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初夏，我和我大學時代的室友，丹和大衛一起漫步在天安門廣場上，他們剛剛從加裏福尼亞來。當我們走在寬廣的廣場-這個國家的政治腹地時，警察正向一群群穿著樸素的中國人衝過去。那些人是一個在中國的被禁的精神運動--法輪功的成員，他們正靜靜地對政府的鎮壓進行抗議，在鎮壓中他們數以萬計的同修被拘留。

警察把他們塞進藍白相間的微型麵包車中，直到再也塞不下為止，然後從廣場的角落裏駛向總部進行審訊。相對來講，這算是比較溫和的方式了。有時，警察重擊並且踢打抗議者。抗議者中很多是中年婦女，她們都屬於你在北京街頭可以碰到的比較有禮貌而且舉止文明的人。

我們三人走到俯視廣場的毛澤東畫像下，警察已經把那個區域戒嚴了，"發生了甚麼事情？"我問站在警戒線內的一個士兵。

"甚麼事也沒有。"他眼睛直視前方地答到。在他身後，警察正將另一個抗議者塞進麵包車中。

幾天以後，丹，大衛和我，我妻子朱利葉裝好背包，驅車兩個小時駛向位於北京東北方的長城。我們爬過幾座山，到達了一個在16世紀建造的烽火台，並在那裏露營一晚。

除了幾個小商販隨同我們一起沿著枝葉遮欄的小徑爬上山外，沒有任何人打擾我們。我們碰到的唯一的政府工作人員是一個長城的巡視員，他說他的工作是保護登山者免受過分熱情而且未登記的小商販的打擾。

坐在烽火台的頂部，我們吃著有些過脆的肯德基炸雞，天黑後，我們喝著二鍋頭-一種中國的穀類白酒，藉著閃爍的燭光玩兒著撲克。我們在星光下熟睡。沒有人問我們在做甚麼。似乎也沒有人關心我們在做甚麼。

在中國最著名的兩個地方，如此不同的經歷反映了當今中國充滿矛盾的生活，空前充份延伸的個人自由中夾雜著一輪輪的對溫和精神運動的鎮壓。在某些地方和環境下，中國是一個殘忍的，獨裁的國家，而在另外一些地方卻是一個失控的、混亂的發展中國家。這種混亂有時會引發令人頭疼的局面，當然不是由於受風引起的。

我們在天安門看到的鎮壓很少會觸及到大多數中國人的日常生活。中共通常集中力量打擊敢於公開挑戰它的人。由於這種反差---政府擁有人民解放軍---，大多數人不敢那樣做。

如果政治鎮壓是針對中國最差的東西，這種特別模式就極其令人興奮了。中國仍然比較窮，政府既沒有資源也沒有願望去完全控制13億人口。

當政府繼續向對待監獄一樣地對天安門廣場進行警戒的時候，他們對大多數的地方，比如居民的住宅，辦公室，甚至是長城置之不理。長城的某些地方是舉行狂歡會的地方，有抬轎子的人，有高山滑道，還有小販在兜售畫著熊貓的被子。而它的大部份城牆都是人跡罕至和古舊的，是一個數世紀前由軍隊和勞工建造的風景如畫的地方。

但另一堵牆矗立在首都的中心。朱紅色的牆圍繞在充滿蟬鳴的樹後，牆內就是中南海，中央政府領導的所在地。去年10,000多名法輪功成員在此的靜靜抗議震驚了這個政黨，抗議者要求實踐他們信仰的自由。這是10多年前一百萬人聚集天安門廣場以後的最大規模的抗議。

中國總理朱鎔基，一個精明且善察民意的政治家，會見了這群人的代表。其後，中共卻陷入了其獨裁的本能。它將法輪功定為非法，並將其領導人判處長期監禁。(譯者註﹕這裏是指原法輪功研究會成員。法輪功屬鬆散管理，學員與研究會無行政領導關係)。

一年以後，這個人群有所削弱，但卻沒有任何屈服的跡象。沒有人認為法輪功會推翻政府。但這個人群卻暴露了一個充滿矛盾的脆弱的政治體系。

對於一個人民享有比他們以前擁有的更多的生活，工作和到處旅遊的自由的地方，僅僅因為批評政府而對普通百姓進行鎮壓是十分失策的。在一個越來越開放的社會，牆越來越失去了它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