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錢時是中共 有錢時仍是中共 中共永遠是中共

【明慧網二零二六年二月五日】圍繞張又俠被審查的討論，再次引發了社會對中國政治運作邏輯的關注。若將這一事件置於更長的歷史與制度脈絡中考察，其意義並不侷限於個案本身，而在於它所反映的政治思路和治理方式的延續性。《九評共產黨》一書恰恰提供了一個分析這種連續性的理論視角：即中國共產黨並非一個與時俱進的現代政黨，它是西方共產主義始祖馬克思、蘇俄的現代版，始終著保持其固定的組織特徵、行為模式和權力邏輯。

如果能接受體制改革，能反壟斷，能容納思想自由、言論自由、信仰自由、民生自由，能放棄「不斷清洗」「打翻在地、再踏上一萬隻腳」這種極端思想和暴力行為，中共就不成其為中共了。這也是為甚麼有人用這樣一句話來概括它：「沒錢時是中共，錢多了還是中共，中共永遠是中共。」

一、從《九評共產黨》看中共的「敵我區分」

《九評共產黨》的核心論點之一，是將中共視為一種以鬥爭為核心機制的政治組織，而非以道義、法律或公共利益為基礎的現代政黨。在這一視角下，政治並非利益協調的過程，而是通過不斷製造「敵我區分」，來維繫組織活力與權力的合法性。

這一組織邏輯決定了：權力優先於法治，對個人的忠誠優先於能力與專業，立場選擇必須絕對以黨為中心，黨的利益永遠優先於民生。

因此，「審查」並不只是法律或紀律問題，而是一種政治篩選機制，其目的在於確認個人在任何問題上都處於「組織可控」的範圍之內，以維持黨的權力和壟斷控制。

二、文化大革命：組織邏輯的極端呈現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並非歷史偶然，它並不是為了「無產階級」，而只是利用了「無產階級」，以實現黨的利益，是上述組織本質在特定條件下的一次極端釋放。《九評共產黨》指出，文革並不是失控，而是黨的鬥爭哲學的制度化實踐。

在文革時期，「審查」以政治運動形式展開；指控無需明確事實基礎；結論先於證據，定性先於調查。其本質並非司法過程，而是權力鬥爭與忠誠考驗的工具。個體命運完全服從於黨的政治需要。

三、當代審查機制：形式變化，邏輯不變

與文革時期相比，今天的中國已進入高度技術化、利益化、精細化的控制階段：公開暴力與群眾動員早已轉移到公眾視線之外；以控制輿論來馴化民眾的思想。即，黨的宣傳手法早已東西兼容，正如蘇共成為中共的地方化過程，但《九評共產黨》所揭示的黨的核心邏輯從未改變，只是以更制度化、更隱蔽的方式運行。

現年75歲的張又俠，是除習近平之外，中國解放軍中實際排名最高的將領。在張又俠被審查這一類事件中，可以觀察到以下連續性特徵：審查標準模糊，解釋權高度集中；程序缺乏透明性與可預測性；個案具有明顯的示範與震懾功能。殺雞給猴看，一切只為黨。

不同於文革時期佔主導地位的「群眾批鬥」，黨的當代審查更多依賴行政權力、輿論控制與資源剝奪，但其目標仍是通過不確定性來強化服從。「今朝座上賓，明日階下囚。」你是否忠於黨、該死該活，結論不取決於事實和證據，更不看業績和歷史。

四、經濟發展未能改變權力邏輯

中共並非因貧窮而極權，也不是因掌握了全球供應鏈才想成為世界霸主。經濟增長不會自動導向中共改變本質，只會讓中共停止韜光養晦，更有資源實現其終極目的。這一點在現實中得到印證：它在金錢匱乏時期，鬥爭以生存為名；在金錢充裕時期，鬥爭以安全為名。

「沒錢時是中共，錢多了還是中共」的說法，實質上指出了一個制度事實：財富的增加，只是為中共的控制和稱霸野心提供了更多工具、資源而已。這種連續性帶來的後果具有結構性而非偶發性：法律不會成為真正的約束機制，更不會帶來公平和正義；民眾、社會成員被迫基於恐懼而進行長期自我審查，視野狹窄，被侷限在黨主導的話語圈之內；信任、公德與理性思考能力持續流失。

當政治安全始終凌駕於民生發展之上，個體只能通過鴕鳥避險的模式來換取安全感，整個社會難以避免在低風險、低信任、低底線的異化狀態中越陷越深。

結論

將張又俠被審查與文化大革命時期的中共內鬥相對照起來看，模式清晰，邏輯未變，是黨的制度行為模式在不同時代、不同黨魁手中的延續。

形式可以聽起來更法治，但本質上還是人治。話語可以調整到更精細、不再那麼文革，但只要中共還在，其鬥爭哲學仍是國家權力運作的核心原則，中國就會一直是這個世界上的異類國家。

作為中國人，無論自家錢多錢少，如能放棄幻想，有百利而無一害：只要共產黨還在主政，不管誰上台，中國都逃不出「共產邪靈」的人治魔爪。只有真正拋棄中共，才有新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