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 在七月一個陰霾的早晨，李國強騎自行車去天安門廣場。

這是在政府鎮壓法輪功運動，將其定為邪教的一週年即7月22日的兩個星期前。李先生知道會有許多外地的法輪功學員來北京抗議鎮壓，他準備去幫助他們。他一個人在熙嚷的廣場上偵察，向大家提供警察，特別是便衣出沒的消息。

「這是我自己的主意，」李先生說，他兩個小時的巡邏不斷地會被需要幫助的全國各地聯絡網的法輪功學員發來的傳呼機信號打斷。「每個人都是自己決定如何最大限度地發揮作用。這是我所能做的。」對法輪功的鎮壓已進入第二個年頭，許多人不禁想，法輪功學員是如何抵抗政府嚴密而沉重的打擊的。與11年前對天安門附近反政府示威者們的大屠殺不同的是，這一鎮壓有精心部署好的便衣及特務的介入。

但是法輪大法搶先一步，這要感謝傳呼機和公用電話這種非正式臨時聯絡網的作用，使法輪功學員能夠藉此互相溝通。李先生，這位失業的會計師，是聯絡人之一，他為法輪大法保持生機所做的一切，使大家尊稱他為李大哥。

法輪大法堅持它不是宗教，而是一個通過煉法輪功來增強健康和提高道德水平的團體。其道德教義來源於現居美國的法輪大法的創始人李洪志先生。(這位李大哥和李洪志先生不是親戚)。

當局指控這個團體是一個嚴密組織的運動，利用像李大哥這樣的「第二梯隊」來保持生機。政府聲稱法輪大法提倡煉功不主張吃藥而致使1500人死亡，想以逮捕中國的法輪大法負責人及數千名其他學員來擊垮這一團體。如果法輪大法只是一個想促進民主進程而與政府持不同政見的團體之一，那麼政府現在所投入的力量早已將其擊垮了。

鬆散的基層

法輪大法不像政府想像的那麼簡單。他是由可以隨時互換的自願聯絡者所聯結的非常鬆散的基本成員所組成，表現出很強的感召力，能使學員們放下他們的工作和人身自由來援助那些被逮捕的負責人和學員。在過去的一年中，李大哥和其他人學會了如何對付當局的安全設施。經驗使他們能夠躲避安全部門對手機和電子郵件的監控。中國20年來的變化意味著他們也可以利用XX黨管轄之外的、不能被監聽到的、沒註冊的住所，不受任何人控制的出租車司機，及由於國家整體的混亂使政府不能控制一切的狀態。

到了天安門，李大哥的傳呼機響了，是要求打給北京一個公用電話的信號。李大哥轉了一下他那黑色的單速自行車，停在一個銀行前的馬路邊的公用電話亭。一群騎自行車的人擦身而過。所有的電話都被佔用著。

躲避監控

經驗使他控制自己沒有用手機，因為不僅談話會被監聽，就是打開手機本身都很危險。因為安全人員會知道信號是從哪發來的。像北京這樣的城市，很多人有手機。這意味著幾條街之內就有信號發射點，警察可以滿城市跟蹤李大哥。

幾個星期前，李大哥的一位助手在用手機安排一次會面時，差點兒被抓。由於他不太懂安全措施，他來到約會地點，發現有很多可疑的人。儘管他跳上出租車離開了，兩個要和他會面的成員卻被拘留了。

終於有一個公共電話空出來，李大哥去打電話。聽話筒裏傳來了興奮的聲音--一位東北的學員到首都來找人，幫她往國外發一個電子郵件。這位自稱為陳女士的學員說一位十幾歲的法輪大法學員試圖擺脫警察而跳火車身亡。像許多頭次來京城的法輪功學員一樣，陳女士是從朋友的朋友那裏聽說李大哥的。李大哥對她一無所知，和她談了片刻，知道她不是警探。他答應當天晚些時候見她。「通常你可以分辨一個人是否是真的學員，他們會講出警察不知道的事情，而且他們有一種誠摯的神態。」他說著，登上他的自行車，在悶熱中繼續沿路向前騎著。

陳女士前一夜在公園露宿，很想找一個住處。學員們過去經常住在李大哥那兒，但他北京東郊的三室公寓有時會被警察監視。像多數的鎮壓之後繼續煉法輪大法的人一樣，陳女士被解雇，沒有甚麼錢。多數學員通過同修慷慨的援助能在消費很高的北京生存。

管閒事的人少了

對李大哥來說，慶幸的是，住房不再被共產黨嚴格控制。幾年前，住房還是由政府控制的工作單位來分配，管閒事的清潔女工坐在電梯裏，觀察出來進去的人。現在，房屋商品出售，人們搬來搬去，沒人知道誰住哪裏。一位以前在紡織廠工作的學員有一所多餘的公寓，李大哥認為陳女士住在那裏不會被發現。

當李大哥騎車到天安門廣場的北部時，便被淹沒在上千個騎自行車的人流中。穿著條子短袖襯衫，黑色化纖褲子，整潔利索，他的臉上經常露出寬厚、輕鬆的笑容。他倦怠和遙遠的目光會突然間明亮起來。他用腦子作著記錄，「那兒和那兒，」他說，「在入口和地下行人通道都有警察。」

一天偵察回來，騎車經過北京工人體育館，李大哥在找一個沒有用過的公用電話。他擔心如果經常用家附近的公共電話打電話，偶而跟蹤他的便衣警察就會注意和竊聽這些電話。

他的BP機響了，他停在路邊去打電話。是一個廣東省的學員，到北京來幫助遠在北京的本地區的學員生存。她帶著聽不懂的地方口音和警覺。這位婦女爭執著要去天安門抗議---這一行動總是以被捕和無條件拘留而告終。最後，她決定廣東更需要她，在那裏她可以作為和北京聯絡的聯繫人。

舊結構的解體

鎮壓之前，法輪大法有較完善的組織結構。各省有「輔導總站」，各市有輔導站。還有幫助教功、賣磁帶、書籍以及在公園等處聯繫煉功地點的輔導員。舊結構很快被公安局破壞。內線給公安提供了輔導員名單，他們很快被逮捕，有些被判長達15年徒刑。

新的結構靠一般學員之間的個人聯繫，則要靈活得多。如果那位廣東女子像前幾次那樣被捕， 「李大哥」會找另外的人通電話。同樣地，如果他被捕，北京還有別的活動者。電話號碼在信得過的學員之間廣為傳抄。

各地區之間的聯繫主要是交換基本情況。哪裏警察活躍，誰出獄了可以找到等等。再就是交換受警察折磨和抗議的故事以增強信心。那位32歲白麵細聲的已失業的廣東英語女教師在回去之前與「李大哥」見面時，說明了回去的理由：「應該告訴學員，其他學員正在抗議，這會給他們勇氣。」現在，該女子正打電話來說她已平安返回，並打聽新消息。「李大哥」告訴她，每天都有示威，雖然有時只有幾個人能到達天安門廣場。他用的是電話亭的付費電話，談話結束時，因亭主在場，他不好明說就講到：「仍然有很多朋友來市中心，我們仍很活躍，告訴大家我們在北京很好」。

掛上電話繼續前行，他現在正通過首都的酒吧區，一條小街道兩旁排列著Durtyellies, Nashville 之類名字的酒館，入夜則有酒客妓女出沒。他認為他的冒險是值得的，因為他的信仰與這種墮落形成鮮明對比。他覺得他參與的是一種恢復被幾十年共產主義攻擊毀壞的人民的信仰標準的努力。就在不久前，李先生對這樣的精神追求還毫無所想，他求的是現代中國象徵成功的升官和出國。他是一家紡織廠的會計，已婚並有個12歲的兒子。然而去年初他聽說了法輪大法並開始煉習，開始出於好奇但隨後興趣大增。

去年十月，「李大哥」被迫決定法輪大法對他意味著甚麼。迫於其上級壓力的國營工廠的經理們告訴他必須停止煉功。他的決定很簡單：辭職。此後，他的時間都用在做臨時工和幫助這項運動的生存上。目前靠每月相當於40美元的救濟金生活的他說，中國有個著名的警句：「大隱隱於市」。為此，他的生活簡化到最簡單衣著，只有一件奢侈品：防止烈日曝曬的鑲邊太陽鏡。傳呼機和打電話都很便宜。

以前上班時他已經買了無線電話，但現在很少用。加上他妻子在工廠作職員的工資，他家的開支勉強維持。

李大哥平靜地說：「我們生活在一個敗壞的世界，需要願意作好事的好人。生活是對你能否做好人的考驗。」不得不解釋自己的信仰使他有點為難。傳呼打斷了他的話，是另一位廣東學員需要同修去機場接機。李大哥很快叫來一輛法輪大法成員開的近年來流行的私人出租車。司機答應不收錢。另一件小事算完成了。被逮捕是隨時可能的。為保險起見，他遵循一些基本規則。與人會面只有幾分鐘。電話簡短含糊。只在見面時交換信息。在支付能力之內，頻繁更換傳呼機，過去四個月他曾換過三個傳呼機。因為一旦警察發現他的賬號，就能發現賬上的傳呼內容。

撒謊是不道德的，所以學員很少否認自己是煉法輪功的。很多人在警察問他們是否屬於法輪功時被逮捕。例如，頗為常見的是，煉功者為抗議到了北京已身無分文，在離天安門廣場幾步之遙時警察問一個簡單問題：「你是煉法輪功的嗎？」 就阻撓住了他們。

一個關鍵方法

到現在已有兩天了，他一直苦惱他是否該去天安門廣場抗議的事。一定程度上說，法輪大法學員對付公安局的關鍵方法是他們行動的隨機性。雖然某些周年日抗議強度增加，抗議者幾乎每天都去廣場，驅使他們的是他們自己的良心。李大哥的良心告訴他去廣場。他說：「我覺得我有義務讓政府知道鎮壓是錯的，但如果不進監獄，我也許更有用。」

他在權衡哪種作法更好，唯獨沒有考慮選擇甚麼時間的問題。但他決心要去的日子恰巧很好。兩天後，他將去天安門，以法輪功的姿勢盤腿靜坐，進監獄。因為距離7月22日還有一些天，法官不會判處與7月22日周年抗議的人一樣的重刑。但15天也足夠長到使他親眼看到北京監獄裝滿數千名周年抗議者。他的妻子將絕食。他將看到同監獄的人被打昏死過去。七月末，他將獲釋。但目前，當他下車喘口氣，他只知道：是輪到他證實自己的信仰的時候了。正是接近黃昏的下午，除了「李大哥」的聲音之外，一切都淹沒在蟬鳴中，「你知道我的決定，等出來的時候，我會給你打電話。」

(2000年8月27日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