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營救同修中救度公訴人

【明慧網二零二三年二月二十一日】我講一講在營救同修中，和公訴人講真相的一個過程，也是我修煉路上一個小小的片段，不在法上之處，請同修指正。

我們當地有兩名同修在鄰縣講真相被綁架，被構陷到檢察院。我們採取了一系列的營救措施，有一次，我和家屬一起去檢察院遞控告國保大隊長的訴狀，正好另一同修的律師也去閱卷，我們就隨著律師和同修的孩子們一起進去了。

律師很優秀，一邊閱卷一邊站在我們的角度和公訴人講修煉法輪功的合法性，公訴人A聽著非常不高興，大聲斥責律師，威脅律師說話要負責，我一直在發正念，不知道從哪裏講起，他們吵起來了。律師趕快緩和一下，一會兒又吵起來。

我看到公訴人A很氣憤，我趕快接過話來，很友好的對檢察官說：「你好，我是某某的妹妹，你不要生氣，請你理解律師，也理解我們家屬的心情。我們現在非常焦急，我有件事不明白，我想請教你。」她看了看我，語氣稍有緩和說：「好，我理解你們家屬的心情，只要我能解答的，我就儘量給你講清楚。」

看著她慢慢緩和的臉，我很真誠的說：「謝謝，我們作為家屬，這段時間沒有幹別的事，就是到處諮詢律師、法律專家，還在網上搜索，學了大量的針對法輪功方面的法律知識。我們發現，用刑法300條批捕我姐姐是不對的，因為，第一，法輪功不是邪教（註﹕中共是真正的邪教）。沒有一條法律規定法輪功是邪教，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公安部認定和明確的邪教組織有十四種，其中沒有法輪功。只是兩高下發了一個法輪功是×教的內部通知，可是內部通知不是法律，不能作為法律依據。兩高還先後出台了兩個司法解釋，司法解釋只能針對司法工作中具體應用法的問題進行說明，絕不能脫離法律文本創造法律。我們先不說這兩高根本就沒有立法權，單就司法解釋本身來說，兩高的司法解釋也沒提法輪功一個字。法律是嚴謹和明確的，你們不能憑著感覺和暗示或者一個通知就半推半就的當成法律用吧！」

A說：「我告訴你，我們依據的是最高檢的指示，我們是檢察院，我們不聽最高檢的，我們聽誰的？」我反問她：「你們是執法部門，你們也不能根據一個通知就去定罪吧！而且兩高的司法解釋裏也沒有法輪功呀！」

律師也故意的放慢了閱卷的速度，時不時的插話配合我。我接著說：「我姐姐也沒有破壞了法律實施，只有有公權力的人和部門才能破壞得了，我姐姐一個手無寸鐵的老百姓怎麼能破壞了法律的實施呢？」我又給她講：「現在是員額制檢察官制度，案件終身負責制，你一定要慎重，我們家人不想我姐姐被冤枉，也不想你們因為此事將來被追責，如果我姐姐真的被冤判，我們會對這個案件由黑夜守候到黎明，直到我姐姐被洗刷清白。所以，我覺的你們應該把案卷退回去，無罪釋放我姐姐，這既是維護法律的公平，也是捍衛法律的尊嚴，更是保護你們自己，這樣，我姐姐既免受牢獄之苦，你們也免於將來被追責的麻煩。」

我在和A交涉的時候，不知甚麼時候，已經從坐變成站在她的辦公桌前，兩個孩子也一左一右地站在我身邊，時不時的說：「是呀！你們就放了我媽媽吧！」

我在說的過程也在心底發了一念，一定要讓這個生命明白，同修們也在檢察院外面發正念。我在觀察著她：從不耐煩，到若有所思，再到沉思，雖然很輕微，可是我敢肯定她受觸動了。我順勢說：「你看，你們沒有法律依據，就不要公訴了，你們就退卷，放了我姐姐吧！」

她這時好像回到了現實中說：「我知道你們非常著急，也理解你們的心情，可是，你給我說這些沒有用，我做不了主。」我說：「你是這個案子的公訴人，你怎麼做不了主？那你起碼要給我們向上反映啊！還有，你知道槍口抬高一釐米的故事嗎？東德的士兵開槍打死翻越柏林牆想逃往自由社會的人，時間不長柏林牆倒塌，東德士兵被帶到被告席上，面臨法庭的審判。他說是在執行上級的命令，他別無選擇；可是法官卻說：一個軍人不執行上級命令是有罪的，但是打不准是無罪的。」

這時，律師也過來說：「把槍口抬高一釐米。」A笑了一下，說：「我把槍口抬高一釐米，下一秒，槍口就對準了我。」我緊接著說：「我知道，讓你退卷，很為難你，我也知道你可能也真的做不了主，可是我還是請你在你權利職責範圍內盡最大努力的做。」她說：「好好好，我知道了，給你說了好幾遍了，我做不了主，我們不要再翻來覆去的說了，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說：十四種邪教裏沒有法輪功，法輪功不是×教，你姐姐沒有破壞任何法律的實施，刑法300條不適合法輪功，是不是？我把這意見給你遞上去。」

之後開庭時，公訴人已經換成了公訴科科長，這個公訴人A只是陪同去了，在法庭上，也沒有發表言論。

再一次和這個公訴人A打交道是因為另一個同修被綁架，還是先前的那個律師，因為很熟了，所以我們配合也很默契。同修的丈夫膽子很小，不敢去檢察院，我和一起去的同修就鼓勵他，可到了檢察院門口，他堅決不去，也不下車。我說：「姐夫，不要怕，我陪著你。」

這樣，我們又來到了這個檢察院，因為還不知道是哪個公訴人接這個案子，我們就和律師先到了案卷科，我一眼就看到在案卷科裏的人是那個公訴人A。律師很健談，在和她聊天，她也認出了律師，並說她已經調離公訴科了。問起這個案子，她說：「就是那個法輪功的案子嗎？這個案子還沒有正式移交過來，我們不能夠透露任何信息。而且，你們還要開信過來，證明你們和當事人的親屬關係。」我說：「我姐夫來了，就在外屋等著呢，他拿著身份證可以嗎？你就行個方便吧！我們來一次很不容易，你看我們都不知道去找誰。」她說：「不行，有身份證也不行。」

她看了我一眼，扭過頭去，可馬上就又扭回來，認真的看我。我一下心裏有點不穩，她是不是認出我了呢？上次我沒有戴口罩，和她談了將近兩個小時，這次因為疫情的原因，我雖然戴著口罩，可是眼睛蓋不住，聲音是改不了的。她看了我一會兒，站起來，和另一個人低語了幾句，就出去了。

我想：她是不是看到哪一個案子我都跟著，已經知道我不是家屬了，是不是去叫人來綁架我呀！要不，趁她還沒有回來，我先出去吧！可是轉念一想：我怕甚麼？我就是要堂堂正正的，大法受污衊，師父受冤屈，大法弟子受迫害，我為甚麼不可以挺直脊梁討公道。想到這裏，定了定神，在心裏喊著師父，重新調整了一下自己的姿勢，幫律師整理他一大堆雜亂的文件和案卷。

過了一會兒，公訴人A回來了，坐在她的桌前，在電腦上打開了一個界面，臉上帶著微笑，眼睛直視著我說：「對不起，我真的不能告訴你，我不能違反規定，要不，你看，我們是真的有規定，你看呀！」她又把電腦側過來了一點，我隔著寬寬的桌面，我看到電腦屏幕上有同修的名字，我想使勁看看，可是不知道看哪裏，也看不太清。

A看我有點茫然，就又把電腦向我這邊又轉了轉，我說：「謝謝。」我看到A看我的眼神很真誠，我也回給她一個微笑。這時，律師說：「我們走。」

出來後，我問律師：「我們去哪裏？」律師說：「去找接管這個案件的公訴人。」我說：「你知道是誰了？」他說：「剛才在電腦上看到了。」我高興的說：「你真棒！我看了半天也不知道要看甚麼，你就掃了一眼，就看到了？」我一下子很激動，真的為A而高興，她在盡力的幫助我們。

在營救同修的過程中，時不時的有人心翻上來。一同修的家人把派出所、國保、檢察院所有參與迫害的人給控告了。在第二次開庭時，家屬辯護人說：「我把你控告了，你要迴避，不能再上法庭了。」公訴人吃驚的問：「你把我控告了？你控告我甚麼？」「徇私枉法罪。」公訴人趴在桌子上問：「我怎麼就徇私枉法了？」家屬說：「自己看控告狀去。」

這件事對他們檢察院震動很大。當地國保、公安也對他們家人想打擊報復，對當地的大法弟子也騷擾不斷，從各方面施加壓力。同修給我交流，讓我低調點，我也好像產生了怕心，心裏在糾結，也總想偷點懶，可我不做又覺的不對，鼓起勇氣去做，又覺的有個很大的怕在擋著。就在那天晚上，剛一躺下，似睡非睡中，看到有警車來抓我，我就從後門跑出去。我使勁的跑，眼看警車就要追上我了，一個純白色的大雕一下在我身後從腋下一抄，帶著我直沖天際。飛了一會兒，把我放下來，我悠閒的坐著，一邊悠著腿，一邊俯瞰著那輛警車，就像一個火柴盒一樣，東一頭，西一頭的在亂轉，感覺他們在納悶：怎麼一下子就找不到人了呢？心裏一陣好笑，覺的他們太低能，又太愚蠢了。玩兒了一會，好像警車離近了，我轉身給大雕說：我抱著你吧！這樣你不會太累。我就張開手臂摟它的脖子，可是這雕太大了，我雙手摟不過來，怎麼也打不上扣，而且它的羽毛很光滑，我沒法抓。這時，這只大白雕，從我腋下一抄，一飛沖天，我用眼角餘光看到它右邊的大翅膀在忽閃忽閃的上下舞動，好漂亮。我忽然一下子醒過來，身體還留有那輕飄美妙的感覺。我眼淚一下子就流了下來，我知道是師父在鼓勵我，告訴我不要怕，邪惡甚麼都不是，他們低的已經夠不到我們了。

我知道，我們要助師正法救度眾生，包括公檢法司的人，他們更是受害最大的人群。我們講真相、反迫害不是為了我們能有一個甚麼寬鬆的環境，也不是以我們的同修少受迫害為唯一目地，我們是要救這一部份可憐的眾生。舊勢力把他們得救的坎設的很高，如果我們把他們當成敵人，從而放棄他們，他們就真的不能得救了。慈悲的師父期盼著我們救度所有的人。

英國哲學家培根說過：「一次不公正的審判，其惡果甚至超過十次犯罪。因為犯罪雖是無視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審判則毀壞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法律原本就是根據摩西十誡而制定的，本意是伸張正義，保護善良。希望我們能喚醒公檢法司的人員，在這歷史巨變中，趕快覺醒，捍衛法律的尊嚴，還法輪功學員以公平公正，為自己選擇一條光明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