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計劃在11月19-22日我們的同修--澳大利亞畫家章翠英要來基輔舉辦個人畫展。我向媒體和政府發送畫展邀請的同時，積極向他們講清真相，洪揚大法，講述善與惡的較量。我證悟到，當我做而不求，懷著純善的心向人們講真相時，人們會看到大法的偉大，會明白中國正在對真善忍進行打壓。講清真相不僅是把人們從迷失中帶出來，同時也是我們修煉的過程，是我們提高心性的機會。我還認識到，邪惡是利用人的執著心來操縱人，所以我們應該在講清真相的時候直接用正念清除邪惡的影響。當我們制服自身的邪惡時，就能明白邪惡勢力是如何影響其他人的，就能看到邪惡的具體表現形式。如果我們能識別哪些是邪惡勢力的影響，我們就能清除它們；如果我們不能從人情，願望和由此而產生的執著心中擺脫出來，那我們就看不到邪惡在哪兒，實際上我們是被邪惡控制著。這種情況下我們會給大法帶來損害。所以我們一定要去除這些執著心，這樣才能更好地發揮“大法粒子”的作用。

當我們發自內心地想向人們講清在中國發生的邪惡鎮壓的真相時，下面的事情好像是順其自然地發展，當我到國家各部委講清真相時，一路上總是遇到尋找大法的人。我到了國家科研院，他們的科研人員曾經寫過針對我們法輪功的負面的評論文章，而現在他們則對我向他們介紹法輪大法、講述中國鎮壓的真相和送給他們大法的書表示非常感謝。

在文化藝術部，教育科學部，我一路暢通無阻，同許多官員進行了友好和富有成效的交談。司法部的幾名保安警察向我要了大法書，詳細了解了法輪功的事情，還問了基輔的大法弟子的情況。他們還想介紹他們的武術教練學法輪大法。

在國家宗教事務委員會，一位女工作人員被法輪大法所感動，她要了畫展的邀請函和大法書給她的上司（她的上司是烏克蘭宗教管理局局長）。然後她幫我給國家宗教事務委員會主席掛了電話，大約一小時以後，我和這位主席見了面。我了解到所有其它國家機關對法輪功的定性都以國家宗教事務委員會的口徑為準。這位主席把具體負責這件事的人員叫來和我討論，談話開始時我聽到的是反對法輪功的負面言論，邪惡的謠言，以及不想接受大法弟子的真相材料的話。我明白這個人被邪惡勢力所操縱，於是開始發正念清除邪惡。我發自內心地可憐這個被邪惡所欺騙的人。我無法對他說的所有負面信息都做出反應，只是平靜地向他介紹真相；他一直在注意觀察我的反應。我解釋說，如果誰反對大法，他就會造下大業，將受到懲罰，他同意了；然後我解釋說，懲罰不是目的，向人們講清真相從而挽救他們才是我們真正的目的。並說人們做壞事是因為人迷失在這裏。後來他真心地與我握手，答應研究一下我給他的所有真相材料，並說要讀一讀大法書。這樣看來，以前他們對法輪功的定性依據都是中國大使館提供的所謂“官方資料”。我對他說，現在世界上任何一個組織都不能對精神信仰下定論，一種道德倫理與其是否被國家機關認可沒有關係。當我從那裏離開的時候，他又追我到走廊，說：“難道你來這裏就是為了這件事？”，我說：“是的，這非常重要！”，他再次答應好好讀一讀我們的真相材料。

在基輔的一個報社的編輯部，他們說想聽一聽基輔大法學員的修煉體會，在教育科學部，一位司長問我：“為甚麼基輔的大法學員沒到我們這兒來？”我說：“也許他們還沒來得及，我們每一個大法弟子都是為別人好，所以這樣的好事我們不會等著誰去做的。”我們不能等著條件的成熟，而應自己去創造條件。如果看到對大法有利的事，那就要去做。大法是傳給所有眾生的。

遺憾的是烏克蘭駐莫斯科大使館沒同意發給章翠英入境簽證，使她未能成行。從這件事，我看到中國大使館對烏克蘭政府的邪惡影響還很強，我們的正法行動做的還不夠。

我們那幾天一直站在計劃舉辦畫展的美術館前，向人們解釋為甚麼畫展沒有開成，向人們展示章翠英的畫冊，派發記者招待會的發言稿，和我們的真相材料。特別是第一天，來往的人特別多，其中還有一位記者，人們都非常感興趣，都希望章翠英以後能來烏克蘭。當時那種友善和圓融的氣氛，使人感到似乎是在舉辦畫展。人們對大法表現出極大的興趣。我們告訴他們，就是因為對法輪大法的信仰，中國的邪惡勢力把這位畫家關起來折磨了8個月，人們聽後開始明白了現在我們烏克蘭政府的行為實際上是在向邪惡讓步。我們希望我們的政府會有一天站在真善忍一邊，這取決於每一位烏克蘭大法弟子的努力精進。

我在與人們的接觸中，感到他們希望更多地了解大法真相、了解真善忍。他們需要的不僅是我們的語言，更重要的是我們在大法中修出來的大善大忍的體現。我祝願所有的烏克蘭同修能更積極地參與到講清真相，揭露邪惡的正法進程中來。這不僅關係著我們的修煉，還決定著被邪惡勢力所欺騙的生命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