八道，去做缺德事，去做傷天害理的事！因此，那些勸我的，軟硬兼施轉化我的，都是大錯特錯了。歷史上許多修煉的人不是一無所有而要飯嗎？現在看守所每天的兩個窩頭，還有熱乎乎的湯，足矣！歷史上也有許多王公大臣，看不慣逆天叛道的行徑而告老還鄉，我記得小時候看電影《林則徐》，忠臣們摘掉了頂帶花翎，辭別昏君告老還鄉了。人啊！為了伸張正義都能捨棄名利而不隨波逐流，而我這麼一個大法弟子，還有甚麼放不下的哪？因此，當我放棄這些的時候，非常的坦然，放下之後也真是非常的輕鬆。現在我只做一個家庭婦女，已不拿政府的一分錢俸祿，還到家裏抓我，也夠變本加厲，為所欲為的了，這在歷史上都是罕見的邪惡！也就是說他們知道我是好人，容易抓，容易打，施展起來才那麼心安理得，無所顧及，沒有後顧之憂。只可惜他們卻感覺不到這個邪惡的程度。因為人類的道德在一日千里的往下滑著，世風日下，有的人做壞事，你告訴他是在做壞事，他都不相信，他真的不相信自己是在做壞事。但是對修煉人來講無所謂。不是有許多人都知道岳飛的故事嗎？南宋時那個秦檜不是也曾掌握著生殺大權給皇帝奏本，把岳飛害死了。可煙雲過後，他卻永遠的給岳飛跪在那裏，成了罵名千載。而岳飛浩氣忠魂留世間，丹心永遠照後人。其實死又算個甚麼呢？對修煉人來說，不就換個空間嗎？而大法弟子，正法時期的大法弟子意義更深遠，未來的神都會永遠記著你！是的，正義終將戰勝邪惡，人和神鬥永遠不配！

三、這真的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扣上一個「利用X教組織破壞法律實施」的大帽子，再判處有期徒刑5年，他們就以為是「名正言順」 了，美其名曰有法律的武器。還甭說這法律制定的合不合理，就看這份漏洞百出的《判決書》及開庭的前前後後，就足以讓他們執法犯法的本質原形畢露。

2000年12月27日，公判大會在淶水縣文化廣場召開，幾千人的會場，眾目睽睽呀！淶水縣人民法院一個姓徐的副院長宣布了我和陳成蘭都是「有期徒刑5年」，我還記得有甚麼「誣蔑縣委領導」，「以人民為敵」的字眼兒。可2001年2月23日，淶水縣法院蘇金生等三人又到看守所，把我和陳成蘭提出去給我們宣判。我當然抗議這種拿法律當兒戲的行為，勉勉強強的接過了《判決書》，那上面打印的是2001年2月21日，從頭至尾我也沒找到公判大會上宣讀的那些罪狀的字眼兒，只有有期徒刑5年不變。這是偷梁換柱的做法兒。他們想把這個時間差開，卻把內容換掉了。因為我被帶了手銬，脖子上掛了一個大牌子還加了一根勒脖子用的麻繩。不可能搬個錄音機，把宣判的內容錄下來。但是，他們萬萬也想不到在給我發這份《判決書》之前半個月，我就寫好了「上訴狀」。罪惡抹不去呀！如果不是我交到法院這份「超前」的上訴狀，他們那判決書肯定還會往後拖！按一般法律程序，應該是接到判決書之後再上訴，因此2000年2月23日那天蘇金生把我2001年2月8日的上訴狀遞給我讓我重寫，我當然拒絕了，我對他說：「上不上訴是我的權利，上訴狀上寫甚麼還是我的權利，我這個不變，還是交這三份」。實在是出乎他們的預料，他又說：「你看了判決書後好知道上訴甚麼呀！」我說：「不變就是不變，法庭上明明白白都說清的事情，你們還非要這麼幹，你們真的充當了迫害法輪功弟子的幫兇！」我的上訴書只是在揭露邪惡，在證實法，完全不是為了維護個人甚麼。因此，也完全沒必要讓人指揮我甚麼時間寫、怎麼寫。上訴書比判決書超前半個月，這本身就是揭露邪惡的一個最好見證，這在淶水建看守所以來也是又一個創舉（2000年8月10日我被刑拘後直到8月20日，我絕食10天，而且行動自如，已創過紀錄），我是在宣判後40多天才寫的上訴書，並曾於2001年1月8日書面寫材料給法院催要判決書，淶水縣人民法院為甚麼置若罔聞呢？如果是光明正大的，為甚麼不提2000年12月27日的公判大會宣判呢？我當著蘇金生的面曾指責他們：「幾千人的會場上你們幹的事你們不敢承認嗎？那個宣判的徐院長不比你這個庭長官大嗎？」他們個個啞口無言。

2000年11月30日下午開庭前，我拒絕穿囚服，看守所的所長就讓人給我帶上了腳鐐。這是哪家的王法？甚麼法律上規定著上法庭要穿囚服？我當面質問劉所長及法院來提人的，他們都答不出來。只是支支吾吾的說這是規定，我問：「哪寫著那？你給我拿出來看看我就穿。」他們說不出所以然。我又對法院那個提我的人（蘇金生）說：「即然是開庭，原告被告應該是平等的，如果法庭上判我無罪，應該無條件釋放。你這庭還沒開呢，就先讓我穿上囚服！是不是說明我已經有罪？如果是這樣，那還開甚麼庭，我也不去了，你們就看著判吧！愛怎麼判怎麼判！」蘇金生答覆不上來，只是說：「你不去怎麼行？」這時法庭那邊打來電話催促，蘇打電話告訴他們說：「她們不穿囚服！」為了不再讓這辦案的人難堪、尷尬，我伸出腿讓他們給帶上了腳鐐。心想：只要不穿那囚服，只要不給大法抹黑！趕快到法庭上正法。這真的是為堅持真理的寬容，才做到了這一點。

2001年1 月10日，張明達張口就罵，伸手就打陳成蘭，我只是喊口號，抵制他變本加厲的迫害大法弟子，卻又被帶上腳鐐，還有夏洪蕊，晚上孟慶蓮、李帛蘭被同時把手銬、腳鐐帶上，直到臘月二十七，而這打人罵人的張明達卻沒聽說受任何制裁。

我愛人送來的錢，還有春節前後大法弟子送來的錢，上到了看守所的賬上，共計550元，可我一個多月支不到錢票，手裏沒有一分錢。缺了衛生紙可彆扭了，因為我們是女人啊！無奈，2001年2月14日，我把自己身上穿的一個白色高領秋衣扯成碎塊，我們就只好把這個代替了衛生紙，髒了，用水洗洗涼乾了接著用。好不容易發給了我錢票，看守所張明達開始賣東西了，這卷沒有任何包裝的衛生紙，價值不足一元錢，看守所標價5元錢兩卷，我買了20卷，他卻要355元。這真是利滾利之上的變本加厲！

因為我們是在證實法，來到這裏以後一直不背監規、不穿囚服、張明達打了陳成蘭後我們四人被帶了腳鐐，其中有兩個是手銬、腳鐐同時帶的，孟慶蓮和十九歲的李帛蘭我們從此不值班，不幹活兒，不遵守看守所對犯人的一切規定，集體學法、煉功，現在我已經背完了我師父在北美大湖區法會上的講法。

有一天，看守所劉所長讓我們寫心得體會，2001年3月5日，我們就把這些內容貼到了監室的「心得體會專欄」上：

兩天後，劉所長看了心得專欄說：「劉金英還會寫詩啊？」我寫的貼在了最醒目處，他接下來往後翻，看到都是同樣的形式。就責怪韓雅娟：「你怎麼也跟著她們學，還來個「遇難呈祥」 ？今天中午12點以前把這些都揭下來，哪怕有與法輪功決裂的一句話就行」。那些詩被揭下來了，但牆上至今是空白。

在這之前，我曾於2000年12月3日寫過一首《詩歸》貼在了四院八號的心得專欄上：

我是1996年開始修法輪大法的。1997年底我們搬進了新居，那兒條件好得多，夏天有太陽能淋浴，冬天暖氣不用生火，而且每天供開水。我的公婆都是年逾古稀的人，而且我的婆婆是半身不遂很重，衣食起居都不能自理，為了更好地照顧他們。1998年1月2日，我和愛人去栗村把他們接到了我家，來之前我公公說：「等我們把家裏收拾收拾再去吧，你們剛搬過去，去了連睡覺的床都沒有呢！再說也沒個思想準備。」我說：「也甭準備了，熱土難離的，你一有了準備說不定該幾天睡不好覺。先去吧！找個看家的，等明年春天暖和了再回來慢慢收拾，省得往屋裏背煤、背土再往外背爐灰了，你們年紀大了，我倆工作忙回來及不及時的，沒床好說，去了你們先睡床上，我們在地下，已經去訂做了。我一再誠懇地勸他們，就同意和我們一起來了。那天晚上，我和愛人就真的開始睡在地上了。孩子睡在沙發上，直到臘月二十三，我們才把新床買回家。」

公婆和我們住一起，無疑我這家庭負擔是加重了，做飯、洗衣服都比以前多了，還要應籌一些來看望他們的老親戚。但他倆來我們這兒，每天跟我們一起學法、煉功，我婆婆煉不了就天天聽我們念法。身體一天比一天好，到1998年春天，她就能扶著樓梯下樓了；1999年春天，她開始一個人下樓上街溜彎了，有時連個拐杖都不用。而且她以前有的血壓高、心臟病等從來沒犯過。口齒也伶俐了許多，如果她坐在椅子上跟人講話，你看不出她是個病人。

1999年8月5日，是第一次我被行政拘留釋放的日子。公安為了讓我寫保證書，讓我娘家的父母去了拘留所。紀檢書記劉耀華對我說：「你再不寫，就讓你媽給你跪下！」我心想：「我真是個混蛋！」只是沒說出口。我爸爸哭著說：「我就你這麼一個女兒，上了小學上大學的，現在我們老了，你不管我們了……」我知道爸爸有心臟病，情緒激動時容易犯病，心想：他們這不是要他的命嗎？我娘家的嬸子也哭著打我的肩膀。這時，劉耀華又說：「再給十分鐘時間。」這怎麼倒像小時候看電影裏的鏡頭呢？那土匪為了讓革命黨人交待甚麼，不就經常綁架他們的父母來這個苦肉計嗎？我的眼淚撲溯溯流下來了，但我的頭腦非常清醒，為了儘早結束這悲慘的惡作劇。我對爸爸、媽媽說：「你們回去吧！就當女兒死了，就當女兒出家了。」爸爸聽到我說這些，也想伸手打我，他顫抖著身軀力不從心。拉扯中我的鈕釦被揪掉了，我左手把兩邊的衣襟揪住，免得露出肉來，右手指著他們：「從今以後，誰再勸我寫保證書，不讓我修大法，我就沒爸沒媽了，從今以後我誰都不認識！」

從那以後，就傳出「劉金英瘋了，都不認她的爸爸了，把她爸爸都快氣死了。」大家想一想，怨誰呢？這不是把我逼成了這樣嗎？不是我不要父母，不要孩子，是公安硬把我抓到那裏，弄得我們妻離子散，有家不能回！要我寫這個保證書，還不如要我的命！

2000年7月19日，公安又到家去抓我，正好讓我父親碰上了，那天我本來準備陪他去看病，我父親語重心長地對我說：「其實要不是牽掛你，我的病早好了，你甚麼時候能讓我放心哪？我現在退休了，兒子大學畢業在北京，也真沒別的愁可以發，就是提起女兒去過看守所，我在人面前就抬不起頭來。咱家的人祖祖輩輩都沒進過公安局呀！‘真、善、忍’也不錯，我這大半輩子就是這麼過來的，既然是‘忍’，人家說個不好就值得去圍攻中南海嗎？」我說：「爸爸！那不叫‘圍攻’，常人是善惡同存的，所以他們會有鬥爭、有政治，而大法弟子完全是用善的一面，是抱著對政府的高度信任去上訪，講清真象，4．25那天，我在府右街上看到秩序井然，14路公共汽車照樣通行。上訪的人連盲人道都沒侵犯，人們都在紅牆外圍靜靜地等候那五人代表出來。再說，這些修煉人打不還手、罵不還口的，而且手無寸鐵，世界上有這麼老實的示威者嗎？大家在不公正的待遇下，只不過向政府反映一下真實情況。關於我去拘留所，看守所的事，你也不應該這樣看待。因為你的孩子沒有錯，沒做見不得人的事，也不存在給你丟臉的問題。打個比方說，過去有人被小偷偷了東西，大家都會說小偷不好‘這小偷真壞，不勞而獲，真可恥’。而現在誰家的孩子丟了東西，他不去怨小偷，而去責怪他的孩子：‘你怎麼這麼不注意啊！你怎麼這麼沒出息啊！不看好自己的東西，給小偷預備了！家家都是這樣。’爸爸！您知道為甚麼嗎？就是因為觀念的變異！爸爸！您的孩子真的沒錯，在這樣一種大氣候下，您的女兒還敢講真話，您應該為有這樣的女兒而高興啊！您不是也曾煉法輪功才把幾十年的煙癮戒掉嗎？怎麼別人說不好你也一幫哄呢？」

「孩子！說真話不是錯。你知道文化大革命有多少人因此而命喪黃泉嗎？因為你是我的孩子我這樣告訴你。文化大革命是平反了，死去的也有人追認了烈士，但追認個甚麼你也活不了了呀？那首《常回家看看》的歌唱得好：老人不圖兒女為家做多大貢獻，一輩子不容易只圖個平平安安！」

我說：「爸爸，你放心吧！大法很快就正過來，天清體透的日子很快就會到來！你是把我看成孩子，多大我也是你的孩子，但我畢竟成熟了，有自己的思想，對大法的堅定誰也改變不了。」

我的母親就非常理解我。開庭那天，雖然沒機會跟她說一句話，但目光中我知道她在鼓勵我。在此，我發自內心的說一聲：「母親！你真了不起！你的女兒真的不白承受！雖然我身陷囹圄，雖然，我被扣上了政治的大帽子，但這一切都不會長久！將來女兒報效母親的是世界上最珍貴的財富換不來的！」

母愛最偉大。高爾基曾說過：「愛孩子，這是母雞也會的事。」誰都是把最好的給自己的孩子。我的女兒才八歲，至今整整離開她七個月沒見過面。但是為了千千萬萬、更多幼小的孩子有美好的未來，也就要有我這樣的孩子來承受。臨去北京前，我對女兒說：「人不能只為錢活著，正義和善良重要……。」這難道不是為孩子負責嗎？這難道不是給孩子最大的好東西嗎？她將來也一定會有我這樣的母親而驕傲、自豪！承受只是一瞬間啊！將來回過頭來看一看，也許那甚麼也不是！

因此，那些說我不顧家庭、不顧這個、不顧那個的也真夠得上是「賊喊捉賊」了。是誰製造了這些醜劇、惡劇？誰正誰邪？講清真象後就真的不難分辨！

五、任何一個有形的組織形式都不配大法的弘傳。大法弘傳近九年，都是人傳人、心傳心。我就是得法後，傳給了我的父母、公婆、愛人和孩子。誰會自己上當受騙再去害自己的親人呢？有的人為了錢甚至是不擇手段，前幾年的「傳銷」中還真有這樣的。而大法弘傳不收一分錢哪！沒有自己的一點私利。

有人說：「一個小縣城一天就有五、六十個法輪功分子去天安門，是在‘4.25’以後全國罕見的。」如果這個命題成立，不該問個為甚麼嗎？淶水的邪惡程度在全國罕見：1999年7月25日，就專題召開鎮壓法輪功群眾的公捕大會，當天就有七人被押入看守所、六人被開除黨籍，這是迫不及待地把法輪功群眾推向敵對。那時，河北省共計刑事拘留了121人。平均還不到一個縣就刑拘一個。「法輪功研究會」被取締後，在淶水「組織」這些「法輪功」群眾的，除了政府就是公安。黨校、靶場一次次地變成為「集中營」，皮鞭中，棍棒下，勒索錢財……，這樣的「煽動」、「誘惑」大有鋪天蓋地之勢，怎麼近兩年的時間都沒把這些人轉化了，也沒解決了根本問題呢？學員在生死存亡面前，在最大限度失去一切中還在走出來證實大法。而我只寫了一封上訪信和他們連面都沒見過，僅半天時間就有100多人簽名，而造成一天就有那麼多人去天安門？他們就那樣容易被「煽動」？這就叫「組織」嗎？誰正誰邪不一目了然。八千里風暴擋不住人心向善；九萬鈞雷霆擊不碎真修弟子的心。1999年12月29日《人民日報》上那篇文章的題目不錯：「正義終將戰勝邪惡」。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