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賈連儒訴述他遭迫害的經歷。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開始瘋狂迫害大法後,我與我姐(賈連輝)去遼寧省瀋陽市市政府反映情況,被警察強行拉上大客車送到一所學校裏。後來因來上訪的法輪功學員人數過多裝不下,就把我和我姐轉移到一個很大的體育場。體育場的人也滿了,再來的人就送到別的地方去了。到第二天凌晨三點多,我和我姐被當地公安接回,由新邱街基派出所做我的「轉化」(放棄法輪功),每天都被強制站在太陽底下暴曬;因不放棄修煉法輪功,被非法行政拘留半個月。
同年十月份我去北京上訪,反映法輪大法的美好和真實情況。為大法說句公道話,結果在北京信訪辦門口,被便衣警察劫持到阜新駐京辦事處關押一天一夜;又被兩名警察送回當地,在阜新市新地看守所非法關押。在看守所,我被其他犯人用拖鞋抽嘴巴子,開飛機,騎驢,等折磨了十七天,又被區政府做文章,由公安局出面把我們四五個法輪功學員一塊遊街侮辱,在公安局門前搭的台子,開批判大會。整個過程由電視台全程錄像,並在地方電視台新聞聯播時連續播放很長時間。判我一年勞動教養,警察就到我家抄家,我姐為了保護大法書和警察爭奪,結果也被勞動教養一年,也送到阜新勞動教養院女子大隊。
因為我背法,警察就叫我們所有法輪功學員到走廊面牆而站還叫裏邊其他勞教人員看著我們言行舉動,在警察慫恿下。他們叫我去幹活,去給他打水。我不聽,一個人就過來打我,我嘴唇也被他踢豁了。後來警察帶我到醫務室只是簡單的包紮一下就了事了。後來因潮濕我又長了疥瘡,就把我關在小號隔離治疥(就是鐵籠了)。後來把我分到二大隊強制參加勞動。教養院的目的是想以超強體力勞動逼迫這些法輪功學員妥協,放棄修煉。二零零零年十一月初才放我回家。到家後派出所的片警叫鄭久彬每天都來我家看著我。
二零零一年八月七日,我和我姐加上木姐三個人在塔拉溝旅遊景點講真相,被不明真相的人舉報,被縣公安局經保科綁架,又叫我帶他們到我出租房抄家,到出租屋門口時,兩邊各有一個架我胳膊的警察把我鬆開叫我去開門,我撒腿就跑沒跑成功,警察把我雙手向身後邊綁上,用襪子堵著我的嘴,撬開門後抬到出租房屋裏,一頓拳打腳踢。又因為沒有搜出甚麼東西。氣急敗壞地狠狠踹我的腿,打我的頭。我感覺頭轟轟的,有點暈厥。警察又用我褲腰帶抽我,直到他們打累了才停手。
後來把我關到縣看守所,還叫那裏犯人「好好照顧」我,一進看守所就被犯人毒打,晚上不讓我睡覺,睡著了就叫醒。白天還讓我幹手工活插花,我就給他們講真相,他們明白後,就暗中悄悄幫著我。他們還告訴我說是警察指示他們這麼幹的,說要摧毀我的精神,直到讓我放棄修煉法輪功為止。
二十多天後,我和我姐再次被送到阜新市勞動教養院非法勞教三年。他們為了轉化率,採取了強制暴力手段,一個一個拉到會議室去暴力轉化,從會議室裏面傳出那種撕心裂肺的叫喊聲。在被綁架到這裏之前,就在六月二十二日,所有的法輪功學員都被惡警集中到走廊問參不參加勞動、穿不穿區別服、報不報數。法輪功學員不配合他們,便被分別拉到辦公室,四、五個暴徒酷刑折磨,用兩根電棍電。法輪功學員米忠生被電得口吐白沫,暴徒才停止對他的酷刑。當時在教養院裏邊的那些勞教人員都被嚇得膽顫心驚。教養院裏的氣氛很壓抑。因為上級施壓,他們改變了轉化的方式,只要被第二次綁架進來的法輪功學員都被列為頑固分子,天天洗腦,強制看侮辱誹謗大法電視。他們把堅定的法輪功學員叫頑固不化的,準備把我和我姐與另三名法輪功學員轉移到臭名昭著的瀋陽市馬三家勞教所。送馬三家之前,為了創收,強迫我們去挖溝(去的地方離教養院開車20分鐘的路程,挖大約0.6米寬1.5米深溝)。之前有一位出工時跑脫的法輪功學員,可是兩天就被抓回來了,被折磨成了精神病,還送到精神病院關押迫害。警察揚言再有跑的抓回來下場比這還慘。
二零零一年十月十七日那天中午收工回來的路上。因十字路口車速放慢,有一名法輪功學員馬海波跳車就跑,隨後米忠生也跳下車,我隨其後也跳下車,馬上警察也跳車去追我們,只聽見警察在後邊喊抓住他們。還聽見路人說看看又跑一個。
我跑到一個倒閉的廠子躲了起來,到晚上去了一個比較偏僻的熟人家,第二天晚深夜一點多有人敲他家大門,狗也在叫,我感覺不妙,心怦怦跳,門燈打開一看是警察,我就想從後門跑。一看後邊也有人,我就跑到院子裏翻牆跳到鄰居家,多次翻牆,最後跑脫。我想我不能再連累別人,得離開這裏,於是去了某某家,他見我說,警察剛來這裏找你,沒找到剛走,還說你姐和另三名法輪功學員已經被轉移到馬三家勞教所了,現在全城戒嚴,正在通緝你,快點離開這裏,能走多遠走多遠,順手把一件衣服和1000塊錢遞給我。
我從此流離失所。我看見一個公交車就上去了,一直坐到終點,下車後我就往有山的地方走,就這樣開始從山上走,開始翻山,睏了睡在山溝裏;晚上路過人家時狗汪汪的叫,我怕他們把我當成壞人,就躲開,跑的有時掉溝扎了一身刺,因為精神高度緊張也不感覺痛。餓了好幾天的我,到地裏去撿他們漏下的玉米;渴了就忍著,直到看見河流,下雨了,也沒有地方躲,只能淋著雨,晚上天也很冷,沒法睡覺,只能走路。一天走到一個村莊,我就在山上休息,後來我在山上聽見下邊村莊裏的孩子放學回來,喊:媽媽,我餓了。當時,我聽到後就哭了,同時想起了爸爸媽媽,從小學到大學,因為煉功做好人,走到今天無處可去的地步,心情非常複雜,也非常難受,心酸。後來,走來走去的,走到了北鎮,一聽到警笛或看到警察就害怕,這裏正在所謂「嚴打」,也不敢久留,就買了衣服和鞋子,在洗澡堂換完,悄悄扔了我以前所有衣物,又買了食物和水再次上山走,一共走了半個多月,才徹底離開阜新。
二零零六年十月十六日,我被山東省煙台市牟平國保大隊利用手機監聽跟蹤,早上六點在牟平孔家灘出租房,我和我妻子(董根任)被綁架。警察抄家拿走了我的兩個筆記本電腦與手機和大法書籍。在出租房門口,我喊法輪大法好,被他們捂上嘴並拳打腳踢抬上車,在派出所扣押一天後晚上送到牟平看守所,一進門就叫我喊報到,我沒有犯法我不喊,他們的就把我戴上手銬吊了起來,雙腳腳尖點地,第二天中午才把我放下來,手銬沒拿下去,分到最殘忍的牢間,讓犯人折磨我。他們輪流打我,誰不打我他就挨打,他們用香煙燙我,往鼻孔裏插;用手拔汗毛、拔鬍子;用拖鞋抽,掰手指頭;按鼻子摳眼睛用鐵絲扎手,打太陽穴拔手腳指甲蓋,捂住嘴和鼻子不讓我呼吸。
![]() 中共黑獄酷刑演示:煙熏 |
我身上被折磨的紫一塊青一塊的,他們一折磨我,我就喊法輪大法好,一天一天喊,好多監室都知道法輪功學員被折磨。有同情我的人和不怕事大的人也跟著喊,看守所大部份牢監裏的人都聽到了。同時我就給他們講法輪功是按著真善忍去做好人,共產黨他們在犯罪、在迫害好人。後來警察把死刑犯的手鐐腳鐐最重的給我戴上,手腳磨的都是傷,後來他們又把我銬到死人床上一動也動不了,只有提審才能活動。我開始絕食。後來13監室(號長)實在不忍心看我被他們折磨,再三請求保證下把我要到13監,這是一個接收間,這號長是經濟犯,他知道法輪功真相。
後來我被非法勞動教養一年,送到山東淄博王村勞教所七大隊迫害。一進勞教所就有兩個被轉化的人做「轉化」,我被帶到一個陰暗的好像圖書室,告訴我,你會死在這裏,器官會被摘除。一整天不讓睡覺,也不見其他人,他兩個人一直不停的輪番勸我放棄修煉,否則就會死在這裏。當時我也感覺到完了,這回是死定了,非常害怕,我就是不吱聲。第二天,他們又把我帶到別的地方,這回才看到被關押的法輪功學員,但他們死死的控制著我,不讓我和任何一個人說話,哪怕一個眼神,都會招來毒打,逼著我看誹謗大法的電視;每天給二到三小時睡覺時間,其餘時間都給我灌輸邪黨誹謗大法的東西,讓人聽了頭腦發昏,很難受,早四點起床,中午不讓睡覺,到第二天凌晨一點,天天坐小板凳不准活動。一個月後看我還不轉化,就體罰,面牆而站。站著一迷糊就被他們用拳頭打醒。我每一個動作每句話,他們都給記錄,天天灌輸侮辱大法的東西。還強迫我幹活--電子產品二極管。一年後被我妻子接回。
二零零四年四月,我哥結婚,警察還來我家蹲坑。所以,家也不能回。二零零八年開奧運會的時候,我姐去瀋陽路上被警察攔了下來,問我在哪,我姐說不知道,就被他們扣留一晚上,後由當地國保大隊接回。同年我媽因不堪邪惡經常上門騷擾,以癌症晚期離世。
二零一三年三月十四日,不法人員又到我家找我,聽說我回來了,有人見到我了,問我在哪?我哥說不知道。
二零一五年我以實名在網上起訴江澤民。
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份,每天都有警察上門找我,一連半個月,之後偶爾也用查戶口,登記的理由找我。
二零二四年前後都有陌生人到我出租房敲門,外出時有時有人跟著。
到現在,我在外流離失所二十五年了(包括被非法勞教迫害),中共邪黨都沒有放棄對我的迫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