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們知道，早在1997年初，中國公安部一局以法輪功進行非法宗教活動為名，就布置全國公安部門進行調查。1998年7月21日公安部一局發出公政[1998]第555號《關於對法輪功開展調查的通知》。《通知》中認定李洪志先生傳播謠言邪說及一些骨幹利用法輪功進行違法犯罪活動，但通知中緊接著又提出：要掌握活動內幕情況，發現其利用法輪功違法犯罪的證據，各地公安政保部門要深入開展調查。這是典型的先定罪、後搜集證據做法。之後安全部門動用了最高級的偵探手段，甚至利用大法大道無形、誰想學就來學的特點派人混入大法弟子內部，可謂不遺餘力。

4月25日以後，很多普通學員的私人寓所電話以及工作單位電話都遭到竊聽，可見安全部門對這種監視手段確實是駕輕就熟。那麼，按照正常的邏輯推理，若李老師在北京有一套房子，從98年7月21日到99年4月25日如此長的時間內，這套房子必定已被查出並已在公安部門的嚴密監控之下，另外，研究會主要人員李昌、紀烈武、王治文等人的住處也應在密切監視中。

錄像片中指出，4月25日前後，紀烈武等人通過家中的電話與李老師聯繫多次，並且說李老師在轉機間隙，一直呆在「北京寓所」中，並召集研究會人員開會。那麼，這些竊聽器、電話監控是否應該發揮一些作用？

以此推斷，4月25日中南海萬人上訪，安全部門應該是知道的，可是，政府多次宣稱：
「絲毫未察覺的情況下，萬餘名群眾神不知、鬼不覺地包圍了中南海」，那麼，要麼是安全部門能力有限，用最高級的偵探手段都沒有發現這麼大一件事情（錄像中說：這些人計劃整個事件的過程只是在自己家中，用自家的電話，並沒有像解放前的地下工作者那樣打一槍換一個地方，或是到荒郊野外去，採取更隱蔽的手段），對於國家安全工作人員來說，這種可能性太小了，否則，豈不被人恥笑？要麼是類似的竊聽記錄、電話記錄根本就不存在或者沒有他們所需要的內容，否則，在全面圍剿法輪功之後，為甚麼輿論不把這些記錄公之於眾，以便大法弟子們早日認清形勢，而等到紀烈武等人被逮捕後來交待呢？

再來看看紀烈武等人在錄像中闡述事情經過的鏡頭。凡涉及到與李老師直接電話聯繫的事，全是紀烈武一人所說，而且只要是有「我打電話給李洪志」等類似的話，前後之間總是有一些間斷，給人感覺是不連續的。仔細觀察紀烈武在提到李老師的名字時的口型，可以發現口型和名字本身明顯不符，很像是經過語音處理的，移花接木。這不禁令人懷疑紀烈武的原話到底是如何說的？他到底給誰打電話？真的是給李老師打電話嗎？由於錄像片中配上播音員帶有傾向性的配音，再加上故意渲染的開會場所，很容易使人忽略這一點。顯然，攝製這一錄像的新聞工作者們忽視了新聞工作客觀公正這條最基本原則，整部片子就像一部故事片一樣。試問：若對於證據確鑿的事實，用得著採用這種手法嗎？

再來看錄像片中其他荒唐可笑之處：天津市公安局某處處長公然在記者話筒前信誓旦旦地說「天津沒有抓人，一個人也沒有抓」。

參加過天津上訪的上千名大法弟子都知道，參加過4月25日上訪國務院的弟子都知道，天津市出動了防暴警察，4月24日前抓了40多名大法弟子，在25日才放出來，這有被抓弟子寫的文章為證。鐵的事實誰也掩蓋不了，謊言永遠蓋不住真相。某些陰謀家利用謊言來愚弄群眾的伎倆必將暴露無遺。一句「沒有抓人」就把天津市政府的責任推得一乾二淨了嗎？我們並沒有反對政府，只是要求有一個寬鬆、合法的修煉環境，被抓被壓實乃非法待遇。

再看看錄像中對4月26日以後的事情是如何捏造的：說的是4月25日沒有見到國家領導人，李老師大怒云云。首先是整個過程沒有擺出任何有說服力的事實，只有播音員充滿傾向性和誘導性的一面之辭；其次，參加過4.25上訪的弟子都忘不了XXX（為尊重起見我們隱去這位國家領導人的名字）很早就親自出來與大家見面的感人場面，下午又親自與五位代表面談，傾聽大家的意見。這不是有目共睹的國家領導人與群眾的見面嗎？再者，李老師在4月26日以後知道整個事情真相時，一再要求弟子們要安心實修，以提高層次為根本，心不要動。大法真修弟子誰會相信李老師大怒這樣的謊言呢？

謊言永遠是謊言，最終只會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看完近40分鐘的錄像片，我們的感覺只有一個：大笑之。笑那些可憐的人們不知道他們自己未來的命運，還在人世的迷霧中借鎮壓法輪功來積累自己的政治資本，想著升官發財之道。

「人類啊！清醒過來吧！歷史上神的誓約在兌現中」

中國大法修煉者
1999年8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