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於99年4月份得法，2000年1月15日到北京合法上訪，被天安門巡警押至天壇分局非法關押一天，後通知當地政府派人將我帶回縣拘留所非法關押15天又轉到縣看守所關押32天，此後，當地政府、派出所各派1人將我帶回政府逼迫我寫所謂的“保證書”，如不寫就繼續關押。2天後因當地又有同修進京上訪，當地政府以為是我叫他們去的，第二天將我送往拘留所非法關押15天，後又轉入看守所繼續關押31天。在押期間，因堅持學法煉功被邪惡之徒用電鞭抽、戴腳鐐，但我仍然堅持不懈。釋放後被帶回鎮政府，又逼迫寫“保證”。回家後一直受到非法監控、扣發退休金，從2000年二月份到六月份，由原來每月757元扣發到每月250元，到七月份1分錢也沒給，又從2000年8月至2001年8月每月只發120元，9月份只發了50元，我的同學和我以我的名譽在鎮上集資了4.2萬元也被扣除，還逼迫我立即從樓上搬到樓下很久沒人住的破舊的房子裏。

2000年6月29日，因當地功友被非法關押在鎮政府辦“洗腦班”，我得知功友3天沒吃飯，就給他們每人送了一個雞蛋去，被邪惡之徒黃洪石、張健、黃苠、胡冬祥4人知道後把我從下午3點一直輪流毒打到晚上7、8點鐘才罷手，把我的手錶的撥時針的把子都踢斷了，還用三根銅心膠繩狠抽我的腳心，我被打得遍體鱗傷。而且他們在打我的同時，還派了許多人到我家裏把大法書籍、煉功帶、錄音機、電視機、電風扇還有被子、蚊帳、衣服、甚至水果刀、菜刀、水瓶等等都抄走了，還逼迫我從破房子裏搬出政府宿舍大院，並威脅我：如不搬走就把家裏的東西扔到大街上去或用火燒掉。我當時沒辦法，只好回老家住了十天，回來後，我沒地方可搬，只好繼續住在政府大院（因為我單身1人）。但卻遭到政府不法人員的監控，每天都由5人看守，出大門都要“打報告”，買菜都受到監控。2001年3月20日，我實在沒辦法再待下去了，被迫離家出走。我出走時，看門的允許我出去，但政府不法官員卻罵他失職並將其開除了。

2001年6月22日我在郫縣平陸寺向世人講清真相，在噴寫大法標語時不幸被寺院中的和尚與該寺院中的居士發現，並遭其毒打，後把我關在小屋子裏並通知了派出所，我趁派出所還沒來之前利用解手之機翻牆出來，因當時腳被摔傷了，只好趴在草叢中。可邪惡之徒最終還是發現了我，將我帶至郫縣新盛派出所，問我住址姓名，我拒不配合，只說我是大法弟子，後被送往郫縣看守所，非法關押2個月。因我處處不配合邪惡要求，並堅持煉功，從而遭到多次毒打，被迫戴死囚的枷。暴徒們毒打我時把我四肢按住拉成大字形用警棍瘋狂毒打，我被打得全身呈青紫色，頭髮被監獄裏掛滿鑰匙的鐵圓盤打落了許多，獄中犯人見了都哭了起來。因被非法關押期間我不報姓名住址，局長沒辦法，只好給我錄像，然後拿到各縣“6.10”辦公室核認，結果被溫江縣“6.10”辦公室的黃科長看到後，就到郫縣監獄來認領核實，當時並未把我帶走。1個月後我被當地政府和派出所帶回鎮政府，他們把我關進我住的破房子裏，把窗戶用釘子固定好，進出的門都上了鎖。一步也不讓走，解手都不讓出門，只能解在便桶裏，買菜也不讓出去，只能買食堂存放的已經變質了的菜，還賣得很貴。8月26日那天，我因便桶滿了，沒地方上廁所，只好把門扣鋸斷出去。第二天武裝部長胡冬祥知道後，將我毒打一頓，我當時發正念叫他現世現報，果不其然，3天後，他的肚子上長了一個大包，疼痛難忍，走路都只好把褲腰提著走。9月12日，我因向胡冬祥提說食堂的菜已變質，我不要，我自己去買，胡冬祥只好叫鄰居監控著我一起到菜市去。因我沒有《轉法輪》，所以趁鄰居付錢時速到功友家中，拿了本《轉法輪》後依然回到政府。就因為此事，胡冬祥又把我毒打一頓。

9月20日，胡冬祥想把我關進看守所，但怕我不配合，就騙我說是到派出所核實材料。結果到公安局局長不簽字，也就不能關押在看守所，只好叫我回家。9月21日，不法之徒開會，我聽說這次一定要把我送進看守所關押起來，我再三思索，心想我絕不能進看守所，我還要做大法的事情，請師父加持，我一定要走出去。9月22日凌晨4點左右，我決定動身，當時下起了大雨，所以隔壁鄰居沒聽見，我從會議室的一邊窗戶翻到會議室內，又從會議室內翻窗戶到會議室的另一邊，翻出去後，又經過一個大院，再到大門口，大門緊鎖著，而且門口有幾盞至少200瓦的燈，相當刺眼，這是為防止我逃跑特意安置的。我只好翻大門出去，可門太高，翻了三次也沒翻出去，我就請師父加持，我必須出去。經過幾番周折，我終於翻了出去，從此我投入到正法洪流之中，過著流離的生活。

（英文版：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1/12/15/1682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