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前，1999年7月20日，中國政府開始了一場根除法輪功的運動。向法輪功學員的公然抨擊和隨後的為取締法輪功而採取的行動，是自天安門事件以來，中國政府在這個自由世界裏尋求充當重要角色的最大的歷史性倒退。

法輪大法不是一個旨在取代、推翻現中國政權的政治團體。他也不是一個想控制中國財政的經濟組織。他們是一群尋求內在平和與自我認知的個體。大家知道，他們被認為是尋求自我，或者說尋求上帝就是尋求自我。所以，儘管法輪大法說他們不是宗教組織，我認為他在許多方面完全符合其他精神信仰和宗教組織對宗教的定義。正如你們很多人所知道的，尤其是蘇珊和國際特赦的帕楚殊知道，全世界對宗教信仰的迫害事件在加劇。作為（加拿大）外交委員會的副主席和（加拿大）國際人權委員會的主席，我擁有一個非常令人沮喪的位置。沮喪，不僅僅是因為我們看到的世界上各種組織在這個問題上的無動於衷，也是因為所有政府在對待人權方面所做出的偽善的選擇。你們知道，中國在貿易和經濟方面是加拿大很重要的伙伴。你們許多人都理解作為議會法規專家和國會議員，我們的主要責任是為了加拿大人民。我認為對中國人權虐待的評價，正如我們所知，法輪功話題只是其中之一，當然也是目前最嚴重的，儘管不是對國際特赦而言。國際特赦組織知道許多其他的人權迫害問題。但為了能評價一種批評，我們必須追溯歷史，也許讓我們自己和其他一些西方國家也來承擔我們的責任和義務。當毛澤東在中國上台以後，我們知道那裏存在著社會的不公正，但我們做了些甚麼呢？因為他帖上了共產主義的標籤，我們立刻孤立了中國，在孤立主義的政策下，任何國家都無法成長。我們採用放任態度、使他們飢餓以及使他們自給自足並接受教訓，然而這些並未行之有效，我們知道這一點。

大家知道，當介入人權時非常容易變得故作神聖，並假定那些不追求或者是不積極追求你的目標的人顯得比你不人道。蘇珊剛才說的問題說到了中國人民的心坎上。在我任國會議員的頭幾年中，我是加中議會友好協會的副主席。我覺得今天在座的每一個人都承認這樣一個事實，那就是中國政府的官員並不可怕。實際上，即便是那些制定政策的人也不是怪物。這裏有一個缺乏了解的基本問題，一種對未知事物的極度害怕。所以，今天我很想做，我也認為很有必要向那些在這裏－－加拿大的中國政府官員，和那些在加拿大的加中友好組織的成員來申訴。我們需要學會互相理解。畢竟，我們，加拿大人當然也須認識到我們自己在這個國家的歷史上也沒有完全做到保障人權。我們可以回頭追溯一下我們國家的建立。看看我們為我們自己的民眾做了些甚麼，就像我們今天剛開始去面對這樣的事實那樣。看看我們在1914年對錫克教徒和印度教徒做了些甚麼，我們在戰爭中對印第安人和日本人做了些甚麼。我們在二戰中拒絕接受猶太人的船隻，將他們送回德國使之走向必死無疑的結果。所以，我們不是沒有自己的過錯，唯一讓我們在世界人權問題上有所改進的辦法就是，認識我們自己的罪過和幫助消除其他人的缺乏了解。 「忍」只有通過學習，對話和了解才能達到。「忍」是一個……我希望加拿大能夠超越的詞。「忍」是一個工程師用來衡量壓力的詞。所以，在加拿大，我們將通過互相擁抱、愛和理解以做到「忍」。所以，如果中國政府願意，我們可以互相交換一些秘密。我非常想向國際特赦組織表示我的敬意。他們做了大量的、大量的工作以讓我們警覺和了解。當你們坐在這裏聽到蘇珊所講的迫害的事實，感到真是難以相信：一個人怎麼能對另外的人那樣做？所以，我們必須……這也是我們的責任，尋求為甚麼會這樣和超越這一切，以達到理解。謝謝大家！

（2000年7月28日參考譯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