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人類沒有苦難，如果人類沒有從苦難中體驗到生存的有限性和深沉在人性內部的罪惡，人類也許就不需要信仰，不需要宗教。可是，既然苦難感和罪惡感是世間誕生宗教和信仰的內在條件，怎麼可能通過給信徒降臨苦難、通過向信徒展現權力的猙獰和拳頭的罪惡而消除信徒心中的信仰呢？

那些淺薄的統治者總是過高地估計權力的力量，過低地估計信仰的力量。他們以為只要宣布甚麼信仰是不合法（「法」就是他們的權力的小名）的，這個信仰就會像和平鴿中箭落地一樣從信徒的心中掉落下來。尤其令人遺憾的是，他們的弱智使得他們意識不到，正是他們長期以來的血腥統治，他們對公眾權利的剝奪和公眾勞動成果的掠奪，他們對公眾社會生活的破壞和言論空間的摧毀，使得公眾除了擁有一點精神空間，就徹底一無所有了。在宗教傳播史上，總是那些最底層的勞動者和備受男權社會奴役的女性最先接受一種新的宗教信仰，我們應該從這一事實中得到一些啟示。孤苦無告的人們只有無限放大他們的心靈世界，將這一點點內心自由看作他的全部生活。所以，紐曼說：是宗教裁判所的迫害使得人們的信仰更加虔誠更加堅韌（轉引自斯邁爾斯《人生的職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年9月版104頁）。斯邁爾斯在談到長老會四處遭受槍殺、絞刑時說，正是這些瘋狂的屠殺，使得「這種特殊的宗教形式更加令人眾志成城，信仰堅定。」（轉引自斯邁爾斯《人生的職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年9月版109頁）。一切用血腥鎮壓取消公眾信仰的企圖不但必定是徒勞的，而且效果肯定相反。越是用拳頭、皮鞭、警棍、刺刀、監獄對付他們，他們越是只有通過堅守內心的信仰來捍衛他們人之為人的最後的尊嚴。

早期基督教就是在異族統治的血腥中誕生的，它的發展壯大也是以統治者的長期迫害和鎮壓作為色彩鮮亮的背景。後來的宗教改革和新教的傳播，不但以世俗權力的迫害為背景，同時也以基督教內部的專制和鎮壓為背景。宗教改革以來，活躍於法國南部和西南部的胡格諾教派（屬於加爾文宗）一直是虔誠、勤奮、溫和守法的群體。他們僅有的要求是擺脫教皇的拘束，按照自己的方式信奉上帝。可是，他們遭到了教皇權力和世俗權力的共同迫害。他們隱忍堅韌，以和平的方式應對天主教群體和世俗政權的迫害，希望強權集團能夠理解他們的願望，容納他們侍奉上帝的熱情與方式。可是他們在大多數時期處於被拒絕、被誣陷、被殘殺的屈辱境地。1540年代，法王對大批胡格諾教徒處以火刑，使得加爾文學說更加迅速地傳播開來，作為一個教派的胡格諾群體也更加具有凝聚力。1562年，王室被迫頒布敕令，使得胡格諾教徒擁有公民權和在城堡以外的城鎮舉行禮拜活動的權利。天主教權利集團卻不能容忍他們擁有這樣的權利。大貴族弗郎索瓦公爵率領人馬路經瓦西鎮時，對正在做禮拜的胡格諾教徒發起襲擊，導致數百人傷亡。10年之後，胡格諾教派重要人物雲集巴黎，準備跟天主教舉行和平會談。天主教徒卻選擇他們的節日聖巴托羅繆日（8月24日）的前夜，在弗郎索瓦之子亨利﹒吉斯率領下，對手無寸鐵的胡格諾教徒發起武裝襲擊，幾千名上帝的選民倒在血泊之中。更加徹底的鎮壓隨後大規模展開，數萬胡格諾教徒死於瘋狂的屠殺之中。聖巴托羅繆日大屠殺，成為基督教史上最著名的血腥事件。這一事件導致了長達30年的胡格諾戰爭。戰爭期間，法王亨利四世於1598年頒布了《南特敕令》，再一次給予胡格諾教徒一定的政治權利。被血風腥雨所深深傷害的法國社會這才獲得了一陣輕鬆與安祥。

可是好景不長，八十七年之後，也就是1685年，法王路易十四取消了南特敕令，胡格諾教徒的命運從此進入了更加屈辱的狀態。對於這些虔誠、善良的教徒來說，每天都是聖巴托羅繆日，每天都生活在大屠殺的恐怖和血泊之中。在此期間，逃離法國的新教徒有二十多萬。加上被屠殺和被判苦役，受害人數則高達一百多萬。由於新教徒掌握著工商界的命脈，法國社會的生產力在這場宗教迫害中受到嚴重摧殘，有的省幾乎失去了所有的財政收入。可以說，受害者遠遠不只是胡格諾教徒，而是包括王室和天主教徒在內的整個社會。國王和宗教領袖們為了實現宗教和意識形態的整齊劃一，為了從屠殺和車裂中獲得統治的成就感和征服的快感，不惜滅絕成千成萬無辜的生命，同時也在不經意間將民族的生機和前途作為賭注和犧牲。一百年間，他們有足夠的時間想到這一點，那鋪滿大地的鮮血和頭顱，是一定要生長出無窮無盡的仇恨的。1789年以後，由主要信奉新教的新興工商階層親手點燃的革命烈火，不但燒毀了一個罪惡的王朝，同時將代表法蘭西的良知和理性的丹東、馬拉也一起燒死了。誰敢否定這正是對長達幾百年的歧視和屠殺的模仿與復仇，是對漫長的恐怖和痛苦的排泄與反彈。這一次，輪到國王路易十六失去頭顱了。令人感嘆的還有，取消南特敕令、為一百年的迫害與屠殺開盤剪綵的路易十四雖然早就壽終正寢，可他的孫子卻在一百年後得到了禮尚往來的回報。當這位站在絞刑架上的王室後裔要求向絞殺他的人民講幾句話時，回答他的正是他的祖父反覆使用的絕招，他在喧天震地的鑼鼓聲中，無聲無息地命歸黃泉。如果按照因果律認真推理，殺死這位尊貴王族的，究竟是巴黎人民，還是他自己的祖父？無論如何，他的委屈和思索只有留到地獄深處向他的滿手鮮血的祖父訴說。

今天，新教教義和精神已經傳遍世界的每個角落，新教徒人數大約有4億。用皮鞭和屠刀消滅一種信仰，用囚禁和迫害剝奪人們按自己的方式愛世界的權利、按自己的方式安排自己的日常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權利，這樣的殘暴行為不僅喪盡天良，也絕對達不到暴徒們所企望的效果。

與孤苦無告的底層人一起承擔苦難

胡格諾教徒在取消南特敕令後遭到了當局的瘋狂迫害。幾乎所有有錢的人都被迫逃亡國外。德國、丹麥、荷蘭、瑞士、英國等許多歐洲國家一時湧入了大批大批法國的胡格諾教徒。可是，那些地位卑賤的教徒卻沒有這麼幸運。他們本來就沒有足夠的經濟實力可以移居國外，後來法國當局又有意沒收他們的財產，使得他們完全沒有躲避迫害和屠殺的餘地。當局給他們安排的唯一出路就是屈服，甚至派武裝人員住到胡格諾教徒家裏，逼迫他們改信天主教。雖然有很多人不得不宣布改教，但大多數人依然毫不動搖。他們以令人驚訝的謙卑、善良、從容和隱忍面對屠刀。每到做禮拜的時候，他們悄悄集合在曠野、山谷、山洞、河灘、採石場，用他們自己的儀式和語言，向上帝呼告和祈禱。當軍隊將他們包圍時，他們在屈服與死亡之間，總是寧願選擇死亡。給胡格諾教徒施行絞刑、殺頭、車裂、駟馬分屍等等殘酷的刑罰，成為法國社會的日常功課。還有大批教徒被判終身苦役，他們必須承受一輩子的折磨和凌辱，永無出頭之日。國王大臣無不從這些慘無人道的屠殺中獲得快感。天主教徒更是為此歡呼雀躍。知識界也基本認可官方的暴行，連在整個歐洲知識界舉足輕重的文化巨人伏爾泰也認為這些新教徒罪有應得。罪惡象蒿草一樣長滿了法國大地，得不到任何公正力量的遏止，胡格諾教徒的鮮血成為餵飽這些罪惡的無辜肥料。

在迫害剛剛開始的時候，作律師的年輕胡格諾教徒布魯遜熱衷於為受到迫害的兄弟姐妹辯護，在有的個案中還取得了勝利。當局千方百計收買他，一次一次許以高官厚祿。布魯遜堅守著自己的信仰毫不後退。在日益嚴重的迫害之中，布魯遜不得不加入到逃亡者的行列之中。他在洛桑安頓下來，企圖在這裏重新開始律師業務。但是，教友們無辜的鮮血老在他的面前鼓盪。他很快就取消了作律師的打算，決心將自己奉獻給那些慘受迫害而又孤苦無告的胡格諾教徒。那是真正的底層人，真正的弱者，真正的受難者。人類社會的所有壓迫和災患，主要都是由這些人承擔。他們連逃亡的權利都無法擁有。布魯遜覺得所有拋下他們逃到國外的人都應該感到道義上的虧欠和道德上的羞愧。他呼籲移居外國的牧師回到法國，回到那些群龍無首、分散著承受迫害和殺戮的底層教徒之中，給他們以鼓勵和安慰，與他們一起承擔患難。牧師們反唇相譏，詰問他為甚麼不第一個回到法國。布魯遜雖然不是牧師，卻一直被這種虧欠感和羞愧感深深煎熬。嚴重的焦慮折磨得他身心崩潰。他虛弱得一病不起。皮鞭的呼嘯、鐐銬的叮噹，痛苦的呻吟，絕望的哀號，每日每夜越過法國的崇山峻嶺震盪著他的耳朵和心靈。有一天他突然從床上坐起來，對他的妻子說：「我必須回到法國去，我應該去安慰那些在殘酷壓迫下痛苦呻吟的弟兄們，去減少他們的苦難，去為他們加油。」妻子跪在他的腳下哀求說：「這等於去送死，請為我和年幼的孩子想一想吧。」

雖然有一批一批牧師的屍骨陳列在布魯遜的前面，雖然有妻子孩子的眼淚拋洒在身後，然而布魯遜的靈魂深處早就沒有退路。他是上帝的選民，他的靈魂已經獻給了上帝，他只能按照上帝的召喚一往無前。雖然他不是牧師，他沒有資格布道講經，可是他必須與那些苦難的底層弟兄一起，虔誠地站在暗無天日的曠野上，站在軍裝和刺刀的包圍圈中，寧靜而又堅韌地向上帝禱告。

布魯遜聚集了一批願意回國的胡格諾教徒，分頭偷越國境線，悄悄回到了血雨腥風的法國。他要把那些受難的教徒團結在一起，共同面對屠夫們的子彈和絞刑架。在塞文山區，教徒們要求他為大家傳道。他堅決不肯僭越牧師的地位和職責。教友們反覆規勸他擔負這一重任，並就此反覆為他禱告。當一個一個牧師在車裂、在絞刑中離開教友時，布魯遜不得不擔任塞文山區的牧師，成為了最有號召力的傳道者。他從來不提倡暴力反抗，和平是他所堅持的原則。上帝愛人類，不是要人類互相殘殺，乃是要人類互相尊愛，友好互助。他投身於廣大底層教徒之中，與他們一起用非暴力的方式面對暴力和殺戮，用愛的態度面對那些窮凶極惡的劊子手，用從容隱忍的性格面對惡劣而又危險的境遇。上帝的愛與生命的尊嚴是合一的。不向邪惡的力量屈服，這是上帝的召喚，也是內在尊嚴的召喚。

官方重金懸賞通緝布魯遜和他的伙伴，布魯遜從一個村莊到另一個村莊，又從一個山洞到另一個山洞地與追捕他的軍人和特務周旋。他的伙伴和助手一個個落入官軍手中，他卻一次次死裏逃生。「他經常不得不在岩石的窟窿裏或者是灌木叢中過夜，不得不忍受風吹雨淋──有時候他甚至不得不和一隻狼爭奪棲息的山洞。他經常發現自己因為飢餓而頭昏眼花，或者是由於沒有得到充足的睡眠或休息而感到隨時都有可能死去。」他苦苦撐持了四年多，後來身體虛弱得實在無法堅持布道了，他不得不離開他的弟兄，再一次逃到洛桑。

布魯遜身體好轉以後，被荷蘭當局任命為海牙瓦盧恩教堂傳教士。但他怎麼也無法忘記法國境內胡格諾教徒的深重苦難。上任僅僅四個月，他決定立即回到依然在殘酷迫害中不屈不撓堅持信仰的法國弟兄之中。荷蘭政府對他的獻身精神敬佩不已，不但支持他重返法國，而且保留他的薪水，作為對他的妻子孩子的生活保障，以免除他的後顧之憂。他在法國遊歷、工作了一年多，又來到荷蘭，向參加國際會議的法國代表謀求對胡格諾教徒境遇的改善。路易十四強硬地拒絕了布魯遜謀求和平與寬容的努力。布魯遜只好於1697年8月第三次前往法國。正如他的妻子所擔憂的，這是他最後一次告別家人。由於奸細的出賣，布魯遜被法國當局逮捕，再也無法回到妻子孩子身邊。

對於法國當局和胡格諾教徒雙方說來，布魯遜被捕都是一件大事。國家官員對於布魯遜的敬重，與胡格諾教徒對於他的崇拜和信賴幾乎是相當的。 當出賣他的奸細向官方索要賞金時，省裏的監督官貝隆先生憤怒地說：「天哪，你用這麼偉大的生命做金錢交易，難道不感到臉紅嗎？趕快滾開，我不能容忍你的存在。」在押解布魯遜的途中，沒有人敢於給他戴上鐐銬。省長巴維爾惶恐地說：「如果不得不審判布魯遜的話，那將是一件痛苦的事。」布魯遜像別人一樣被判決為先車裂，後上絞刑架。但在執行時，當局先將他絞死，然後再把他的遺體放在車輪底下碾壓。在將他押上絞刑架的那一刻，為了不讓公眾聽到這位聖徒最後的聲音，當局用喧鬧的鑼鼓聲充斥整個刑場。

為一位卑微的冤魂尋求清白與榮譽

法國王朝和天主教當局對胡格諾教徒的迫害持續了好幾個世紀。單是從1685年取消《南特敕令》到1762年卡拉斯被無辜處死，這場針對手無寸鐵也決不想以暴抗暴的虔誠而又和平的新教徒的殺戮和凌辱就接近一個世紀。到路易十六被迫頒布寬容飭令的1787年，胡格諾教徒已經在流血的恐怖和車裂的殘酷中苦苦抗爭了102年。

這場百年大屠殺的後半期，正是法國思想啟蒙運動蓬勃興起並迅速向整個歐洲蔓延的時期。伏爾泰、孟德斯鳩、盧梭、狄德羅、孔多塞、達蘭貝爾等等歐洲最優秀的學者，正在無神論和懷疑論的峰巔上，樹立起理性的大旗以此與飄揚了幾千年的信仰的大旗相抗衡。他們懷著前所未有的理性的自負，把宗教信仰看作愚昧無知的象徵，甚至看作跟蠻橫專制的教會組織一樣的邪惡力量。所以，整個知識界對蔓延在全國各地的瘋狂迫害保持著冷漠的沉默。這些傾盡全力思考社會正義並要求自己代表社會正義的人，幾乎完全放棄了維護社會正義的責任。可以說，歐洲的這一頁歷史上寫滿了知識分子的恥辱。

為血腥的歷史喊出正義的聲音、同時也為知識分子洗刷了這一頁恥辱的人終於挺身而出了。偉大的伏爾泰終於從冷漠的沉默中醒悟過來，決心為這場曠日持久的宗教迫害畫上句號。伏爾泰是啟蒙運動中領袖的領袖，是那個時代百科全書式的大學者。一切語言都無法描述伏爾泰在十八世紀的巨大影響。說他是文化巨人，說他是整個歐洲和北美洲文化界的精神領袖，好像都不夠。有一個事實也許可以說明一點問題，在那個時代，伏爾泰居住在哪座城市，哪座城市就立即成為歐洲的文化中心。所有從事精神生產的學者，所有擔負著對人類歷史的理解與審視、對人類未來前途的展望與開拓的使命的思想家，都必須到伏爾泰的府邸來請求指點、聆聽教誨。圖盧茲人卡拉斯被判處死刑時，伏爾泰住在日內瓦附近的小城費內，費內一時間果然成了歐洲的思想之都。

胡格諾教徒卡拉斯所居住的圖盧茲，是天主教勢力十分猖獗、宗教歧視和迫害最為嚴重的地區。卡拉斯家裏只有一個兒子信奉天主教，其他人全都是新教徒。卡拉斯的另一位兒子因故自殺，當地的天主教徒一口咬定那個自殺的兒子是因為要改信天主教而被卡拉斯謀殺了。當時生病臥床不起的卡拉斯和他的全家都被逮捕。法院逼迫他們承認謀殺罪，最後將拒不承認的卡拉斯判處死刑。當地議會認可了這一判決。重病在身的卡拉斯來不及遭遇車裂就被折磨致死。

卡拉斯的遺屬帶著巨大的精神痛苦逃離法國，流浪到日內瓦。伏爾泰聽說他們的遭遇後，馬上把他們請到自己家裏來，仔細詢問事件的詳細情況。這位對一切宗教都懷有憎恨之情、甚至認為胡格諾教徒是法國的敵人的無神論者，終於被一個教徒所蒙受的冤屈和迫害深深激怒。他對社會正義的要求，壓倒了他對宗教的憎恨。他雖然猛烈抨擊宗教信仰，但他相信每個人都有權利按照自己的願望選擇自己的生活，包括選擇信仰。儘管法國社會還泛濫著對胡格諾教徒的普遍的厭惡，儘管推翻法院的判決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但他還是義無反顧地接過了這個案子。他要通過這個案子告訴人們，任何一個卑微的生命都沒有理由輕易加害。他還要通過這個案子告訴人們，社會正義是要每個人悉心維護、堅決捍衛才可能存在的，否則每個人都可能在一夜之間就被社會不正義拋向黑暗的深淵。

「他給法國各地的朋友寫信，給歐洲各國的君主寫信，給報紙寫信，還把情況通報給國務秘書舒瓦瑟爾公爵。他向哲學家、文學家、宮廷的太太、甚至還包括神父和主教呼籲，向他們譴責卡拉斯所受的判決──他稱，一個法院在公正的名義下所能犯下的最大罪惡也莫過於此了。於是，來自德國、北美、英國和俄羅斯，還包括法國本土無數有影響力的各色人物，絡繹不絕地來到費內，拜訪伏爾泰。他向所有的人講述卡拉斯的不幸，一刻不停，直到所有人的心裏對這起駭人聽聞的不公正判決都感到了憤怒。最終，卡拉斯一案在法國、乃至全歐洲都婦孺皆知。」（見塞繆爾﹒斯邁爾斯《信仰的力量》，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0年第一版231頁）

在強大的輿論壓力下，一個負責重新調查此案的特別法庭終於成立。伏爾泰親自起草各種法律文本，修訂辯方的全部陳詞，過問案件審理的所有細節。四年以後，這個案件總算翻過來了。卡拉斯恢復了名譽，遺孀得到了經濟補償。原先判處卡拉斯死刑的法官因為內疚而精神失常，最後死在精神病院裏。

為了給一位卑微的生命討回清白和公正，伏爾泰花了四年時間，耗費了無數精力。緊接著，他又為另一個類似的案件費心費力，使得那個無辜的受害者獲得無罪釋放。直到這時，法國社會才醒悟過來，人們才意識到胡格諾教徒有權信奉他們自己的宗教。王室和天主教組織對他們的迫害和屠殺這才停止，所有那些在社會的各個角落服苦役的胡格諾教徒全部獲得解放。他們終於可以抬起頭來，不但可以公開作禮拜，也可以享有法國其他公民所享有的一切權利。

一個人擁有信仰當然是他生命尊嚴的體現，可是如果他的信仰背後沒有一個更加廣泛更加深層的信仰─那就是別人有權利選擇與自己不同的信仰─那他的信仰就不是給世界傳播福音，而只能帶來災難。然而，人類悟出這麼一個簡單的道理，竟然犧牲了那麼多頭顱和鮮血。即使在人人都懂得這個道理之後，依然不斷有人不得不為此繼續犧牲頭顱和鮮血。英國十九世紀著名的大眾道德學家塞繆爾﹒斯邁爾斯寫成《信仰的力量》，將法國的這一段血腥歷史展示給一代一代讀者，無非是要讓我們明白並且牢記這個簡單的道理。斯邁爾斯同時指出：「殉道的時代，就像那些產生奇聞怪事的時代一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人們已經不會再像過去那樣因為信仰被槍殺，被釘在火刑柱上燒死，或者被車輪活活碾死。」（轉引自斯邁爾斯《人生的職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年9月版110頁）。這個誕生於十九世紀的結論，只能說體現了作者善良的願望。他把地球看得太小，把人類社會看得太簡單。二十世紀的聖哲潘尼卡說，人類歷史上的戰爭主要是宗教戰爭，即使是不再以宗教名義宣戰的現代戰爭，實際上也無不受到背後的宗教信仰因素所驅動（參見潘尼卡《文化裁軍──通向和平之路》，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國家之間、民族之間的紛爭是這樣，一個社會的各個集團之間的紛爭往往又何嘗不是這樣。由此看來，消除信仰歧視、放棄宗教迫害是謀求世界和平與人民幸福的最主要的條件。無論是無神論者還是有神論者，無論你信奉哪一種宗教或者不信奉任何一種宗教，都必須時時為自己和他人信仰的權利向上蒼祈禱。建立起了這樣的信念，即使你是一個無神論者，也能夠聽見天國的福音。違背了這個道理，即使你萬分虔敬地侍奉上帝，你也只能是永遠遠離天國的迷途的羔羊。

摩羅
寫於北京黃村
（讀者推薦，原載中評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