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注意安全上也是放下自我的過程
十幾年前的時候，我對電話監聽僅僅大概知道有那麼回事兒，聽說過座機要拔掉電話線，但對手機監聽誤以為只要關機就監聽不了。
一次遇到緊急情況，不得不去找幾年沒聯繫的同修，見面後，同修問我是否帶了手機，我說早關機了，同修叫我把電池卸下來，我心底隱隱有點不願意，但還是馬上照做了。後來，隨著對安全問題了解的深入，加上接觸到的警察告訴的監控如何如何容易，還有曾親身經歷過手機被邪惡遠程操控，我在注意安全上更不敢掉以輕心了。我學習了師父有關手機安全的講法後，更是能理性嚴肅的對待安全問題，更知道該怎麼做了。
現在回過頭看，那次我帶著手機去找同修，這是明顯的安全問題，原因是我對此不知情，但知情後，需要注意的時候，我心底卻出現了不願意，仔細看那個「不願意」，原來是嫌卸手機電池非常麻煩而不想做，以及形成的「只要關機就沒事了」的錯誤觀念讓我覺的這是多此一舉、根本沒必要做，從而對同修要求自己做這道步驟心生反感和抵觸，而這背後實際是「我認為安全的就安全，我認為不安全的才不安全」，也就是在堅持自己的認識。
再看那時身邊同修不注意安全時的表現：如有的老同修開始對手機監聽不重視，遭迫害後，變的哪怕在手機監聽不到的情況下，也很警惕，可是等環境寬鬆了，又開始不注意手機安全，在手機旁邊說起敏感的話來也敢不注意了。還有的老同修在電話裏談到敏感的內容，卻堅持認為邪惡會理解成別的意思；又或是在外做救人的事時的某些舉止表現，別說給專門參與迫害的人看到了，就是一般常人看著都覺的行為異常，會引起人的懷疑，然而同修自己卻不以為然。
這些的背後也是那個「我認為該是怎麼樣的就是怎麼樣，我認為需要做的就做，不需要做的就不做」。用法對照，我認識到不注意明顯的安全問題背後有兩個主要原因。一個是因為「情」，做事從人的情出發，我想做這個，我不想做那個，我想這樣做，我不想那樣做，以及從情中派生出的各種執著心，在這些人心的驅使下、被執著帶動著這樣做或那樣做，這麼一來，安全問題上不是以法為標準來衡量該怎麼做，而是用情、人心執著去判斷和決定。再一個就是堅持自我，以自我為中心，以自己的認識或想像為標準，只要我認為這樣做沒有安全問題的那就是沒有安全問題，導致對待安全問題時不是根據實際的情況理性的去做，而是根據自己知道或想像的情況去怎麼做，例如：當不知道手機及微信等軟件能被邪惡輕而易舉的監控，或不相信有這種事時，就認定用手機或手機軟件與同修聯繫沒有安全問題，從而敢於這麼做，又如自認為自己那套「暗語」邪惡根本聽不懂甚麼意思，或自己想像的邪惡會怎麼理解自己的行為表現，哪怕實際上那套「暗語」已經明顯到邪惡一聽就知道甚麼意思，哪怕那些行為表現邪惡一看就知道是在交換真相資料，也還以為自己說的話、做的事邪惡一無所知，自己非常安全。
這兩個原因會使人在面對明顯的安全問題時，認為這不是安全問題，從而不去注意，這種時候，為了掩蓋背後的原因，往往又會用「正念強」的說法。可是，正念源自於大法，不聽師父的話、不按照法的要求做的，還是正念嗎？這讓我想起了童話故事「皇帝的新衣」，故事裏的皇帝自認為穿著華麗的新衣，正展現出皇帝的華貴與威嚴，然而在周圍人眼中卻是另一番景象，實際的情況與皇帝的自我感受正好相反。其實，學員在不注意明顯的安全問題時，本人可能覺的自己沒怕心、正念強，但其他大法弟子在法上衡量，能明顯看出你的不理性和不在法上的地方，就連那些參與迫害的人看到，也是在背後嘲笑的。所以說，大法弟子在安全問題上不能憑自己的想像，自己的想像可不等於實際的情況，「自我」的認識對邪惡也起不到任何作用，只有在法上理性對待，才能真正保障自己與同修的安全，才是真正對自己、對同修、對眾生負責。
在這些年注意安全的過程中，我還體會到，注意安全問題看似是在做一些表面的行為，實際也與修煉有關，比如要卸手機電池，或想辦法把手機放到其它地方來防止監聽，比起不去理會手機肯定來得操心費力，這背後就有安逸心、怕麻煩的心、「糊弄事」的黨文化。又如：去資料點不帶手機的話，擔心家人不理解啊，各種其它的顧慮啊，這背後都是人情與人的理。
也就是說，在面對安全問題時，會反映出背後的人心，這時是要聽人心的話，還是要放棄人心而聽師父的話，是選擇堅持自己的認識，還是選擇放棄「自我」，而在法上理性認識，這都是在修自己的過程。
（責任編輯：李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