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兩個多月之前若有人問我去不去。那時，我肯定會說「不去」。對於李老師要向世人講明真相的諭示理解很慢。有意思的是，幾乎所有與我在一個英文學法點上的弟子都已在鎮壓的一開始就全力參與了。在過去的一年中，每當提起UN、DC，我就起身離開。猶豫似乎是我所有執著的綜合體現而且我還是沒準備好。剛開春時，突然我覺得到時候了。也奇怪的是，我工作上的事情少了，自由時間也多了。

於是，當時我決定去華盛頓了。如果不，可能以後也沒機會有這樣的經歷和體悟了。同時想，也許多一個美國人修煉者參與，那些政治家會覺得我們更普通。

在臨行前的幾夜，我開始有些焦慮。當想道：「我這是要到哪裏去」的時候，許多執著都返上心頭。甚麼怕與重要人物說話，怕被審查因為我都不知我在講甚麼，怕失敗，怕服裝不合適，總之就是覺得自己不太到位。

為能夠機智的談論政治問題作準備，我決定要讀一遍「法輪大法季刊」中所有文章。我決定在從紐約到華盛頓的火車上做這件事，結果，我與其他人談了一路。雖「法輪大法季刊」未翻一頁，可我了解到許多在華盛頓的具體事宜，關係網以及每一個與我們談話的人。

到站後，我們四個在一起吃晚飯時討論第二天的事宜。儘管那些政治詞彙在腦中一現即逝，我對我們要完成的事情有了總體的了解。令人確信的是，無論甚麼政治家以甚麼理由來接受法輪功，高層次講，他們的參與都是對他們生命的「祝福」。

第二天早上，我們準備好一天的會議。我也穿上最好的，看起來最職業的西裝。當在德克森見到另外一位同修時，他卻說我們像議會裏作遊說的。我們第一個會見的是議員助理M先生。

走進辦公室發現，許多人都只是穿工作便裝。這使我產生異想，我們可能會被指責盤問。於是，我決定「少說話，多點頭」，以便讓人覺得我還明白。

初入M先生的辦公室，我吃驚的發現那裏就像大學教授的辦公室，牆上擺滿重要記事集。這使人略感輕鬆。我們四個走入後馬上開始了會談。在會議進行中，我高興的發現M先生對中國的最新消息很感興趣。他也想讓我們參與他們的一些媒體參加的活動。會談結束步出辦公室時，我感到很放鬆。也覺得奇怪的是，在整個過程中無端生出了那麼多誤解與恐懼感。現在，我又邁出一步，所有那些誤解與恐懼感都已消散。

為下一個會談，我們急匆匆趕到國會山去見令一位議員助理B先生。會談中心是問那位議員是否會支持我們。B先生不太確定他們的立場，於是開始問我們中國的現狀。直到談到中國的政治歷史時，B先生興趣大增。可我卻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睏意漸生。窺視同伴，早已昏昏欲睡。會談就此結束了，而且B先生對中國的現狀也不感興趣。下一位是眾議員助理J先生。他曾幫助起草了去年的宣告書。我們其中一個很快訴說了最近的活動且給了一份他喜愛的「法輪大法季刊」。當談到我們如何進展時，他說我們沒有真正有力的證據說明我們不是「邪教」。我有些驚訝。但他又說，我們沒有具體的，規範的文件來駁斥中國方面的主張。他說他要看在「法輪大法季刊」一期中的「常問問題」。而後他說，這些問題對他來講太簡單。我們不建廟，不收費，不等於我們不是「邪教」，因為很多「邪教」都是一開始以同樣理由辯解，可後來越深究卻發現越不真實。然後他又說，我們雖說我們不收費，但從我們發放的小冊子和做工很好的「法輪大法季刊」看，我們的確也有些錢。於是，他建議我們作一份對中國政府對我們的指責的詳細的反駁書，就像其他律師做的那樣。

午餐後，我們趕到國務院去見China-desk，「宗教自由」和移民局的9位代表。我們以公布「法輪大法季刊」的發表開始然後展示了最近發生在中國的情況。緊接者，這些代表發動了輪番的提問。顯然他們也對中國的事件密切關注著。但令我吃驚的是，他們對法輪功卻知之甚少。一位「宗教自由」的先生問我們是否可解釋大法的「純哲學性」。我們解釋說修煉的中心是去除執著提高心性，作好人且儘量作到堅持法理「真、善、忍」。這位先生又解釋他在紐約時報上讀到的關於「種族婚姻」和「外星人」的問題。我們認為此文的作者另有企圖並從李老師的話中「斷章取義」。然後他說：「如果我對紐約時報的文章總是「來者不拒」的話，我就要從7層樓跳出去。」另一位官員問我們「香港」事件。我們解釋說那些人不是大法弟子，有可能是被中國驅使的。

一位年輕的女士問：「為甚麼那些修煉者不在家煉而要去天安門呢？」一位老學員用中國的歷史和文化作了一個相當長的回答。我實際上在想將中國修煉者與美國60年代民權運動領袖馬丁. 路德金聯繫起來更讓美國人理解。但是我怕壞事就保持緘默了。而事後當我在出租車裏提到我的想法時，那位同修也認為我的回答更好，我也應該說出來。

最後是議員助理S先生。我有點吃驚的是他是從台灣來的同我年齡差不多的男士。很顯然，S先生在鎮壓一開始就在幫助我們，也因此很了解中國的狀況。我們給他看了最新的材料然後討論讓眾議院行動的方法。在說話中，S先生轉向我疑惑的問：「你是怎樣參與法輪功的？」我力圖克制住驚訝之情簡單地說：「在發現一個同事得益於大法後，我決定從他那了解大法。此後，我自己體悟大法發現大法很好。」然後他問我大法使我得到了甚麼好處。我告訴他我身體感覺很棒而且修煉以來從未得過病。後來我又解釋說，由於大法著重於去執著心，例如嫉妒，強求，貪婪，我現在感到心情舒暢。我欣慰也是因為我改掉了一些以前想改不能改的壞習慣。

在他又問我修煉的最終目的是甚麼時，我想他既然是亞洲後裔應對佛教有一定了解。我就解釋說，在大法中，我們著眼於不斷提高層次最後「開悟」。他好像明白而又問了更多問題。不知如何，我們談到不同宗教信仰的人是否可以煉法輪功。我們就解釋說大法可以解釋一切。我又加上說，大法對任何人，對任何來自於各行各業，不同背景的人都有好處。我又說「沒有比我更像美國人的了」。我是高中足球隊的隊長，大學攻讀分子生物，現在是大法修煉者。結束的時候說，當你超逾中國對大法的禁錮，你能發現大法是共同之法。他似乎開始對大法有了些興趣，也好像要嘗試一下。後來我們又問他是否有大法的書。他已經有了。轉到正題後幾分鐘，我們的會談結束了。我覺得這次我們很成功，不是因為影響了眾議院，而是因為讓一個很有影響的人明白甚麼是大法。這是多麼好的弘法。

經驗教訓

回頭看看，我很高興我的這次旅行。表面上，得空不上班，去首都，和政治家談天很有意思。深層次來講，這次旅行使我從伏藏已久的猶豫和害怕中解脫出來。

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是，華盛頓的政府官員根本不知道大法的「精神一面」。他們似乎非常明白發生在中國的事情，但因為不了解大法精神一面而很怕幫助我們。大法對於西方人來講是一個新概念。我想他們因為不了解我們大法弟子而猶豫是否支持我們。

所以，儘管我未曾在這方面作出多少貢獻，至少我作了一些正面影響而且也微笑了不少。我認為在政府眼裏我們更冷靜沉穩，更善良，更高興，他們就會越快認識到而後毫不猶豫的幫助我們。讓他們與更多的西方修煉者聊，看到更多的西方修煉者，非常的重要。這是因為，這樣可使問題「具體、個人化」，使他們對現狀與我們有更好的聯繫。

就「揭示真相」而言，我認為與政府官員講似乎更有效，因為他們很有影響而且他們人數也多。當然，在另一方面，我們應特別小心因為小錯而可能造成負面影響。現在我看到華盛頓的工作多麼重要也多麼巨大。那些政治家需要修煉者們的回答，否則，他們就會隨著媒介和中國政府走。

只是坐著而從不挑戰困境自然容易，但最終我們要走出去，克服我們的執著。我的華盛頓之旅很快幫我找到執著並去除它。

（2000年9月4日發表於紐約法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