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高以忱被起訴看「非常機構」中的個人風險

【明慧網二零二六年一月二十五日】二零二六年一月二十日，有關方面通報，中共國家安全部原副部長、中央610辦公室原副主任高以忱，因涉嫌嚴重違紀違法，已被取消相關待遇，違紀違法所得被收繳，其涉嫌犯罪問題及相關財物已被移送檢察機關依法審查起訴。

高以忱被起訴，看起來是一則反腐新聞，其更深層的意義在於，再次將一個長期存在卻始終缺乏制度約束的機構──610辦公室──推到公共視野中。執行政府命令的人，無論多麼權極一時，黨依然可以隨時將其拋棄，黨甚至無需推卸責任，處罰執行者即可。

610辦公室並非傳統意義上的政府部門，而是為了「消滅」法輪功、以「領導小組辦公室」形式成立和存在的專項機構。這個機構最大的特點是：權責不清、法律定位模糊、運行高度行政化。在實踐中，它往往能夠協調甚至指揮公安、檢察、法院、宣傳等多個系統，卻不直接對法律程序和後果負責。

從制度角度看，「610」這類「非常機構」天然存在三重風險：

第一，逍遙法外，權力集中而缺乏外部制衡。

610體系在運作中，往往經領導人一句話，就繞過法律法規和正常司法程序，直接介入具體案件處理，使執法、司法和行政邊界模糊，責任主體難以釐清。

第二，政治目標凌駕於個體憲法權利之上。

當「維穩」或「專項鬥爭」被設定為壓倒性目標時，眾多法輪功學員個人的信仰自由、程序正義和基本權利，完全被視為次要的可以犧牲的因素。

第三，責任追究長期缺位。

由於機構本身並不透明，其內部決策、指令來源及執行鏈條，難以被社會監督，也難以在事後進行系統性問責。

高以忱的被查、被起訴，表面上是個人腐敗或違法問題的處理，但更值得追問的是：在其長期任職期間，相關政策執行造成的社會後果，為何長期未被納入制度反思和公開評估？

近年來，多名與610體系有關的高層官員先後落馬，顯示這一體系並非「例外地帶」。但如果反腐僅止於個別官員，而不觸及制度本身的合法性、邊界和監督機制，那麼類似問題仍可能在其他名目、其他機構中重複出現。「610辦公室」這個體系的存在，及其改名易姓後的職能保持，本身就是中國最大的反法治問題。

一個現代法治社會，任何權力機構都必須具備三個基本條件：明確法律依據、清晰權責邊界、可追溯的責任機制。當某種機構長期游離於這些條件之外，其風險並不會因「政治需要」而消失，只會在時間推移中不斷積累。

高以忱案，或許正是重新審視這類「非常機構」歷史作用和制度成本的一個現實契機。從個人角度看，一個，兩個，三個……五個，當海嘯襲來，首先被夷為平地的可能只是幾座房子，最後當整座城市被席捲時，還剩幾座房子能夠置身事外呢？

在海嘯過後仍能置身事外的，只能是之前沒有攪渾水、沒有乘人之危大撈一筆的清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