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八日

在阿姆斯特丹DAM廣場舉行了開幕式後，我們下午兩點出發了。大家都不知道該怎樣走出阿姆斯特丹。這時，荷蘭一家大報的一名記者來採訪我們，他要求跟我們走一程。在他的帶領下，我們向城外走去。

下午六點多，記者和幾位同修離我們而去，只剩下三個人趕路。一路上背著《洪吟》，我心中充滿了喜悅，身上充滿了力量。我有時一路小跑。因為出發太晚，等我們到達目的地時，已是凌晨一點半。為了省錢，我們在火車站透風的候車室裏休息了一晚上。為了減少行李，我們沒有帶睡袋。瑟瑟的冷風、冰涼的鐵椅使我們難以入眠。

十月九日

今天我的雙腳疼痛難忍。因為沒有休息好，感到精疲力盡。我總是遠遠地落在同修後面，經常提出來需要休息。我們花了七、八個小時，才走完15公里，到達烏德勒茲。我們總算趕在市長秘書下班之前，見到了她，並請她轉交我們給市長的信。市長秘書對法輪功深表同情。

在烏德勒茲，一個記者看見我們打出的橫幅，立刻要求採訪我們。我們停下來，詳細地給他講法輪功學員在中國遭受的迫害。他表示要正面報導法輪功。

我們發現了橫幅的重要性，決定馬上回家做出兩個和我們步行有關的橫幅。就這樣，我和一位同修熬夜，趕製出了兩個橫幅：“SOS!WALK for FALUN GONG, AMSTERDAM to BRUSSELS, OCT 8-17”以及荷蘭語的“SOS！緊急救援受迫害的中國法輪功學員”。這是我們第一次自己動手做橫幅。

十月十日

今天我們從烏德勒茲火車站出發。沒走多遠，一輛汽車停在我們身邊。兩個人從汽車上下來，向我們走來。他們是烏德勒茲當地報紙的記者，看到我們背上的橫幅，很好奇。接下來，我們接受了採訪。

路上，騎自行車的人路過我們時，常常向我們豎起大拇指。汽車看見我們的橫幅時，也常常鳴笛向我們示意。

我的雙腳依然疼痛，我走得很慢，遠遠落在同修後面。一位同修因為家裏有事，當晚必須趕回家。她為我感到擔心，按照我這樣的速度，甚麼時候才能到達布魯賽爾呀？我心裏也很急。就在我精疲力竭時，我開始發正念“法正乾坤，邪惡全滅”。慢慢的，我的腳輕快起來了，我背上沉重的行李好像失去了重量。我開始飛步前行，遠遠地超過了其中一位同修。同修笑曰；“原來你還留了一手呀！”

在我們進入一家快餐店吃晚飯時，一名當地的記者找到我們。她也是因為看到我們背上的橫幅，想到要採訪我們。記者對我們三個人做了非常詳盡的採訪。

晚飯後，一位同修離我們而去。我們已經落後於我們的日程表，不得不連夜趕路。

晚上九點多，我們在一個小村子裏煉動功。祥和的煉功場面吸引了幾個孩子的注意。他們拿到簡介後滿意離去。

十月十一日

清晨，我們在寒風中打了個盹。下午兩點我們走到目的地。我們連續走了超過24小時，完成了55公里。此時的我，感到寸步難行。

中間發生了一個小插曲。一位女警察注意到我們背上的橫幅，特地停下車來觀看。當她拿到我們的SOS傳單後，才滿意離去。

然後我們坐火車去海牙，在那裏做了一些洪法工作。由於去晚了，市長秘書已經下班了。

十月十二日

儘管在旅館睡了一個好覺，我依然無法加快步伐。我不斷地需要停下來，喝水、換衣服等。年紀最大的同修近50歲，卻腳步輕快地走在前面。在海牙附近的一個村子裏，有一個人要求給我們照像。原來，他是當地因特網報紙的記者。文章第二天出來了，非常正面。

原定上午十點趕到海牙，我們下午兩點才到。我們給市長送完信後，坐火車去了鹿特丹。在鹿特丹市政廳，我們見到了市長秘書，做了一番簡短的交談。

隨後，我們在鹿特丹市中心和幾個當地學員一塊兒洪法，同時接受鹿特丹當地報紙的採訪。第二天，鹿特丹日報頭版頭條給了很正面的報導。

這一天，我們只走了十公里。為了趕上進程，我們又決定連夜趕路。此時，阿姆斯特丹的學員離我們而去，愛爾蘭另一位學員加入我們。我們在晚上十一點從海牙出發。

十月十三日

由於晚上看不清路標，我們在海牙繞了一個大圈子。我們步行了一晚上，到早晨時，才走出9公里，到達代爾伏特。在那裏我們碰到幾個大學生，我們停下來做了比較深入的交談。他們離開時說，我佩服你們。

連夜趕路使我們疲憊不堪，於是到鹿特丹一位學員家中去休息。下午我們從代爾伏特出發，鹿特丹的兩位學員加入我們。晚上我們到達鹿特丹，在鹿特丹市中心舉行了一個小型洪法活動。我們的橫幅引人注目。儘管人數少，效果非常好。

十月十四日

今天是星期天，路上行人很少。兩位西人學員跟著我用中文念《洪吟》。念《洪吟》時，我忘記了腳疼。

我們碰到一位跑步的中年人，他停下來聽我們講述法輪功學員被迫害的故事。他告訴我們，他在工作上和中國政府打交道，他將以直接或間接的辦法幫助釋放趙明。

有時騎車路過我們的是幾歲、十幾歲的孩子，他們往往停下車來瞪著眼睛看我們。當我遞上大法傳單時，他們臉上的笑容是那麼燦爛。

錯誤的路標使我們又一次轉了一個大圈子。為了趕上步行日程，我們再一次連續24小時步行，完成了50公里。

十月十五日

清晨我們到達布瑞達，我們回家休息了一下，並且為第三位學員做出了一個法語橫幅。

晚上9點，我們從布瑞達出發，向安特衛普行進。晚上我們合衣在立交橋下的水泥地上睡了兩、三個小時。儘管很冷，我們睡得很香甜，醒來後精力旺盛。

十月十六日

我們怕在黑夜中又走冤枉路，於是決定沿高速公路走，因為高速公路是最近的路。沒走多遠，一輛荷蘭警車停在我們身邊。警察檢查了我們的證件，也詢問了我們為甚麼要步行。最後警察說，按照規定，在高速公路上步行是要罰款的，每人大約50美金。但是，鑑於我們步行的理由是正義的，他們決定不罰我們的款，作為他們對法輪功的“捐款”。

警察用警車把我們送到下一個出口，大約十公里的路程。在這裏，我們碰到比利時警察，他們熱情地為我們指路。一個同修馬上悟到，修煉無捷徑。

清晨，我感到非常順利。我的腳不覺得疼痛，背上的行李不覺得沉重。就在此時，我和一位同修發現，另外一位同修不見了。於是我們停下來，同修回頭去找。我在那裏緊張焦慮地等待。這個小磨難耽誤了我們兩個小時。

在比利時的一個小鎮上，我們又一次碰到記者採訪。

晚上7點多，我們順利到達安特衛普。我的左小腿受傷了。

十月十七日

上午，在當地學員的安排下，我們在安特衛普的市中心接受了媒體的採訪，並請市長秘書轉交給市長的信。隨後，在市中心洪法。所到之處，接受傳單的行人無不臉露笑容。

中午，當地學員把我們送到步行的出發點，然後離開我們。午飯後，我們向市中心走去。同修前後各背一個橫幅，我在他周圍散發傳單。他身上的橫幅仿佛在告訴人們，請接受我手裏的傳單。我們配合非常默契。人們好像在等待我們的到來。他們常常盯著我們的橫幅長達幾秒，甚至十幾秒。我發傳單時很少有被拒絕的。

一位華裔老人看完傳單後追上我們。他要求在我們的請願信上簽名。我遞給他要求中國總理釋放趙明的請願信，他認真地簽上了他的名字。他拿走了6封空的請願信，要讓他的親朋好友簽名，然後寄給中國駐比利時使館。

下午五、六點鐘，我們開始離開安特衛普。傍晚，好心的路人為我們買來了晚餐。

晚上我疲乏時，又一次努力發正念。我再一次感受到正念的威力。我的腳步飛快，沒有疲勞感。

晚上十點以後，我開始渾身難受。我的腿很疼、犯睏，而且咳嗽。可是我們不能停下來，因為我們必須在十八日下午兩點之前到達布魯賽爾，以便參加那裏的遊行。

走到一處寬闊的馬路上，我們知道汽車駛不進來。我睏得再也走不動了，倒頭躺在馬路上。為此我們再一次招來了警察。我們向警察解釋，躺在這裏只是為了短暫休息，我們不準備在這裏過夜。警察接受了我們的SOS傳單。

十月十八日

凌晨，我們在立交橋下合衣睡了兩、三個小時。因為我身體上的消業反應，這一天的走路我感到艱難。我時時告誡自己“難忍能忍，難行能行”。在距離布魯賽爾十公里處，我不得不把身上的行李卸下來，請高個子的男同修幫我背。

我們碰到一位婦女停下車來，伸手向我們要傳單。然後，她要塞給我們一些錢。我們向她解釋，我們不能夠收錢，哪怕是一分。我們告訴她，幫助我們的辦法就是告訴她的親朋好友，法輪功學員在中國被迫害的真相。她說，她一定要做。

到中午十二點時，我們距離布魯賽爾仍然有7公里。我對同修說，我們趕不上布魯賽爾的遊行了。同修說，我們一定能趕上。

兩點差十分，我們進入了布魯賽爾。只是我們又一次和第三位同修失去了聯繫。在好心人的幫助下，我們找來了出租車。兩點半，我們到達遊行的出發點，正好加入隊伍的尾巴。

晚上9點至10點，我們參加了燭光晚會。發正念時，我感到又冷又睏。我努力堅持。會後，我們坐同修的汽車回安特衛普休息。一路上，我聽見響亮的普度音樂伴我們同行。

後記

步行途中的感受令我難以忘懷。走路時，我的大腦常常是空空的，只有師父的經文在我腦子裏回盪。一直和我同行的是一位修煉兩年的西人學員，他對大法的赤誠和堅定令我自嘆不如，他那總是先他後我的精神令我感動不已。他為了使我的膝蓋免受傷害，一路上不厭其煩地為我舉起包裹，卸下包裹。以至我後來養成不良習慣，一定要等他來幫我背上行李。

一路上，我們的步行震撼著人們的心。多少次，汽車司機為我們鳴笛，向我們打出“V”字手勢。多少次，騎車的人們向我們豎起大拇指。多少次，路人真誠地問，怎樣做才能幫助你們呢？

很多事情，我都是第一次經歷。我是一個非常不愛說話、不願說話的人。我第一次學著向政府官員講真相，向媒體講真相，向非政府組織講真相。大法是有力量的，所到之處，“佛光普照，禮義圓明”。

下面以《致北歐法會全體學員》中的一段話和大家共勉：

“在講清真相中，不要等，不要靠，不要指望外在因素的變化。我們每個人都是給未來創造歷史，所以，每個人除了參加集體活動外都在主動地找工作去做，只要對大法有利，都要主動去做、主動去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