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正念走出邪惡洗腦班

2000年7月8日，本地派出所、街道同我們單位領導合伙組織了一個十多人的“幫教會”，專門對我進行“洗腦”迫害。他們使用了各種辦法，威逼利誘，妄想強迫我背叛大法，放棄修煉。當看到我堅如磐石的正念後，他們非常惱怒，把我關起來，單位領導出面保我出來，想用假善的嘴臉來摧毀我的意志，我再一次向他們表達了我堅定的態度。當天下午，單位保衛派人看住我，不讓我隨便走動，準備9號送我到合肥“洗腦班”。我失去了自由。我想：我是宇宙大法的堅修者，我怎能被邪惡勢力牽著走呢？我的正念告訴我，我應再次到北京去捍衛宇宙大法。晚上，我準備走脫，剛一開門，忽一下衝進兩個人，我一看是我們單位保衛人員。我對他們說：夜這麼深了，你們應該回去休息。他們不肯。下半夜時，我趁上廁所時走脫。在黑夜裏，我沿著鐵路走，走到火車站，藏在一個小黑房的後邊。他們發現我沒了，組織了三十多人到處找，四處阻截，有兩個跟車去了北京。我藏在黑房子的後邊，等到有趟北去的列車快要開了，我成功地上了車，沒有人看見。在車上，我想我是煉功人，應該買票，於是，到徐州站後，我就下了車，堂堂正正地買了一張去北京的火車票。第二天到北京南站下車，在北京火車站攔截我的人沒有找到我。

2、天安門護法

我在北京露宿了幾天，遇到了來自全國各地的許多大法弟子，東北的最多，他們來自大連、瀋陽等地，還有山東和河南的。9月15日上午9時，有200多大法弟子要在天安門護法，他們都帶來了做好的大法橫幅。我事先沒有準備橫幅，9月14是下午，我買了一塊金黃色布，請大連大法弟子替我用紅筆寫下了“真、善、忍”三個醒目大字。9月15日上午9時前，我們三三倆倆地到了天安門廣場，有的大法弟子在路上就被抓，包裏橫幅被翻出搶走。我和山東一位大法弟子一起進到廣場。等到9點整這一莊嚴的一刻，我第一個展開“真、善、忍”橫幅，高喊：“法輪大法好！還我師父清白！”與此同時，無數雙手一起高舉橫幅，高呼“法輪大法好！還我師父清白！”等口號，正義之聲響徹雲霄。這時警車、惡警一起向我們撲過來，拳打腳踢，如同鮮花一樣的橫幅被他們打散開來，我們仍在高喊：“法輪大法好！還我師父清白！軍警不准打人！”惡警搶我們橫幅，我們死也不放，許多大法弟子被打得頭、鼻、口同時流血，有一女大法弟子被一惡警揮起一拳打在臉上，臉上被打出了如同小孩嘴一樣的大口子，頓時血流如注。大法弟子中有在上小學的孩子、有六、七十歲的大娘、大爺，他們面對惡警的毒打，手仍護著橫幅，視死如歸，那場面令天地為之動容。

3、看守所酷刑折磨

我們200多人都被強行抬上警車被帶到天安門派出所，關在一棟大樓裏，大家不顧傷痛，一齊背《論語》、《洪吟》和經文，誰也不講自己的姓名、地址，氣急敗壞的惡警們軟一陣硬一陣也制服不了我們。下午我們200多人被分到各區。我和另外三十多個同修被分到海澱區。下午2點，惡警們吃飽喝足後，開始把我們分到各個看守所審問、動刑。我們大家都有思想準備：不配合邪惡，打死也不說出姓名、地址。我絕食並向他們講清真相：“我們無罪，法輪大法是宇宙大法，現在蒙受千古奇冤，我們只是來告訴世人事實真相──法輪大法好！”警察問我是從哪裏來的，我說：我們從天上來的。從15日到17日三天，我在一次次被非法提審時，被打罵折磨，我堅決不配合邪惡。他們看問不出甚麼名堂，就又把我關進海澱區看守所內，並對我進行灌食。先是用筷子撬開嘴，硬對著嘴裏灌，我吐出來，弄得一頭一臉都是飯菜，他們讓我脫掉衣服洗澡，用水悶我，不讓我呼吸，以此來摧毀我對大法的信念，我不屈服。他們把我調到模範號裏，那裏有24個犯人，他們要犯人來逼我吃飯，我不吃，犯人就開始折磨我，幾個人按頭，幾個人按腳，幾個人按胳膊，我拼死抗爭。

在此期間，我又被非法提審了幾次，並且一直絕食。一個惡警對我說：“我就不相信制不了你。”我說：“我們和平上訪向政府說明法輪大法就是好，這沒有罪，因為它是憲法賦予每個公民的基本權利”。我強烈要求無罪釋放！他們沒有辦法就嚇唬我說：你再不說姓名，我們就把你送到新疆去，想都別想回去了，我笑了笑。到19日不報姓名和地址的大法弟子太多了，海澱區看守所根本關不下了。19日上午突然通知我上車，在上車前又非法提審我一次，我還是不講姓名和住址。這樣，他們從我身上搜走的400元錢最後也沒有還我。到了上車地點，我一看，上百輛警車排成一條長隊，前看不到頭，後看不到尾，浩浩蕩蕩的，全副武裝的武警壓送我們6個大法弟子，一路上所有的車輛都為我們讓路。下午3點左右，我和其他100多位同修被送到天津大港關押，我們每個人都被編了號，我是57號。當我們100多人在操場集合時，一齊背起了《論語》、《洪吟》和《經文》，大家心情特別高興。

9月20日，開始了慘無人道的審訊，我和河南衡水的一個同修小白關在一起，同監室裏還有20個犯人，武警幹部審訊完就把我們關監室叫犯人對我們倆大打出手，20個犯人一齊上，有的用腳踩胳膊、腿和頭，有的用腳踢，有的用底鞋打，打累了就歇一會再打，這樣，犯人們在惡警的指揮下一遍一遍地毒打我們倆，打得我遍體是傷。小白比我年輕，被打得比我更狠，他遍身是血，爬在地上動不了，我用衛生紙給他吸身上的血。這樣，暴徒們還是不放過我們，犯人們還用牙刷搗我們，用吸短的煙頭夾在我們腳趾上並按住不讓動。惡警們還給我們帶上腳鐐和手銬。同時還傳來其它監室裏同修淒慘的叫聲，和我編號很近（編54號）的一個同修被他們打得生死不明，我再也沒有見到他。直到9月22日我一直絕食，不覺得餓，只覺得嘴裏苦，有精神。9月26日本地公安將我們帶回。我又在當地監獄裏被關了3個多月，家屬交了三千元錢擔保後，我才出獄的。

12月23日當地邪惡勢力又一次將我抓走並關進監獄，天寒地凍，他們讓我睡水泥地，用涼水澆身說是給洗澡，每天給一點點飯吃，餓著肚子幹活，因為我年紀大，幹活慢，常常通宵達旦地加班才能幹完規定的活。有一次，我幹了通宵還差6個沒有幹完，他們讓我爬在地上狠狠地打了我們六下子。直到2001年6月25日又由家屬交了三千元擔保金我才出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