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民族在其發展過程中，都會遭遇一個很難擺平卻又必須擺平的問題，即幸福與德行有可能相背離的問題：
　　一個有福的人未必是一個有德的人，有可能一生屢作惡事；
　　一個有德的人未必是一個有福的人，有可能一生歷經苦難。

　　一個民族若要維護其社會公正，就必須設法在這德與這福之間保持某種平衡：
　　對那些有福而無德的人予以追究，
　　對那些有德而無福的人予以補償。

　　反之，若不作這種追究和這種補償，那些有福無德的人就會無所畏懼，那些有德無福的人就會深感失望。於是，這個民族就會出現價值失衡，只重視幸福而輕視德行；這個民族的許多成員就會在價值取向上，只重視個人私慾的滿足而輕視社會公益的實現：　　只會為了幸福而放棄德行，即不怕作惡--因不受追究；　　不會為了德行而放棄幸福，即不願行善--因沒有補償。

　　長此以往，這個民族將因失去社會公正而失去道德約束力，將因失去道德約束力而失去社會凝聚力，將因私慾橫流而潰為一盤散沙。

　　（若要實現這種追究和這種補償，就應有能承受這種追究和這種補償的承載系統，就應有能裁決這種追究和這種補償的裁判系統--從略）

　　至於各個民族如何實現這種追究和這種補償，似是沒有統一途徑。

　　有些民族在很大程度上是通過宗教途徑來實現的：
　　讓那些生前有福而無德的人死後"下地獄"，
　　讓那些生前有德而無福的人死後"上天堂"。

　　這種途徑在康德《實踐理性批判》中得到經典性表述。

　　我們民族在很大程度上是通過著史途徑來實現的：
　　讓那些生前有福而無德的人死後留下罵名，即所謂"遺臭萬年"，猶如家出"三世狀元"的秦檜。
　　讓那些生前有德而無福的人死後享有盛名，即所謂"流芳百世"，猶如生前"披麻帶孝"的岳飛。

　　這種著史途徑在"孔子作春秋，亂臣賊子懼"這句名言裏得到經典性表述。

　　1962年6月一天，中南海游泳池畔，毛澤東質問劉少奇：為甚麼不頂住鄧子恢、陳雲等人的右傾舉動？劉一向順從毛，但此次竟"有些動感情"地頂了毛："餓死這麼多人，歷史要寫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書的！"[引自：《劉少奇、毛澤東和四清運動--劉源(劉少奇子)、何家棟(中共資深新聞工作者)對一段歷史公案的回憶、考證》，載《南方週末》1998年11月20日第10版]

　　從這裏可看出，劉怕毛也怕史，甚至怕毛不及怕史，怕史更甚於怕毛。事實也證明了這一點，正是從"人相食"後，劉開始與毛分道揚鑣了。

　　毛澤東在去世前不久（1976.4.30），自己給自己作"蓋棺定論"："我一生辦了兩件事"，一是奪取全國政權，"持異議的人甚少"；二是發動文化大革命，"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參見本書第13節）從這談話的時間和這談話的內容看，毛是在推測他死後人們將怎樣評價他，並顯得有些放心不下。可見，毛也是很在乎歷史褒貶的，儘管他常愛擺出一副甚麼都不在乎的架勢："和尚打傘"--無發（法）無天。劉少奇做錯事時害怕歷史，受冤屈時也寄希望於歷史。他晚年愛說這樣一句話："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話中自是含有這樣一層意思：我劉少奇的是非功過不是由某人（比如老毛）說了算，而要由歷史由後人來評定。

　　彭德懷受冤屈時也寄希望於歷史。他晚年一而再、再而三地書寫申述材料，既是向中央申訴，也是向歷史申訴--因為他已對那個奉老毛為神明的中央頗感失望了。他在生命垂危中，聽到姪女悄聲說他的那包材料被保存下來時，先是一愣，接著便欣然地笑了。

　　顯然，他笑在歷史將還他以公道。事實也是如此：在現世中，毛把彭押上了批鬥台；在歷史中，彭則把毛釘上了恥辱柱；並且，這種反差將隨著時間推移而癒顯強烈，一方愈顯冤屈，一方愈顯卑劣。從彭與毛的衝突中可以看出，中國政治人物是要過歷史關的，他們的較量是要從現世中延續到歷史中的，是要在歷史中決勝負的。

　　可是，現代中國仍有一些權勢人物似乎不明白這一點，自己還在台上時就迫不及待地自吹自擂，或是縱容屬下為自己評功擺好。稍有史識者觀其"行狀"，不禁想吆喝一聲：你急甚麼？從彭與劉的寄望中可以看出，中國歷史學家是負有雙重責任的，除了負有澄清史實的學術責任外，還負有辨明是非的道義責任。

　　或者說，中國史學具有雙重職能：
　　一是記錄歷史事實;
　　二是維繫人倫價值，故多有道德評價。

　　前一職能無疑是包括中國史學在內的一切史學都必須具有的職能，也是最基本的職能，後一職能則為中國史學所特別強調的職能。

　　與前一職能相比，後一職能有較多主觀性。不過，這種主觀性是相對的。比如上述道德評價，就當時來看，可說是一些人的主觀判斷；但就後世來看，則成了一種確已存在的歷史現象，一種不可更改的客觀現象，有些類似於波普爾（Karl R. Popper）所說的"世界3"（world3）。

　　或者說，中國史學"雙肩挑"：
　　左邊肩膀挑著史實;
　　右邊肩膀挑著公正，故多有人物褒貶。

　　這右邊肩膀挑著的東西，有些類似其他民族多由宗教挑著的東西。也就是說，我們民族的歷史所具有的功能與其他民族的宗教所具有的功能，在內涵上是相互交叉的：

　　有不重合的部份，即一是記史一是敬神；
　　有相重合的部份，即都在維繫人倫價值。

　　一般說來，一個有著道德感的人，自是一個有著內心敬畏感的人。反之，一個內心無所畏懼的人，一個真正徹底的唯物主義者，一個無信仰者，自是一個缺乏道德感的人。

　　至於人們內心具體敬畏甚麼則因人而異，既有人敬畏宗教性東西，如許多西方人敬畏上帝，也有人敬畏非宗教性東西，如許多中國人敬畏歷史。前者的敬畏感由宗教意識維繫，後者的敬畏感由歷史意識維繫。

　　從這裏也可以看出，前者的宗教意識與後者的歷史意識，雖對像不同，但功能相近。

　　有一些中國學者（多為中青年學者）在比較西方文化與中國文化時，既發出嘆息：中國人缺乏宗教感；又發出呼籲：中國人應親近宗教，應陶冶出宗教感來。

　　筆者以為，這種說法有些偏頗：

　　只看到中國人缺乏誠摯的宗教感，未看到中國人富有醇厚的歷史感，即能在某些方面替代宗教感的歷史感；
　　只看到中國人與西方人有著巨大差異，未看到中國人與西方人也有著一些共性，即都有著內心敬畏感。

　　一個最重要的也是最簡單的事實，就是中國文化以倫理為本位並已延續數千年了，不可能不在中國人的心底釀出相當醇厚的敬畏感，只是這種相當醇厚的敬畏感在今天變得有些淡薄了。

　　（我們民族通過著史來維繫社會公正這一途徑，在不同社會層面有不同表現形式，在主流社會有正史，在民間社會有家譜、墓誌、說唱……--從略）

　　根據上述看法，我們還可以引申出其他許多看法，至少還可以引申出下面一些看法。

　　其一，傳統中國史學兼容並包事實判斷系統和價值判斷系統--傳統中國最為豐富的事實判斷系統和傳統中國最為基本的價值判斷系統，因而擁有我們民族最為深厚的精神資源。

　　正因如此，我們民族擁有一句其他民族不大可能擁有的名言："史不亡國亦不亡"，即史為國本，史為民族精神之根本。

　　毀損歷史亦是毀損國家和民族的根本，毀史者即禍國者，即國賊。正是基於這一認識，本書指控那些毀損中國抗日戰爭史的人做出只有汪偽政權的人才會做出的事（參見本書第41節）。同理，那些肆意毀損和封殺"大躍進"史的人，那些肆意毀損和封殺"文革"史的人……也都屬於這一類的人。

　　就學術方面來說，傳統中國史學擁有傳統中國最有水準的學術成果和頗見功底的學術大師，或者說，傳統中國最好的學術成果和最好的學術大師多與史學研究有關。

　　傳統中國史學由於既擁有學術龍頭地位又具有兼容並包性質，從而導致這樣一種現象：傳統中國的學術極致處與價值極致處是重疊在一起的，與此相應，國學大師的文章與道德是並稱於當世的。

　　比如"章瘋子"太炎先生，不僅做出頂級學問，而且堅守終極價值，即堅守我們民族價值系統中的那些最原則的東西，即那些屬於"絕對命令"的東西，故而既是睿智之士，又是耿介之士乃至激憤之士。

　　反觀近幾十年來中國（大陸）人文學科之所以不出大師這一現象，就學者方面來說，既有學養不足的原因，也有人格猥瑣的原因，即在為學做人上，似是太實際、太圓滑了，似是太會順應各種政治形勢、太會迎合各種權勢人物了。

　　其二，當代中國社會風尚發生畸變的一個重要原因，就在於當代中國人有意無意地忘卻歷史。

　　一些權勢人物有意識地掩飾歷史，不准談"大躍進"，不准談"文革"，不准談"六四"，不准談……以致某長官被人們戲稱為"某八十"，即此人說了八十個不准談。過去許多當皇帝的人都不干涉史官事務，如今一些搞宣傳的人卻敢歪曲歷史、封殺歷史。他們嘴巴上整天說著要弘揚優秀文化傳統，實際上總是在那裏毀損優秀文化傳統中的一個最精華的部份--尊重歷史。他們的膽子也太大了。

　　許多普通民眾無意識地遺忘歷史，患了嚴重的"歷史健忘症"和"被虐待狂症"，對於那些曾無情作踐過他們的人和事，或抱著漠然的態度，或抱著感恩的心情。

　　在我們這樣一個宗教意識相對淡薄的民族中，歷史感的匱乏直接導致道德感的喪失：許多人只考慮當下的利益，不考慮當下的行為對過去和將來有甚麼關係、尤其是對過去和將來有甚麼義務關係；只知現在，不知過去和將來、不知歷史和責任。

　　這種道德感的喪失最突出地表現為信用感的喪失：許多人為了抓住眼前的利益，既能夠不履行自己在過去所作的承諾，也能夠不實踐自己對將來所作的承諾。

　　信用是在堅守承諾中實現的，堅守承諾是在時間過程中進行的，因此，信用是以歷史為載體的，是有歷史品格的。這就不難理解，傳統中國商人之所以很講信用，就在於他們深受傳統中國文化影響故而多有歷史感；同樣不難理解，當代中國商界之所以缺乏信用，就在於此間幾無文化幾無歷史。

　　信貸業不乏有"借錢不還錢"現象，或在應該還錢時不還錢，或在當初借錢時就沒打算還錢。一些有著權勢背景的企業和個人正是靠著"借錢不還"而完成了自身的"原始積累"。商場上也不乏有"一錘子買賣"和"假冒偽劣品"。前者只要"現在"而不管"過去"和"將來"，後者則連"現在"都具有虛擬性。

　　與經濟領域有許多"借錢不還錢"現象相似，政治領域也有許多"講話不算話"現象。在共和國憲法中，我們看到了"言論自由"、"結社自由"、"信仰自由"；在執政者實踐中，我們則看到了"陽謀"，看到了對所謂"反革命言論罪"和所謂"反革命組織罪"的嚴懲，看到了對所謂"顛覆XX罪"和所謂"加入XX罪"的嚴懲。我們民族的發展正面臨信用資源嚴重短缺的形勢，並正受到信用資源嚴重短缺的制約。

　　在與發達國家即文明程度較高的國家打交道時，我們常常遭遇對方充滿狐疑的目光，以致一度在美國民意測驗中被美國公眾指認為最有敵意的國家。可是，這個美國恰恰是中國對外貿易的最大市場和中國海外人才的最大聚集地。

　　在發展現代新經濟時，我們也遭遇信用不足問題。

　　現代新經濟有兩大槓桿，一是風險投資，一是知識創新，都是以高度信用為前提的。很難想像：　　在一個借錢不還現象屢有發生的國度裏，還會有許多人敢作風險投資、敢作這種風險再加風險的投資；　　在一個盜版現象泛濫的國度裏，還會有許多人願作知識創新、願作這種三年努力一日被盜的創新。

　　中國已成為一個信用資源嚴重短缺的國家。

　　其三，筆者對黃仁宇先生關於中國史書"最大的通病，是以道德的立場講解歷史"（《地北天南敘古今﹒怎樣讀歷史》）這一觀點持保留態度：

　　一是在描述層面上，與黃先生無多分歧，認為中國史書確有一些內容"以道德的立場講解歷史"；

　　二是在評價層面上，與黃先生有些分歧，認為中國史書擁有這些內容未必是弊病，更談不上是"最大的通病"；

　　三是在解釋層面上，就黃先生在大陸出版的幾本著作來看，認為黃先生未能充份說明中國史書為甚麼會有這些內容，或中國史官為甚麼都要這樣著述歷史。

　　黃先生認為，作歷史研究應"亟欲知道"歷史現象"何以如是"（《中國大歷史﹒中文版自序》）。可是，黃先生在向我們指出中國史書的"最大的通病"時，未能讓我們知道這一現象"何以如是"。

　　歷史本身是有不同層面的，既有技術層面，也有價值層面以及其他層面。

　　與此相應，歷史著述也是可以從不同角度切入的，既可以從技術角度切入，如黃先生所強調的那種"大歷史觀"；也可以從價值角度以及其他角度切入，如《資治通鑑》中的"臣（司馬）光曰"所作出的那些評述。

　　在此，我們不否定黃先生的大歷史觀，但否定黃先生對傳統史觀的否定。

　　我們可以把歷史設想為一個有著X軸、Y軸、Z軸的三維空間。

　　我們可以將由X軸與Y軸所形成的面，設定為技術的面，即黃先生所強調的那種技術的面；並可以看到，上面有一條不斷延伸的曲線，左端為"不可用數目字管理"，右端為"可以用數目字管理"，總體趨勢趨於向上。

　　我們還可以將由Y軸與Z軸所形成的面，設定為價值的面，即中國史書所堅守的那種價值的面（或道德評價的面）；並可以看到，上面有一條不斷震顫的線段，一會兒左端（有德）低落（無福）而右端（無德）高起（有福），一會兒左端（有德）高起（有福）而右端（無德）低落（無福），總體趨勢趨於持平。此外，我們還可以作其他連接，還可以看到其他層面。

　　黃先生主張史書不應"以道德的立場講解歷史"，對於一般史學來說，屬於適宜要求，因為學科分工要求歷史學研究方式與倫理學研究方式應有所區別；但對於中國史學來說，似乎有些不近情理，因為這好比是強求一個養母扔下她已照看多年的養子。

　　兩千年來，中國史學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中國道德尤其是中國政治道德的監護人，或者說，中國道德尤其是中國政治道德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中國史學的被監護人。一旦脫離這個監護人，這個被監護人就可能由養子變成居無定所且行無定規的浪子，如現代中國那些無法無天的政治權勢人物們。

　　傳統中國史書比較注重採寫政治方面史料，既對之作如實記述，又對之作善惡褒貶，從而對那些政治權勢人物至少形成兩方面壓力：

　　一是成就壓力，怕被史書寫成一個碌碌無為的人；

　　二是道德壓力，怕被史書寫成一個品行卑劣的人，即使自己留下惡名，又使子孫蒙受恥辱。事實上，在我們這樣一個宗教感較淡薄的民族裏，能夠讓那些權勢人物特別是那些權傾天下的至尊君主感到害怕的東西，也只有史書了。這一點可以從李世民與褚遂良關於史官應對天子"備記善惡"那段著名對話中看出。

　　在中國歷史上，除少數起於亂世的草莽英雄外，大多數中國政治權勢人物都曾熟讀過史書，至少都曾在弱冠之前熟讀過史書，都曾把讀史作為自己的一門必修功課，因而都或多或少地感到史書的分量。對於他們來說，史書既是從事政務的教科書，故受其教化；又是人物操行的鑑定書，故受其震懾。

　　比較而言，中國史書對權勢人物的制約力要大於對普通百姓的制約力，君主比人民更怕史，貴族比庶民更怕史。這不僅因為前者比後者受過更多的史書教育，而且因為前者中的許多人本身是要上史書的，是要受到歷史嚴厲考核的，其生前擁有權勢的大小與其死後受到嚴厲考核的程度成正比。

　　現代中國一些權勢人物，總想著要高升，要進中央委員會，要進政治局……不知是否想過，自己在成為國中權貴的同時，也上了歷史考評的名單，即要接受後人非常嚴厲乃至苛刻的剖析和評斷，並將因此而使自己的明亮面與齷齪面都展現在包括自己的子孫在內的世人面前，有可能像個君子，有可能像個小丑。

　　當然，人和人不一樣。有人不在乎這一點，只要活得好，哪管身後事，故而使用起權力來，隨心所欲，無所顧忌。

　　也有人很在乎這一點，很在乎自己身後是否被"掘墓鞭屍"，故而使用起權力來，如履薄冰，戰戰兢兢。可以說，中國史上凡是有品味有教養的政治家，都很在乎自己身後事，如胡耀邦言："我不能讓人幾十年後指著脊梁骨罵！"（近聞朱鎔基在中外記者招待會上坦言：自己若能被後人稱為"清官"就很滿意了）。

　　傳統中國史書正是以道德褒貶的筆法，用黃先生話說即"以道德的立場解說歷史"的筆法，能夠在相當長時間裏，將中國政治道德尤其是中國高層政治道德，維持在一個大致說得過去的水準之上，至少維持在毛澤東這一朝的水準之上。

　　傳統中國史書正是以道德褒貶的筆法，能夠在相當長時間裏，使中國權勢人物尤其是能上史書的中國權勢人物，在掌握較多的社會資源的同時受到較大的道德壓力，至少在死後受到清算。

　　傳統中國史書正是以道德褒貶的筆法，能夠在相當長時間裏，起到維護社會公正的作用。當然，這種作用常常是通過一個時間差--褒貶對像的生前與身後的時間差--來實現的。

　　筆者注意到，黃先生在他的幾本著作中都談了他的一個重要觀點："歷史在長時間內所表現的合理性"或"歷史上的長期合理性"（long term rationality of history）。

　　中國史書"以道德的立場講解歷史"已講解了兩千年，無疑成了一種長期歷史現象。按黃先生上述觀點，似乎也應有了一種"歷史上的長期合理性"。

　　何況我們民族向來是很講求實用的，既然能長時間做一件事，就一定認識到做這件事是有許多好處的。一個很實用的民族，不大可能長時間地並很努力地做著一件很無用的事情。

　　黃先生是學術前輩，學養豐厚。我讀過他的書，受益頗多，本想就上述問題請教他，後知他已仙逝，不禁悵然。

　　本書書名中的"春秋"一詞正是取其傳統意義：一是記述歷史，二是褒貶人物。這正是本書所信守的一個理念。（原載小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