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年7月22日，國家取締法輪功後，我們從自己的親身感受出發，覺得這麼好的功法根本就不應該取締。我母親煉功前，患有嚴重的糖尿病（四個加號），膽囊炎、口腔潰瘍等多種疾病，修煉法輪大法不長時間就全部神奇般好了。自從修煉法輪大法之後，我的父母再也沒有吃過一粒藥。所以我們一家堅持在家學法輪功。到12月份，我再也坐不住了，就到北京上訪，談自己一家的真實情況。

12月22日到達北京，住在功友家裏，後來又來了很多功友，大家準備第二天到人大上訪。當晚十時左右，突然來了一批公安，為首的問：「是煉法輪功的嗎？全部帶走！」對我們大聲呵斥，把我們帶到了海澱區東升派出所，坐了一夜。第二天晚上十時左右，我們被江西駐京辦接走，我們在206號雙人間，共關了三十一人，大家只能坐著或縮著，對面的207號房關的人更多，房門口有公安日夜守著，不能走出一步，24日一批功友帶著手銬被帶走，我們這一批（27個功友）是25日帶著手銬被一夥公安押著送到火車站列車車廂旁，我是一個人帶著一付手銬。吃飯，睡覺手銬都銬在臥鋪欄杆上，上廁所都有人跟著。

26日中午到達南昌，先到派出所作筆錄，下午3點左右派出所把我們二人送到二七北路看守所，我被關在18號牢房，進去一看，已經關了我們12個功友，我們11個功友只能坐在地上（0.9m X 4.0m大小,還要除掉20多個在押犯放包的位置)。12月30日中午,我們八個功友休息時間集體煉功，一個管教幹部拿著飯碗在樓上大聲喊：「你們在幹甚麼？在煉功？」不一會管教幹部把牢門打開，並說：「都出來上鐐。」這時余保貞正在廁所，管教幹部大喊：「還有一個呢？都出來。」我們八個人站成一排，那個幹部說：「把最重的鐐拿來，把她們鐐在一起，你們自殺吧！」我說：「自殺有罪，我們師父說過。」就這樣，我們八個功友（余保貞、江蘭英、戴曉蓉、彭小蘭、鄧燕玲、何招娣、陳香和我）被鐐在一起。戴曉蓉個子很大，正好和我被一付圈小的鐐鐐在一起，鐐圈都嵌在肉裏去了。我們只能慢慢地移，上廁所都是八個人一塊去。寒冬臘月大家只能縮坐在地上，睏了只能功友之間互相靠著打個盹。

2000年1月2日，我們八個人在放風間煉功，一個幹部看見了叫：「她們又在煉功。」接著來了幾個幹部，牢房門打開了，政委衝了出來，推了我們幾下，然後用力狠狠地煽了戴曉蓉兩個耳光，用拳頭打了她和其他的功友，打完之後說：「都出來，上鐐那有這樣上的。」把我們叫到門口，呵斥一陣，然後說：「分開！分開！給她們把手也鐐在鐐上。」然後又衝進牢房，把另外兩個年歲比較大的功友（周桃紅、陳香）鐐在一起。我們五個功友（余保貞、江蘭英、戴曉蓉、鄧燕玲、何招娣、）每人都被銓了一隻手在鐐上，走路就像大猩猩，一劃一劃的，腰直不起來，上廁所都得請刑事犯人解褲子，晚上只能縮成一團瞇一會。我們上了鐐之後，小聲說了幾句話，政委又衝了進來說：「你們還在說話。」穿著光亮的皮鞋踢何招娣......等,周桃紅說：「政委，你不要生氣。」「啊！你還叫我不要生氣！」就又衝過去踢周桃紅。這樣48斤重的鐐一直帶到一個月後放我們出去時才下。

今年2月23日，我們功友在一起學「轉法輪」，才看12頁，我又被抓押到二七北路看守所。3月24日下午2點多，劉幹部把我叫到辦公室，倪幹部和市裏一位幹部已坐在那裏，倪幹部一邊做著筆錄一邊說：「有幾個問題要澄清，你能如實回答嗎？」我回答說：「我們法輪功按真善忍辦事，當然能。」然後他問了我幾個一般問題，我都一一作了回答。當筆錄到第二頁，問到帶鐐問題時，我發現他避重就輕，沒有把全過程如實記錄下來（如只寫帶了一次鐐，而實際是這次鐐帶了二十多天，直到走時才下）。向他提了意見，他就讓我自己寫，並對我說：「你怎麼寫都行，你可以回牢房寫，寫多少都行。」我在辦公室把八個人帶鐐全過程如實寫出後，交給了倪幹部，並告訴他：「筆錄我不能簽字。」這時市裏幹部說：「她簽不簽字都一樣。」當我提出要塗掉第一頁筆錄簽字時，倪幹部不僅不讓我塗，反而惡狠狠地罵我：「你失去了做人的資格。」我剛走到辦公室門口，倪幹部就把我寫的材料揉成一團拋到地上，這次我又無端被關押45天，直到4月7日才放我出去。

南昌大法學員 鄧國珍
二０００年四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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