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天，從各地來上訪的功友整齊地坐在公路兩旁，等待政府官員與我們和平談話。誰知等來的卻是大量公安武警對我們的圍攻、驅趕。晚上11點多，警察派來十幾輛大客車強行拉拽部份功友上車，轉載到不知名的地方棄於途中。半夜1點左右，又把數千名功友分別送到本市各個地方非法關押起來，當時我被送到一中學內。他們強迫我填表，說出單位和住址。直到第二天早上8點半才放人。當我走出校門時，一名男公安又叫我再次填表說我是輔導員，其實我不是。

2000年4月23日下午，我和母親乘火車到北京上訪，4月25日這天廣場上到處都是公安、便衣、警車。上午9點半，我們在廣場上高喊法輪大法好，被公安打倒在地，並強行拉上警車。一路上我不停地向窗外高喊法輪大法是正法。下車後，母親沒向公安說出姓名被送到另一個地方非法關押。中午11點，我被帶到北京公安處，和一名四川口音的功友銬在一起，我的一本手抄《洪吟》也被搶去撕了。12點又被帶到駐京辦事處，由我單位的領導帶回廠保衛科，後又被派出所審訊12小時，並在看守所行政拘留15天。在那裏和八個同修關在一起，其中兩位現已被非法判刑。

釋放後，我來到姐姐家中，有一天下午，我們那裏的公安逼我去派出所，並非法審訊我6小時，理由是有人舉報我拿大法資料翻印。

7月9日下午6點，片警把我騙到派出所，結果被派出所關了一整夜，其原因是怕我再次到北京上訪。第二天上午8點，市公安局張局長、分局張局長、科長朱啟強、派出所所長衛文偉、指導員黃冶等十幾名公安又非法審訊我十幾小時。每次審訊都惡毒攻擊大法和老師，並拍桌打椅地罵我、恐嚇我，污衊和誹謗我的家人和親友。當晚11點，黃承基和另一個公安把我送到一看（第一看守所）拘留。在路上，黃對我污言穢語，不讓我抬頭，我一抬頭，他就打。到了第七天，分局張局長和派出所衛所長帶著一個不知名的男記者（瘦高個，30多歲，1米75左右）給我錄像。第八天晚上8點左右，在電視台34頻道“新聞直通車”欄目中播出，說我不再煉法輪功了。其實是電視台工作人員給我配音，以此矇騙廣大群眾和功友。第二次非法提審時公安告訴我家已抄，書和煉功磁帶被拿走。第三次提審是分局孟科長和片警黃某帶我丈夫和我見面，要我丈夫幫他們，逼我罵老師、交大法書、揭發同修，我拒絕。兩個公安無半點收穫，提審記錄白紙一張。

在勞教所裏，衛幹部（女）說我沒交150元錢（錢已交），不給任何日用品。犯人強迫我洗廁所、栽贓同修（李書琴、方瓊玲）偷洗衣粉，被我拒絕。不論天晴還是下雨，這39個夜晚，我們都睡在門外露天廁所旁邊最髒的地上。每個星期黃幹部（女）帶著武警和男犯人抄一次監。那個情景回憶起來都很可怕，和流氓土匪沒甚麼兩樣。每次抄完後，黃幹部要我們脫光全身衣服進行檢查。有一次省公安廳要來檢查生活情況，廣播裏傳出通知，讓我們對檢查幹部說每星期都吃了一次肉，如果不配合，“就沒有好果子吃”。

8月19日下午4點半，黃某要我丈夫交生活費800元。我丈夫不配合邪惡拒交。黃代交600元，其餘200元寫欠條補交。這天下午放我回家的幹部不停地吼我：“你如果回家還因煉功來這兒，我對你不客氣。”到派出所後，黃要我在拘留證上簽名。當我問他拘留39天為何只寫15天時，他無言以對，又叫一個不知名的公安威脅我。過了一會兒黃又把紙、筆、還有印油放在我面前氣急敗壞地叫起來：“今天，簽也得簽，不簽也得簽。”還說我是“高壓電”不怕打，我不但沒簽字，還問他要抄家被拿去的大法書籍。

釋放後，我和丈夫不願連累姐姐家人，9月初，就開了一個糕點店，並請了一位女同修幫我做事。在這期間派出所、區政府、辦事處、居委會多次來店裏找我。有一次黃某和張芬等人要我到辦事處開“座談會”，我堅決不配合，只好關門三天。

“自焚”播出後，我已猜出是邪惡之徒又要加大力度陷害法輪功及師父，於是正月十三便停止營業，和姐姐一起到親戚家弘法和證實大法（親戚現已得法）。正月十六晚上7點，我隨姐姐來到倉埠，一進門，姐夫告訴我，公安黃某今天來過，我知道事情嚴重，住在姐姐家裏一直沒露面。沒過兩天公安再次來姐姐家問姐夫要人，隨後又找我父母交人，還到我女兒的學校威脅我女兒追問我的下落。因無半點收穫，他們怕我再次上訪，要求廠裏有關單位再一次到北京去找。期間我丈夫經受了公安、區政府、辦事處、居委會、以及單位的無理騷擾，不是敲門就是電話。無奈之下，來到大弟家。女兒也不回家。正月二十三日下午，我在姐夫家給功友放真相CD，不小心被公安童XX和所長方XX碰到，強行把我們帶到派出所審訊。打手們逼我們在門外站著吹冷風，一掌把我推到臭水溝旁邊聞臭。當晚9點幾個同修被釋放，接著公安又去抓姐姐（已不在家）。家中25寸TCL王牌彩電和步步高影碟機被他們搶走，並連續抄家三次。晚上11點半，公安局長等四人把我帶到派出所洗腦班。這裏關著12位同修，他們都沒回家過年。有的被非法關押已長達一年。我和同屋被關的三位功友商量，一定要沖出這三道牢門。半夜2點，我們順利脫險。其中一位因回家拿車費被丈夫跟蹤，第二天送回洗腦班，我和另外兩位功友當晚得到功友的幫助，走小路離開。當地公安挨家挨戶詢問我們的行蹤。無奈，又經功友和好心人的多次轉移才倖免被困。等風平浪靜後，我被丈夫的三哥接到他家，其餘兩位同修由功友轉入其它安全的地方。一天早晨4點多鐘，丈夫的小弟騎摩托把我從三哥家帶走。我想：在家沒走出來的功友是領略不到這種四海為家的滋味的。

2001年4月上旬，由於種種原因，我和丈夫回到了久別的家，當地公安讓我配合他們的工作，全家不再煉功。他們又到學校找我女兒，女兒軟硬不吃。了解情況的人都知道，我的生活費從去年7月起一直壓著沒發，經過許多周折到今年9月7日才發。

4月下旬，公安發現有傳單。黃冶、張芬等人突然來抄我家，並把我強行帶到黨校進行封閉式洗腦，主要由“610”辦公室徐主任、分局朱科長負責。在那裏整天有人監視，不准我們互相說話，先後有十幾個幹部給我們洗腦，還重複播放猶大的錄像給我們看。

五月初的一天，市公安局發現有很多傳單，他們說是我和我女兒發的，要祝老師搜查我女兒住的床鋪和書桌。市公安局極其邪惡，我母親年近70被他們拘留三次，還多次到我家把母親帶走。

8月17日我帶著小外甥（新學員）來到鳳凰鎮，特地看望曾經保護過我的同修們。一位從洗腦班出來的男功友告訴我：在我們走出洗腦班的當晚處分了一名公安。第二天早上找人重新做門窗。儘管如此功友們都紛紛走出了洗腦班。現在我們那兒的洗腦班徹底崩潰。他們看到我們那兒的功友都紛紛走出了洗腦班，勞教所不得不釋放了關在洗腦班裏的四十多位功友，以免日後不好向上級交差。

當晚7點，我來到姐姐處，見到了日夜想念的姐姐。姐姐在外流浪兩個月，使一位有緣人得法。在勞教所裏誤入歧途的功友回來後都很快醒悟過來，痛悔不已，並一起到北京上訪，被公安抓回後又被分別非法判刑。在中國邪惡還在繼續，我和許多功友一樣被監視。我表侄的舅舅在第二次上訪被公安打死。公安為了封鎖消息，連其家人都被軟禁，親友的電話也被做了手腳，至今死因不明。

以上是我兩年來被迫害的遭遇。在中國，居然沒有法律可言。好人被抓、被打、被拘留，有的被活活打死。無論對錯強制服從。整個國家搞起一言堂，不容你上訪，不容你講清真象，不容你有任何辯護。

然而法輪大法是一部高深大法，並非江澤民等邪惡當權者所說的干涉政治。我們也不講政治，不搞政治，沒有政治可言。做為大法弟子和受益者，所說的，所做的，只是在告訴世人這是正法，讓廣大人民群眾看清真象，明白“真善忍”法理。歷史的警鐘長鳴，一個腐敗、邪惡的獨裁者終會被淘汰。封了人民的嘴，改不了人民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