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以為是 德之賊也
說到傳統文化，孔子和孟子都是非常重要的儒家人物。孔子（公元前551年─前479年4月11日）是魯國人，春秋時期的儒家代表人物。孟子（前372年─前289年）是鄒國（今山東鄒城）人，戰國時期的儒家代表人物。
孟子是孔子之孫子思（孔伋）的弟子。孟子有個弟子叫萬章。
一天，萬章問孟子道：「孔子在陳國時說：『何不回鄉呢！我們家鄉的人狂放簡單，積極進取，不忘初衷。』」「孔子在陳國，何思魯之狂士（為甚麼思念魯國的狂放之人）呢？」
孟子回答：「孔子說過，找不到既不過分也無不及、符合中庸之道的人，那就只剩與狂者和狷者了。」
章子又說了：我斗膽問一下，甚麼樣的人可以稱為狂士呢？孟子回答：「他們志向大而自滿，動不動就說『古代的人怎樣，古代的人怎樣。』而用常道考察他們的行為，卻發現他們的行為趕不上他們的言談。當連狂者也得不到的時候，那就只好找獧者了。」
在上文中看，狂和獧兩者是相對的。生活中的狂者，有高遠志向卻眼高手低；他們被發現言過其實的時候，會抱怨自己失意、不得志，也是一種推卸責任吧。獧者則因為謹慎狹隘而有些事寧死也不做。在現代漢語中，獧急、獧狹，指人胸襟狹窄、性情急躁，獧介、獧傲則指人潔身自好、性情耿直。總之，這兩種人都比不上不偏不倚、不過也無不及的賢士（好人）。
孔子當然想找到德才兼備的人，當找不到時，就退而求其次，想到了家鄉的狂者和獧者。談到人品等級，其實孔子還說過：「路過我的家門卻不進到屋裏（失禮），我不對此感到遺憾的，恐怕只有鄉里的好好先生吧。鄉里的好好先生，是德行的損害者。」 「鄉原，德之賊也。」鄉原（好好先生）是他最不屑的。
從中我們可以看到，孔子對人的品德有明確的標準，同時也有一定的包容度，不苛求他人品德完美，但對欺世盜名、好像甚麼人都不得罪的好好先生，批評卻非常尖銳。為甚麼憎惡這種人呢？因為這種人看似有德，其實很具欺騙性，幹的事情經常是損害公德的。事實上，「鄉原」並不是所有的人都不得罪，他是「選擇性的不得罪」，曲意逢迎，諂媚世人，為的是讓別人說自己好。（當然，除「鄉原」外，自以為是的還有很多其他類別，也都起著「德之賊」的作用。）
孟子說：「這種人，想指責他卻列舉不出缺點，想責罵他卻找不到由頭，他只是同流合污，平時似乎忠誠老實，處事似乎方正、廉潔，大家都喜歡他，自己以為做得正確，卻與堯、舜之道格格不入，所以說是『德行的損害者』。孔子說：厭惡那種外表相似實質不同的東西；厭惡狗尾草，怕它會混淆了禾苗；厭惡歪才，怕它會混淆了仁義；厭惡夸夸其談，怕它會混淆了誠信……君子只是讓一切都回歸正道罷了。路正了，百姓就會奮發振作，百姓奮發振作了，也就沒有了邪惡。」
孔子重視公德、社會風尚，由此可見一斑。再講兩個有關的小故事：
在孔子時代，魯國有一個規定，如果你在外國見到淪為奴隸的魯國人，能把他們贖回來、然後恢復他們的自由身，魯國會補償和獎勵你因為此事而付出的金錢及努力等。
子貢是孔子的得意門生，以善於雄辯，辦事通達，曾任魯國、衛國之相。子貢還善於經商之道，富致千金，為孔子弟子中的首富。有一次，子貢從外國贖回了一個魯國人，但卻拒絕了魯國的補償和獎勵。 孔子知道後對子貢說，子貢啊，你這樣做是不對的，你必須接受補償和獎勵。如果你拒絕了，以後（可能因為成本代價等問題）就沒有人再去外國贖奴隸了。
子路是孔子弟子中的十哲之一，極受孔子信任。子路生活狀況清貧，為孝敬父母不惜放棄仕途。有一次，子路救了一名溺水者，溺水者為了表示對他的感恩，送了他一頭牛，子路收了。孔子得知此事後，高興地對子路說，就要這樣，以後誰都會救人的。
從子貢和子路的事例中，體現了孔子的眼界範圍：在符合道德的前提下，社會公德、社會影響高於個人的名譽得失。
今天的社會，黑白顛倒、是非不分、善惡倒懸，人與人之間的互害成了家常便飯，人人為近敵，物質環境和精神環境的惡化進而帶來很多醫院治不好的現代病、絕症、難症。惡性循環，惡魔猖獗。只有恢復到人人都願意以修身為己任，堅持不懈，活到老學到老，世界才會從新成為好人的世界，為善遠惡的世界。這種變化是從每個人的內心開始的。道德力量是由內及外的，在一個人身上如此，在一個社區、一個國家身上也是如此。
從自己做起做好人並不過時，更不是無關緊要。從長遠看，做好人對自己的身心健康、家庭美滿、國家富強，都是必備條件。
古人說「一葉障目，不見泰山」，「自以為是」的習慣常常就是那片樹葉，是阻擋我們修成好人、善者的樹葉、荒山、沙漠。真善忍中可找到正確的做好人的標準，通過每日的實踐、學習、加深理解，人自然會逐漸的成為得到社會、天地、宇宙承認的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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