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第十六章):環保主義背後的共產主義推手(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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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網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一日】

第十六章 環保主義背後的共產主義推手(上)(下)

目錄

前言

1.環保主義的共產根源
1)環保主義發展三階段
2)環保主義與馬克思主義對環境的態度一脈相承
3)生態馬克思主義
4)生態社會主義
5)綠色政治:綠色是新的紅色
6)生態恐怖主義
7)「綠色和平」後面的不和平

2.氣候變化「共識」的迷思

1)科學「共識」的歷史
2)「共識」的確立和鞏固:在科學界統一思想
3)懷疑派科學家為何不認同「共識」
4)環保主義科學家為甚麼偏愛「災難」理論

3. 環保主義正在成為另一種形態的共產主義
1)滲透政治,構築全球政府
2)打擊資本主義
3)發動媒體攻勢,壓制不同聲音
4)操縱「民間」團體,發動街頭革命
5)反人類主義的新宗教

結語:信神敬天,恢復傳統,走出環境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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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地球是人類的生存環境,為人類提供了食物、各種生存資源與發展條件,讓人類繁衍生息,綿延數千年。

人類與自然環境密切互動,中西方傳統文化都強調人與自然的良性共生關係。一方面,「天地之生萬物也,以養人」,[1]即天創造萬物的目的是為了養活人,萬物可以被人類善用﹔另一方面,人在生活中需要遵循天地之理,用之有度,主動維護人類生存的自然環境。

西方傳統文化認為,自然環境是創世主恩賜給人類並交給人管理的,因此人類對自然環境應當珍惜並善加利用。在中國傳統文化裏,講究的是萬事萬物的均衡發展,互不相害。《中庸》說:「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

中國古人很早就注意到對環境的保護。據史料記載,大禹時,「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長,夏三月,川澤不入網罟,以成魚鱉之長」。[2]曾子說:「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3]這些都表現了取物有節、珍惜、保護生態的思想。

近現代工業革命後,工業污染對自然生態造成了破壞,讓人們開始重視環境問題。實行各種相關法令與保護措施之後,污染得到有效治理,環境大為改善。在此過程中,人的環保意識大為增強,他們對自然的愛護和改善環境的努力都是值得肯定的。

這裏需要區分幾個概念:環境保護、環保運動和環保主義。環境保護,顧名思義,就是對環境的保護。自從有了人類文明,就有了人類對環境的保護。這種環保活動與任何政治意識形態無關。環保運動是針對環境問題的社會和政治運動,其主體是通過聲勢浩大的群眾運動、媒體攻勢和複雜巧妙的政治運作,改變有關環境的政策及大眾心理和行為習慣。環境保護主義,簡稱環保主義(environmentalism,又譯環境主義),是一種強調保護環境、人和自然生態和諧共生的哲學思想和政治意識形態。環保運動和環保主義的來源與共產主義並不相同,但共產邪靈善於綁架群眾運動、操縱和利用社會形勢,因此從現代環境保護主義出現之初,共產邪靈就系統安排了對其的綁架和利用。

當今世界範圍內的環保主義背後的因素極其複雜。它用動人的說辭、利用人們善良美好的願望,掀起了一場席捲全球的政治運動。參與其中的不乏善良、有正義感、真正關懷人類前途命運的人。但這場運動背後的因素卻是共產邪靈,它利用環保的道德制高點來推進自己的圖謀。在這場運動中,環保被高度政治化、極端化甚至宗教化﹔傳統的道德基礎被忘卻,誤導性宣傳甚至各種強制性的政治手腕成為主導因素。環保主義正在成為另一種形態的共產主義。

本文將著重探討環保主義與共產主義有哪些聯繫,環保主義如何被劫持、變形,以及它將帶來何種影響。

1.環保主義的共產根源

為了最終毀滅人類,共產邪靈做了多方面的周密準備。共產主義發端於歐洲,又發動暴力革命在東方的兩個大國──俄國和中國──掌權,共產陣營和西方社會在冷戰中長期對峙。在蘇聯東歐共產陣營垮台後,共產邪靈企圖啟動在東西方社會同時布置的共產主義因素,建立管控嚴密的全球政府。為了實現這一目標,邪靈必須製造或利用一個足以威脅全人類的「敵人」,恐嚇人類讓渡個人自由和民族國家的主權。製造全球性的對環境和生態災難的恐慌可以說是其一個必然的選擇。

1)環保主義發展三階段

環保主義的形成和發展與共產主義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具體而言,其發展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理論醞釀期,這一階段可以從1848年馬克思和恩格斯發表《共產黨宣言》算起,一直到1970年第一個地球日(Earth Day)。在這個階段初期,馬克思及其門徒沒有把環保主義作為其理論論述的重點,但馬克思主義的無神論、唯物論觀點天然地與環保主義的主要傾向相吻合。馬克思宣稱,資本主義是跟自然(即環境)相對立的。馬克思的門徒造了「生態系統(ecosystem)」一詞,環保主義在某些學科內部悄悄醞釀。在這個階段的最後十年,即1960年至1970年,兩本暢銷書《寂靜的春天》(1962)和《人口炸彈》(1968)在美國登場,環保主義借「環境保護」概念進入公眾視野。

第二個階段開始的標誌性事件是1970年舉行的第一個地球日活動。1972年聯合國召開第一次斯德哥爾摩環境大會。這個階段各種組織迅速產生,各種活動增多,在美國、歐洲都進行了規模不等的宣傳、抗議、「科研」、立法、會議等攻勢。從宏觀上來說,上世紀60年代西方的反文化運動是西方內部共產邪靈因素的一次展示和閱兵,它們以民權運動、和平反戰運動的名義登上政治和社會舞台,但共產主義因素數量巨大,來勢洶洶,它們迅速蔓延到女權運動、同性戀合法化運動等不同類型的反資本主義戰爭當中。70年代以後,反越戰運動退潮,共產主義因素一部份進入體制內,發起「體制內長征」,另一部份充實到女權主義、環保主義當中,這是環保主義勢力高漲的根本原因。70年代扛起環保主義大旗的一支最重要的力量,正是反文化運動的主力──嬉皮士們。事實上,共產邪靈正在加緊準備在兩大陣營的對峙結束之後,用環保主義的旗幟重新包裝自己,在全球範圍內掀起另一個不叫共產主義的共產主義高潮。

第三個階段開始於冷戰結束的前夜。1988年,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下文將使用該機構簡稱IPCC)成立,「全球暖化」這個概念開始進入政治領域。[4]1990年蘇聯解體前夕,莫斯科曾經召開國際環境會議,蘇共總書記戈爾巴喬夫在發言中倡議建立國際環境監測系統,簽署建立「環境保護特區」的盟約、支持聯合國環境方案,並在巴西召開後續的環境會議。[5]我們隨後看到,西方環保主義者對這些提議幾乎照單全收。美國政界要人發表公開信《致全球暖化論的懷疑者》,「全球暖化」成為這個階段環保主義者(其領頭人是改頭換面的共產主義者)給人類塑造的主要敵人。利用環境保護藉口進行的宣傳驟然升級,環境立法、環境公約數量迅速增多、規模加大,環保主義成為限制各國公民自由、剝奪民族國家主權、限制打擊西方自由社會的主要工具。冷戰結束後,蘇聯東歐前共產黨人、西方的共產主義者和同路人紛紛改弦更張,加入環境保護運動,環保主義和環境運動驟然升溫,變得聲勢浩大,同時具有了更鮮明的共產主義色彩。

2)環保主義與馬克思主義對環境的態度一脈相承

在東西方信仰正教的人看來,人是神仿造自己的形像造的,人的生命也因此具有了高於地球上其他生命的價值和尊嚴。同理,自然環境也是神給人創造的,人有愛護自然環境的義務﹔自然環境為人而存在,而不是相反。但是在無神論者和唯物論者眼裏,人的生命並沒有這樣的特殊之處。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斷言:「生命是蛋白體的存在形式。」[6]既然這樣,人的生命就是蛋白質的一種特殊的存在形式,與動物、植物沒有任何不同。因此,以保護自然的名義剝奪人的自由甚至生命就是順理成章的了。

1862年,德國化學家、馬克思的同事李貝希(Justus von Liebig)在一本關於有機化學的著作中,抨擊英國農民使用進口鳥糞作為肥料。英國農業受益於鳥糞這種高效的肥料,作物產量大增。到19世紀中期,英國人的食物來源充足,質量上乘。鳥糞生意使各國商人、英國農民、英國大眾等多個方面同時受益。李貝希為甚麼要譴責這種做法呢?他的「道德義憤」出於四個理由:第一,搜集鳥糞過程中會對大自然造成破壞﹔第二,商人用低工資剝削了工人﹔第三,糧食豐產,刺激了人口增長,反過來又需要更多的糧食,這超過了自然能夠承受的範圍﹔第四,更多的人口和牲畜意味著更多的糞便和垃圾。[7]

當時正在埋頭撰寫《資本論》的馬克思仔細研讀了李貝希的作品,他稱讚後者「從自然科學的視角發現了現代農業的負面即毀滅性的一面」。[8]同李貝希一樣,馬克思把任何使用自然資源創造財富的努力都看成惡性循環,他的結論是「理性的農業和資本主義制度是不兼容的」。[9]

列寧及其布爾什維克在俄國發動政變後,迅速頒布《土地法案》、《森林法案》等,把土地、森林、水源、礦產、動植物資源收歸國有,不准人民擅自開發利用。[10]

美國作家布萊恩‧薩斯曼在《生態暴政》一書中一針見血地指出,馬克思、列寧的思路和今天的環保主義者高度一致,那就是:沒人有權利從自然資源中獲利,「不管是拯救森林、鯨魚、蝸牛還是氣候,所有理論的基礎都基於一個根深蒂固的信仰,即這種獲利方式是不道德的,如果不儘快阻止,會最終毀了這個星球。」[11]

這場全球性的環境運動涉及了為數眾多的思想家、政治家、科學家、社會活動家、媒體人等,我們這裏無暇一一列舉其思想言論和所作所為,但有一個人不能忽略,他就是聯合國環境署的創辦人、籌辦了1972年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和1992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的加拿大人莫里斯‧斯特朗(Maurice Strong)。斯特朗的姑姑是著名的親共記者、在中國度過餘生的安娜‧路易士‧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莫里斯‧斯特朗深受他姑姑的影響,他將自己描述為「在意識形態上是社會主義者,在方法論上是資本家」。有人認為斯特朗是「一個令人恐懼的權力追求者」,「他的觀點與最激進的環保主義街頭抗議者一樣激進,但他沒有在全球會議上對警察設置的路障聲嘶力竭地喊口號,而是在會場內部以秘書長的身份揮舞著主持會議的木槌。」[12]斯特朗領導的聯合國環境署發表的觀點和馬克思主義如出一轍:「土地私有權是積累財富的主要工具,有助於導向社會不公。因此,土地使用權的公有是必須的。」[13]莫里斯‧斯特朗退休後選擇在北京定居,於2015年去世。

已故前蘇聯問題專家、對「謠言戰」有深入研究的娜塔莉‧格蘭特‧瓦拉加(Natalie Grant Wraga)曾寫道:「保護環境已經成為攻擊西方的一切的主要工具。可以用保護環境這個藉口,實行一系列破壞發達國家工業基礎的措施。它還可以通過降低(發達國家的)生活水平和引入共產主義價值觀來實現搗亂的目的。」[14]事實上,環保主義思想不僅僅來自於前共產陣營。共產邪靈在東西方同時布局,在自由世界內部也埋下了毀滅的種子。

環保主義的各種學派、團體、運動、政策,很多都與共產主義有密切的聯繫。我們將舉例加以說明。

3)生態馬克思主義

19世紀末、20世紀初最早提出生態概念的英國人雷‧蘭克斯特(Ray Lankester)和亞瑟‧坦斯利(Arthur Tansley)都是費邊主義者(費邊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變種)。蘭克斯特是動物學家,是馬克思的年輕朋友。在馬克思晚年時,蘭克斯特是馬克思家庭的常客,也是參加馬克思葬禮的少數幾個人之一。蘭克斯特曾寫信給馬克思,稱他正「以極大的樂趣和受益」了解後者「在『資本論』方面的偉大工作」。坦斯利是他那一代英國最重要的植物生態學家,「生態系統」(ecosystem)這個詞就是他造出來的,是「英國生態學會」的第一任主席。坦斯利在倫敦大學學院上學時,深受蘭克斯特的影響。[15]

從蘭克斯特和坦斯利身上可以看出生態學與馬克思主義的淵源。當然,生態學與環保主義並非一回事。生態學研究生物體與周圍環境的關係,環保主義特別關注生態災難。不過,生態學能夠為如何界定生態災難提供理論基礎,與環保主義有著緊密的聯繫。生態馬克思主義(Ecological Marxism)就是從生態學衍生出來的。

生態馬克思主義在馬克思的經濟危機概念之外,加入了生態危機概念﹔擴展了工人與資本家的矛盾,加入了生產與環境的矛盾。這就是所謂的雙重危機、雙重矛盾理論。用理論性的論述來說,馬克思所說的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就是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被稱為第一個矛盾﹔而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作為一個整體與生產條件(生態系統)之間的矛盾,就是第二個矛盾。第一個矛盾導致經濟危機,第二個矛盾導致生態危機。[16]

資本主義一百多年的實踐表明,資本主義並沒有按照馬克思所描繪的因為經濟危機而走向滅亡,反而創造了前所未有的繁榮。於是,第二個危機──生態危機,就成了共產主義充份利用的工具。左派學者們給環保運動尋找到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基礎,更是為環保主義的激進化推波助瀾。

4)生態社會主義

顧名思義,生態社會主義就是把生態學和社會主義綁在一起的意識形態,所以,又被人戯稱為「西瓜」──外面是綠的,中間是紅的,或者「紅綠幫」(Red Greens)──把社會主義的一些典型訴求,比如社會公正(social justice),加入到了生態學中,明確地要用環保來推進社會主義事業。

最能表現生態社會主義立場的,就是2001年由喬爾‧柯維爾(Joel Kovel)和邁克爾‧洛威(Michael Lowy)發布的《生態社會主義宣言》(An Ecosocialist Manifesto)。柯維爾曾尋求2000年美國綠黨的總統候選人提名,沒有成功。另一作者洛威是托派「第四國際」(Trotskyist Fourth International)的成員。宣言稱,資本主義無法解決生態危機,必將被生態社會主義代替。在他們看來,生態社會主義不是社會主義的一個分支或者派別,而是社會主義在新時代的新名字。[17]2002年柯維爾出版了新書《自然的敵人:資本主義的終結還是世界的終結?》,詳細闡述了他的「生態社會主義」理論,對資本主義提出尖銳批評,主張用更激進的新方向來改變現狀。[18]

5)綠色政治:綠色是新的紅色

當環保主義進入政治,就產生了綠色政治(green politics,也稱為生態政治,ecopolitics)。世界各國成立的綠黨,就是綠色政治的產物。通過參與地方和國家選舉,企圖進入決策圈來實施其理念。綠色政治的範圍通常並不完全侷限於環保,而是摻入了社會公正、女權主義、草根民主、反戰與和平主義等。「全球綠黨(Global Greens)」就是這些綠黨形成的一個國際組織,2001年發布了《全球綠色憲章》,具有濃厚的馬克思主義色彩,打著平等的口號,甚至要把人與動物平等看待。[19]

由於環保主義常常被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主導,再加上蘇聯和東歐共產主義陣營解體後,許多前共產黨員和共產主義殘留力量開始組建綠黨或者加入現存的綠黨,使得綠黨中很多人都在意識形態上偏左,所以出現了一個詞叫「綠左」(Green Left)。

前蘇共總書記戈爾巴喬夫在蘇聯解體後曾想復出政壇,但極不順利,於是變身為環保主義者,發起成立了「國際綠十字會」(Green Cross International)。顯然,戈爾巴喬夫會把共產主義因素帶入他的環保事業,言辭之間總是有鼓吹建立世界政府方能制止環境災難的意味。[20]

西方各國的共產黨直接參與環保運動的也不少。澳大利亞的「綠色禁令」運動(Green Ban)的發起人之一傑克‧蒙代伊(Jack Mundey),本身就是澳大利亞共產黨的成員,他的妻子是澳大利亞共產黨的全國主席。[21]

每年的4月22日是「世界地球日」。第一個地球日,1970年4月22日(星期三),正好是列寧誕辰100週年。是巧合嗎?也許。但是在左派主導環保運動的情況下,很多人相信這不是巧合。

6)生態恐怖主義

環保主義受左派影響,從一開始就比較激進。它有許多激進的分支,包括深層生態學(Deep Ecology)、生態女性主義(Ecofeminism)、社會生態學(Social Ecology)、生物區域主義(Bioregionalism)等等。其中還有一些特別激進的,比較廣為人知的組織包括「地球優先!」(Earth First!)、「地球解放陣線」(Earth Liberation Front)等團體,它們採用直接行動以阻止破壞環境的行為(比如放置炸彈和縱火),被稱為生態恐怖主義(Eco-Terrorism)。

「地球優先!」興起於1979年,口號是「保衛地球母親,絕不妥協!」(No Compromise in Defense of Mother Earth!),主要是針對伐木、水壩建設等項目採取直接行動。一個著名的做法就是採用「樹坐」──坐在樹底下或者爬到樹上──來阻止伐木。「地球優先!」的這些做法吸引了很多新成員,包括具有左派分子、無政府主義、反主流文化背景的人士。1992年其中更激進的成員發起了一個叫「地球解放陣線」的分支,手段則是縱火。2000年底,美國長島上的9棟豪華別墅,一夜之間化為灰燼。因為它們是建在一片天然的桃園中。地球解放陣線,這個臭名昭著的環保恐怖組織,像往常一樣,縱火後理直氣壯地留下「你要建,我就燒(If you build it,we』ll burn it!)」的標語。2005年,美國聯邦調查局宣布,「地球解放陣線」是美國最大的國內恐怖主義威脅,它造成1200多起「犯罪事件」,造成數千萬美元的財產損失。[22]

他們的所作所為早已超過普通的政治訴求和社會上的觀點分歧。共產邪靈用「恨」的因素使環保主義者變成和恐怖份子無異的環保恐怖份子。

7)「綠色和平」後面的不和平

1971年成立的「綠色和平」是世界上最大的環保組織,在40個國家都有辦公室,年收入超過3.5億美元。「綠色和平」也是世界上最激進的環保組織之一。

綠色和平的共同創辦人、1977年離開綠色和平的保羅‧沃森(Paul Watson)曾說過,「大衛‧麥克塔加特(David McTaggart,原綠色和平主席)成功的秘訣就是綠色和平組織成功的秘訣:無所謂甚麼是真的,有所謂的是人們認為是真的……媒體說你是甚麼樣,你就是甚麼樣。綠色和平成為神話,成為了產生神話的機器。」[23]

派翠克‧摩爾(Patrick Moore)也曾經是綠色和平環保組織的一位共同創建人,曾經非常投入地致力於環保事業。他後來辭去了「綠色和平」的職務,因為他發現這個組織政治上已經急轉彎到了左派,[24]演變成一個極端主義和具有政治議程的組織,比如對廣泛的工業化學品都懷有敵意,其政策是基於政治目的而不是科學。[25]

為了達到目的可以不擇手段,這是包括「綠色和平」在內的激進環保組織的策略。在這一點上激進環保主義與共產主義高度一致。2007年,六名「綠色和平」成員因為爬入英國一家燃煤發電廠搞破壞,造成了大約3萬英鎊的財產損失而被起訴。他們承認試圖關閉電廠,但他們聲稱這樣做是為了阻止更大的損失(溫室氣體排放造成氣候災難)。法庭最後認同他們的行為無罪。此前「綠色和平」已經有過許多類似的法庭勝訴記錄,包括破壞核電廠、汽車公司甚至噴氣戰鬥機制造廠等等。[26]許多有識之士擔憂,照此邏輯,合法與非法界還有界限嗎?傳統馬克思列寧主義利用烏托邦的邪說把殺人放火、搶劫財產合法化﹔披上綠色環保外衣的共產主義變種則鼓吹環境災難,以此變異人的價值觀。上例中「綠色和平」成員成功說服陪審團接受其犯罪動機的「正當性」,正反映大面積人群受到蠱惑,接受了似是而非的邪說。讓人拋棄神定下的普世價值,正是魔鬼毀人的手段。

2.氣候變化「共識」的迷思

氣候變化是當今社會的熱門話題。圍繞這個話題的公眾爭論也異常熱烈,無論是媒體、公眾還是政治圈,都有各種不同的意見。在這個問題上最常見的說法是「由於人類排放溫室氣體造成了全球變暖,並將導致危險的氣候災難」。同時強調這一結論是科學家的共識(scientific consensus)或者科學定論(settled sience)。在一些環境主義信徒眼中,反對這一結論的不但是「反科學」,也是「反人類」。前述破壞電廠的「綠色和平」成員之所以被判無罪,就是因為請到了鼓吹這種「共識」的知名專家為其提供證詞,聲稱電廠每天排放的溫室氣體量將導致多達400個物種被滅絕等等。

科學界真的達成共識了嗎?美國科學院院士、前麻省理工學院大氣科學教授理查德‧林岑(Richard Lindzen)撰文表示「氣候科學還沒有定論」。[27]前美國能源部科學副部長、紐約大學教授史蒂夫‧庫寧(Steven Koonin)也撰文說「氣候科學尚無定論:我們遠未具備足夠的知識來制定好的氣候政策」。[28]在另一篇文章中他提醒讀者,「公眾基本上對氣候科學界內的激烈爭論毫無所知。在最近的一次國家實驗室的會議上我觀察到超過100名來自政府或者大學的研究者互相爭辯,試圖努力把人類對氣候的影響從自然的氣候變化中區分開﹔他們爭論一些絕非無足輕重,而是我們﹝對氣候的﹞根本認識方面的問題,比如明顯的卻出乎意外的過去二十年海平面上升減緩。」[29]

總的來說,地球表面溫度自1880年以來總體上有所上升,人類正在向大氣中添加的二氧化碳和其他溫室氣體對地球有升溫作用──科學家在這些基本問題上沒有甚麼異議。然而,最重要的問題,也是科學家們爭論的焦點是:變暖是由人類活動的原因主導還是由於自然原因造成的?21世紀末地球將變暖多少?人類有能力預測未來氣候變化嗎?變暖是否會造成「災難」?

然而從另一個角度來講,科學界似乎確實在氣候變化問題上達成了某種「共識」或者形成了某種「定論」:因為反對「共識」的聲音很少有機會出現在媒體和學術期刊上。

前美國航太署(NASA)主管、物理學家邁克爾‧格裏芬(Michael Griffin)博士在2007年接受國家公共廣播(NPR)的採訪時說:「我毫不懷疑全球變暖的趨勢存在。﹝但是﹞我不能肯定我們可以合理地認為這是一個必須解決的問題。去假定它是一個問題,就等於是在假定今天地球氣候的狀態是​​最佳氣候,是我們可能擁有或曾經擁有的最佳氣候,我們需要採取措施確保它不會改變。」[30]

他進一步解釋道,「首先,我不認為人有能力確保氣候不會改變,數百萬年的歷史顯示氣候不斷在變化﹔其次,我想我會問哪些人──在哪裏和何時──被賦予特權,來決定我們今天的這種特定氣候、現在的氣候是所有其他人﹝認為﹞的最佳氣候。我認為這對人們來說是一個相當傲慢的立場。」[31]

他雖然試圖表達科學應該採取謙遜的立場,但馬上遭到媒體和一些氣候科學家的強烈指責,甚至說他的言論顯示了「傲慢」的態度。第二天他在強大壓力下被迫道歉。[32]

事情過去幾個月之後,他在另一次受訪時評論道:「我個人認為人們在氣候變化的討論中已經走得過分了,以至於從技術層面討論這個話題簡直是不合法的。它幾乎獲得了宗教地位,我覺得這令人遺憾。」他對「科學共識」的看法揭示出氣候問題上的所謂「共識」,其實不是科學過程。他認為科學向前發展是爭論的結果:「你建立一個理論,發布你的數據,完善你的概念,然後別人駁倒它,或嘗試駁倒──這是科學共識的發展方式。」[33]很顯然,千方百計阻止科學爭論,其本身就是違背科學精神的。

英國皇家氣象學會院士、前歐洲中尺度天氣預報中心(ECMWF)主任伯格斯頓(Lennart Bengsston)教授在加入全球變暖政策論壇(GWPF)學術諮詢委員會(一個挑戰氣候變暖理論的智庫)後,由於其在專業領域中卓著的聲望,受到全世界同行的關注和巨大壓力。兩週後他被迫辭職。他在辭職信中解釋道:「巨大的集體壓力」使他「開始擔心自己的健康和安全」,「同事們不再支持我,合作的同事退出聯合作者」等等。「在氣象學這樣一個原本諧和的圈子裏,我永遠料想不到會發生這樣的事情。顯然它近年來已經發生了轉變。」[34]伯格斯頓的觀察是對的,「近年來發生的轉變」是該學科被魔鬼劫持和操縱的結果。

事實上氣候變化問題上的所謂科學共識,已經把一種氣候變化理論變成了教條。它也是當代環境主義的一個最重要信條,不能容忍任何挑戰。接受信條的科學家、媒體與環境主義活動家共同渲染災難和恐懼。這個教條是環境主義背後的魔鬼恐嚇人類、使人聽其擺布的重要工具。圍繞這個教條的建立和鞏固過程,我們也不斷看到共產魔鬼的毒牙利爪、其「騙」和「鬥」的基因。

1)科學「共識」的歷史

1988年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成立,它的一個重要使命是大約每隔五年評估已有的科學研究並發布氣候變化問題的權威聲明,建立氣候問題上的「科學共識」,為政策制定提供科學依據。[35]報告中列出了包括領銜作者、參與作者和評審專家的數千人名單。從此,報告結論就常常被說成是全世界數千名頂尖科學家的「共識」。

1992年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UNFCCC,下文簡稱框架公約)聲明,要將大氣中溫室氣體的濃度穩定在防止氣候系統受到危險的人為干擾的水平上(注意聲明首先已經暗含了假設:氣候變化主要是人類引起的,並且會造成危險)。隨後,IPCC被賦予一項任務:鑑定人類活動對氣候的影響,以及氣候變化對環境和社會經濟的危害。[36]框架公約聲明所包含的前提假設是人類為造成危險氣候的元凶,這就等於給IPCC的「鑑定」限定了方向。其次,如果氣候變化不會造成危險,或者不是人類造成的,那麼就不需要制定甚麼政策,為政策制定而設立的IPCC也就沒有存在的理由。這種「衝突」也侷限了IPCC的關注方向。[37]

結合以上歷史來看,就不難理解圍繞IPCC共識的建立過程發生的以下事件:

a)IPCC報告刪除不確定性陳述

IPCC第二次氣候變化評估報告(1995年)發表前夕,世界著名物理學家、前美國國家科學院院長、洛克菲勒大學校長弗雷德裏克‧塞茨(Frederick Seitz)博士得到了一份拷貝。塞茨博士發現在評審科學家審核通過之後和印刷之前,文本進行了大幅改動,有關人類活動對氣候變化影響不確定性的描述都被刪除。塞茨博士在《華爾街日報》上撰文道:「在我作為美國科學界成員的六十多年裏,包括擔任美國國家科學院院長和美國物理學會會長期間,我從未見過同行評審過程比這更令人不安的腐敗。」[38]被刪除的文字包括:

「沒有研究證據明確表明我們可以將觀察到的﹝氣候﹞變化的具體原因歸結為溫室氣體增加。」

「到目前為止,沒有研究將迄今為止觀察到的氣候變化的全部或部份歸因於人為造成的原因。」

「在氣候系統總體自然變率的不確定性降低之前,任何聲稱檢測到重大氣候變化的主張都可能存在爭議。」

雖然IPCC後來宣稱所有改動都經過相關作者同意,但這種改動至少暴露了報告受到政治因素的左右。IPCC的評估報告並不進行原創研究,它主要是總結現有的研究。由於現有研究中存在大量的分歧觀點,為了達成既定的「共識」,報告在最終結論中抹去了異議。

2000年4月IPCC第三次評估報告(TAR)草案的原始文本指出:「人類對全球氣候產生了可分辨的影響。」隨後的10月版本變成:「人類增加排放的溫室氣體可能對過去50年中觀測到的變暖有顯著作用。」然後在最後的官方總結中,語氣更加強硬:「過去50年觀察到的大部份變暖非常可能﹝即可能性達90%﹞是由於溫室氣體濃度增加引起的。」當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的發言人被問到有關這些措辭變化的科學依據時,他的回答很誠實:「沒有新科學﹝發現﹞,但科學家們希望向政策制定者提出明確而強烈的信息。」[39]

簡而言之,框架公約給IPCC布置了有明確答案的家庭作業,IPCC按照要求遞交「滿意」的答卷。

b)IPCC報告強化「災難共識」

法國巴斯德學院的教授保羅‧瑞特爾(Paul Reiter)是一位瘧疾和其他昆蟲傳染病方面的權威,由於不同意IPCC的報告,他不得不威脅要對IPCC發起法律訴訟,才把自己的名字從所謂支持IPCC報告的「2000名世界頂級科學家」的作者名單中拿掉。他說:「IPCC(報告)看起來好像是所有頂尖科學家的共識,這不是真的。」[40]他在2006年4月25日在美國參議院的證詞中說:「辯論中令人痛苦的是,這種虛假的『科學』在公共論壇上得到了有影響力的『專家』小組的認可。我這裏特別指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每五年,這個聯合國組織就氣候變化的各個方面發表『世界頂尖科學家的共識』。除了遴選科學家的過程令人生疑之外,這種共識也只是政治的,而不是科學的。」[41]

環保主義者一直宣傳瘧疾等昆蟲傳染病將隨著氣候變暖而肆虐。這也是IPCC的主要論調。如彭博社2007年11月27日報導,「根據聯合國報告稱,全球變暖將使數百萬人面臨瘧疾和登革熱的風險。」[42]但瑞特爾教授不接受氣候變暖和傳染病擴散的簡單聯繫。

他指出,瘧疾肆虐並不侷限於熱帶。大規模的瘧疾爆發是在上世紀20年代的前蘇聯,甚至北極圈附近的城市阿爾漢格爾斯克(Arkhangelsk)都有3萬瘧疾病例,造成了上萬人死亡。[43]根據《自然》雜誌2011年的一篇報導,科學家發現蚊子在溫度升高的時候其瘧疾傳染性反而會降低。[44]這證實了瑞特爾教授的立場。

另一位科學家退出IPCC的經歷也表明,後者的「災難共識」成為其運作文化的一部份。美國海洋大氣局颶風研究專家克利斯朵夫‧蘭德西(Christopher Landsea)是IPCC第四次評估報告的主要作者之一。2005年1月,他退出了IPCC。他在公開信中說:「我認為這一過程既受到預先設想的議程的推動,又受到不健全科學的影響。」他懇請IPCC確認該報告將堅持科學而非故意危言聳聽。[45]

蘭德西對於颶風與氣候變化關係的認識與所在小組的領銜作者(颶風研究非其專長)有分歧,後者不顧事實地強調氣候變暖會引起更強烈的颶風。蘭德西指出過去的研究表明,從歷史記錄上看不出這種聯繫,從理論上說,即使有聯繫也是微不足道的。

俄克拉荷馬州大學的地球科學家大衛‧德明(David Deming)因為在《科學》雜誌上發表了利用冰芯重建北美150年的歷史溫度資料,而被「共識」理論提倡者視為同道。一次IPCC領銜作者之一發電子郵件給他:「我們應該﹝從歷史記錄曲線中﹞抹掉中世紀溫暖。」[46]中世紀溫暖指的是大約在公元950年至1150年北大西洋地區的氣候變暖時期,在氣候變化歷史曲線中抹掉這一變暖現象可以凸顯當今的變暖是「前所未有」的。

諸如此類的事件很多。美國競爭企業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克里斯多夫‧霍爾納(Christopher C.Horner)在其著作《炙手可熱的謊言》(Red Hot Lies)中列舉了原IPCC作者反對IPCC結論或者其政治化運作的許多專家。[47]他們對IPCC的所謂「共識」提出了有理有據的質疑和挑戰,可悲的是,在現在的學術和媒體環境下,他們的聲音被無情地邊緣化了。

2)「共識」的確立和鞏固:在科學界統一思想

在氣候變化問題上的所謂「共識」的確立和鞏固,是魔鬼利用環保主義操控人類,放大災難意識以幫助其變異人類價值觀,並最終在人間建立超級政府,推行共產主義的主要步驟。這一步驟主要是在科學界完成的,但是同時也借助了媒體、政府和學術機構的共同力量。

任何科學家不管其學術聲望有多高,一旦公開表達對所謂「共識」教條的懷疑,馬上就會面臨來自同行以及所在學術機構的巨大壓力,逼迫其就範。在共產極權社會中生活過的人都有過類似的經驗,只不過那些受到壓力的人質疑的是共產黨的教條。

大衛‧拜勒米教授(David Bellamy)是英國知名環保活動家、皇家野生動物基金會的主席。但當他公開表示不相信全球變暖理論的「共識」教條之後,皇家野生動物基金會發表聲明表示不滿。[48]隨後他不再擔任下一屆基金會主席,從前尊敬他的環境主義者轉而認為他智力有問題,或者是接受了石油公司的錢。[49]

亨克‧特南克斯(Henk Tennekes)是荷蘭皇家氣象學會的主席,由於在氣候變化問題上沒有支持「共識」的教條,他被解除了職務。類似的,世界氣象組織官員阿克塞‧溫尼爾森(Aksel Winn-Nielsen)被IPCC官員誣蔑為「工業界的工具」﹔意大利的研究者阿方索‧蘇特拉(Alfonso Sutera)和安東尼奧‧斯派蘭紮(Antonio Speranza),在他們質疑氣候變暖理論之後,再也沒能力獲得研究基金。[50]

美國州氣候學家協會的前任主席、弗吉尼亞大學氣候學家邁克爾斯(Patrick J.Michaels)在其著作《氣候之極端:他們不想讓你知道的全球變暖科學》中列舉了許多環保主義通過各種政治手段壓制科學異議達到「共識」的例子。由於他堅持氣候不會導致災難,這種樂觀立場和「共識」教條不一致,有一天他被州長告知不能以州氣候學家的身份在全球變暖問題上發言。他最終選擇了辭職。另一位州氣候學家、俄勒岡州立大學的喬治‧泰勒遇到了同樣的麻煩,泰勒最終被迫辭職。前特拉華大學氣候研究中心主任大衛‧萊格次(David Legates)博士是特拉華的州氣候學家,同樣地他也被州長告知,不能在全球變暖問題上以州氣候學家的身份發言。華盛頓州的氣候學家助理馬克‧奧爾布萊特(Mark Albright)被炒了魷魚,因為儘管被老闆警告,他還是向詢問的新聞記者和本州公民用電子郵件發送了關於卡斯卡德山降雪的全部記錄,而不是挑選其中(看起來顯示氣候變暖)的部份記錄。[51]值得一提的是,在這裏爭論的焦點是氣候學家的專長領域──氣候科學問題而不是州的政策問題。在共產國家裏,政治粗暴干涉科學的情形不少見﹔在西方國家裏,魔鬼利用環保主義政治不引人注目地干涉學術自由。

對「共識」教條有所懷疑的學術研究很少見諸學術期刊,這一現象從上世紀90年代就開始了。邁克爾斯教授在1990年英國四頻道的電影《溫室陰謀》中談到:一個人的觀點如果是政治上不被接受,那就會有麻煩。他的論文被不止一家學術期刊拒絕發表,他曾經向學術期刊編輯詢問為甚麼,得到的答案是,他的論文必須通過比別的論文更高的評審標準。需要提醒的是按照1990年的IPCC報告,當時的認識是:全球變暖的幅度「和氣候自然變化相當」。所以邁克爾斯的觀點雖然和其他許多人不同,也不能算作非常「異端」。但是建立「共識」的目標早已經定下,魔鬼指揮各方面朝目標努力。

政府資金的傾斜對「共識」的形成與鞏固起到了很大的助推作用。人類引起全球變暖並會帶來災難的假說把氣候變化研究推到了為決策者提供諮詢的地位,因此支持這一假說的研究自然就會獲得大量的科研資金,相應的大量學術文章也會被發表。反過來講這也阻礙了科學家向其他可能的方向進行探索和研究。美國颶風研究先驅比爾‧格雷(Bill Gray)教授由於對氣候理論「共識」教條的批評,突然發現他的颶風研究項目基金申請計劃接連被拒,原因是:他提議的研究不是目前的重點。[52]

2008年3月許多懷疑氣候問題「共識」教條的科學家們在紐約開了一次學術交流會。這些科學家們表示在學術期刊上發表自己的研究成果都不約而同遇到各種障礙。前美國氣象學會主席、氣象專家約瑟夫‧達理奧(Joseph D』Aleo)表示他的一些同事不敢來參加這次會議,因為害怕被解雇。他認為「氣候學、氣象學和相關科學『沉默的大多數』科學家很可能不支持所謂的『共識』立場」。[53]

前喬治亞理工學院地球和大氣科學學院院長朱迪斯‧庫裏(Judith Curry)教授2015年在參議院作證中談到,一位受雇於NASA的科學家告訴她:「我參加了美國宇航局相關機構科學家的一次小型會議,我們的高級經理表示,他的NASA老闆說,我們不應該試圖發布與當前全球變暖論調相反的論文,因為他(美國宇航局的老闆)很頭痛將不得不反擊﹝由此引發的﹞『令人反感的』輿論。」[54]庫裏教授(Judith Curry)在證詞中揭示,「氣候科學家在氣候辯論中表達不確定性或某種程度的懷疑,就被歸類為『否認者』﹝來自於納粹主義者對猶太人大屠殺的否認﹞或『販賣懷疑的商人』(merchant of doubt,暗示接受了化石燃料工業界的資助)。其動機被認為是意識形態的,或者因為受到化石燃料行業的資助。我自己就因為公開討論IPCC如何對待不確定性的問題,而被貼上背叛同事的『氣候異教徒』標籤。氣候科學家面臨著巨大的壓力使他們屈服於所謂『共識』。這種壓力不僅來自政治家,還來自聯邦資助機構、大學和專業團體,以及作為綠色﹝環保主義﹞活動家和倡導者的科學家們。來自金錢、聲譽和權力的動力大大強化了這種共識。」[55]

庫裏教授是美國氣象學會院士,曾擔任美國國家科學研究委員會的氣候研究委員會(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s Climate Research Committee)委員。儘管她學術上成績卓著,也因為不願繼續承受壓力而選擇提前退休。由於她近年來挑戰IPCC的「共識」,被貼上各種污名標籤,如「系列氣候假信息發布者」、「反科學」、「否認者」等等,這不光來自媒體,也來自科學家、國會參議員。某國會議員甚至專門致信喬治亞理工學院院長質疑庫裏的動機。[56]她表示提前退休的另一個原因是她覺得簡直無法告訴學生和博士後們應該如何在「氣候科學領域的瘋狂」中探索。[57]科羅拉多大學教授小羅傑‧皮爾克(Roger Pielke Jr.)曾經和庫裏教授在氣候變化問題方面合作研究。他原本在該校環境科學合作研究中心(CIRES),儘管他認同IPCC「共識」的大部份結論,但僅因為指出數據不支持颶風等極端氣候事件受到氣候變化的影響而面臨類似壓力。他最終轉行到科羅拉多大學的體育管理研究中心(Sports Governance Center)。[58]

皮爾克教授指出,庫裏的經歷表明,「擁有終身教授職位也不能保證學術自由。」[59]無怪乎美國工程院院士、傑出的前NASA大氣科學家喬安‧辛普森(Joanne Simpson)直到退休後才宣布自己對「共識」教條的懷疑態度:「由於我不再隸屬於任何組織,也沒有接受任何資金,我現在可以非常坦率地說話……」她表示,「作為科學家我保持懷疑態度。」[60]

3)懷疑派科學家為何不認同「共識」

如前文所述,科學家對人類活動是否是影響氣候變化的主要因素,以及對未來氣候變化推測等等問題上有重大分歧。這些觀點的分歧,源自於許多方面:首先氣候變化是一個非常龐大複雜的課題,涉及天文學、氣象學、生態學、光化學、光譜學、海洋學等許許多多領域,同時氣候系統又包含大氣圈、水圈、生物圈、岩石圈等許許多多相互作用的子系統,這其中有很多物理、化學和生物過程對人類來說仍然是遠未充份了解的領域。 在過去的地質年代中地球的氣候變化從未停止,變暖也屢屢發生。三千多年前的中國商朝,中原地區曾經是一片亞熱帶風光,甲骨文中有很多獵像的記錄。當時年平均溫度比現在高約2℃左右。此後中國氣候冷暖交替,唐朝時再次經歷了變暖時期,開元盛世長安的宮中可以種植柑橘。[1]在西方,中世紀變暖(medieval warming,約公元950年至1250年)時代,歐洲人正在各處興建高大精美的大教堂(cathedrals)。[2]在地質年代中有時候氣候變化甚至非常激烈。比如大約11,270年前的一次北半球迅速變暖,氣溫數年之內迅速上升大約4°C。而此前的另一次著名的變暖發生在「新仙女木期」(younger dryas)寒冷期結束時(大約11,550年前),數十年間溫度竄升10°C左右。[3]造成這些氣候變化的原因,至今還是科學家們爭論的話題。

很顯然,如果我們不能解釋過去氣候變化的原因,那麼我們對現代氣候變化的原因也同樣沒有把握,因為造成過去氣候變化的某些原因可能現在仍然在起作用。因此許多科學家主張我們應該以謙遜的態度對待氣候變化問題,承認我們的無知。

著名科學家、美國科學院和英國皇家學會院士弗裏曼‧戴森(Freeman Dyson)博士認為現代科學並沒有真正了解氣候變化:「最成問題的信條就是那種認為氣候變化的科學已經塵埃落定,已經被認識和了解了。在地球上最大的氣候變化是冰河期,當時在北美和歐洲曾經有一半的地面覆蓋著一公里厚的冰。冰河期在過去重複出現多次,我們正在向下一個冰河期邁進。有很多關於冰河期的理論,但是沒有一個能真正理解這個問題。只要我們對冰河期還沒有了解,我們就不算了解氣候。」[4]

由於氣候問題的複雜性,使得它無法在實驗室的可控制條件下進行實驗和驗證,因此當今的氣候學研究中計算機氣候模式成為研究氣候變化的重要工具。

IPCC報告之所以得出結論說人類是造成全球變暖的主要原因,其中的關鍵證據來自於氣候模式的計算。對21世紀末氣溫將增高多少的推測也是使用模式計算的結果。「氣候災難」理論「預測」的各種後果也是基於模式推測的結果。

對於氣候模式的可靠性許多科學家持保留態度。庫裏教授認為自然因素在氣候變化中起主要作用。[5]她在《美國氣象學會月刊》上發表文章指出,IPCC大大忽略了模式計算的不確定性。[6]

氣候模式存在許多侷限:氣候變化中一些關鍵的過程,或者由於我們的了解不夠,或者由於計算機模式的分辨率不夠,從而不能在模式中被真實反映。模式研究者們採用了參數化(parameterization)的辦法對這些過程進行半經驗的簡化,比如雲的形成過程(包括水汽在其中的作用)、降水過程、雲和太陽輻射的相互作用、氣溶膠(大氣中的液體或固體小顆粒)的化學物理過程等等。[7]這樣一來就給模式帶來了很大的不確定性。 水汽是含量最大也是最重要的溫室氣體,[8]但由於其隨時間和空間變化很大,相應的不確定性也大,甚至不同高度的水汽的溫室作用也不同,而水汽垂直分布的衛星測量誤差可達15%~40%;[9]低層大氣的雲因為反射陽光而具有強烈的制冷作用,高層半透明的捲雲有增溫作用;有些氣溶膠(比如火山噴發物)阻擋陽光,有制冷作用,而另一些(比如黑色煙塵)吸收輻射,則有增溫作用;同時氣溶膠還可能有助雲的形成,導致間接制冷效果,氣溶膠和雲的時間空間分布以及光學特性也變化很大;地表由於植物生長和死亡會改變其反照率,如此等等。

對這些重要過程,或由於缺乏足夠的觀測資料,或由於目前科學家對其了解不夠,都導致氣候模式的參數化存在很大自由度(隨意性),大大增加了模式的不確定性。這導致一些科學家對模式的可靠性持保留態度──畢竟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給地球造成的直接能量增加(radiative forcing)不過大約2.5W/m²,[10]而地球接受的太陽輻射能量大約為1366W/m²,[11]由於雲或者氣溶膠的不確定性造成的反照率(albedo)變化千分之二,就足以超過溫室氣體的作用。

哈佛大學科學家威利‧宋(Willie Soon)等認為氣候模式不適合對未來氣候變化作出推測。[12]戴森博士把模式中的參數化稱為「軟糖因素」(fudge factor,因為這些參數可以人為調節)。他認為我們可以從模式中學到東西,但不能用它來預測:「你有一個公式,……但當你在不同的氣候下使用它,當你有兩倍二氧化碳,你就不能保證模式還是正確的,沒有辦法驗證它。」[13]此外戴森博士認為IPCC大大忽略了太陽在氣候系統中的作用,他認為是太陽,而不是人類,才是氣候變化的主要決定因素。

以色列科學家尼爾‧J‧沙維夫(Nir J. Shaviv)從2002年開始寫了一系列論文,他根據衛星觀測到的雲量和宇宙射線輻射量之間的相關性,將地球的冰河時代與宇宙射線聯繫起來,指出後者導致了氣候變化。 同時他表示,太陽輻射的變化在20世紀的全球平均溫度升高中起到了與人類活動相同的作用(如果不是更大)。 他認為,不僅人類溫室氣體在全球變暖中的作用比通常認為的要小,而且地球氣候系統並不像通常認為的那樣敏感。[14]

另外,氣候本身存在著一些內在變化過程,還沒有被充份了解,從而造成氣候模式不能正確反映這些現象。比如現有氣候模式不能正確描述、更無法預測厄爾尼諾現象。[15]自從7,000到9,000年之間的全新世最高溫以來,全球溫度降低了0.5到1攝氏度,但模式的計算顯示過去11,000年反而增溫0.5到1度。因為過去6,000至7,000年二氧化碳含量一直在上升,顯示模式只對溫室氣體的增溫效果敏感。[16]通俗地講,氣候系統中控制氣候變化的各種因素裏,模式只能夠反映溫室氣體造成增溫的效果,而對其它因素造成的降溫卻不能正確反映。

此外,1998年到2013年間,觀測到的增溫幾乎停滯。德國氣候科學家、漢堡大學教授斯托奇(Hans von Storch)在2013年表示,「我們面臨著一個難題。最近的二氧化碳排放率增長趨勢實際上比我們擔心的更加陡峭。根據大多數氣候模型,過去10年我們應該看到氣溫上升0.25攝氏度左右(0.45華氏度)。這種情況並沒有發生。事實上,過去15年的增長是僅0.06攝氏度(0.11華氏度)。」他認為這表示,或者模式高估了二氧化碳的作用,或者模式低估了氣候的自然變化。[17]

對於如何看待氣候系統的內部過程,科學家也存在分歧。前文提到的美國科學院院士林岑博士認為氣候系統中存在自我調節機制,所以溫室氣體造成的增溫效果要小得多。他在2001年發表的論文中指出,根據觀測,熱帶的高空捲雲(可以讓陽光透過,但會阻擋地表向上發出的紅外線,具有溫室作用)和海面溫度呈現負相關,溫度增高時,雲量減少,這可以讓地球表面通過紅外輻射無阻礙地向外太空散熱,這種自我調節機制類似於人眼的瞳孔,大大抵消了溫室效應。[18]這個理論現在還在爭論之中。

前NASA科學家、阿拉巴馬大學斯賓塞(Roy Spencer)教授總結了衛星觀測結果,對雲在氣候模型中的作用提出不同見解。他指出現有氣候模式把觀測到的雲量隨著溫度變化,當作雲的形成與消散是溫度變化的結果,而實際情況恰恰相反,是雲量變化造成了溫度變化,並且這將導致溫室氣體增溫效果遠遠小於現有氣候模式的預測。[19]

對於觀測到的氣象數據如何解讀以及數據的可靠性,科學家們有不同看法。阿拉巴馬大學地球科學系統研究中心主任、大氣科學家約翰‧克里斯蒂(John Christy)教授是IPCC主要作者之一。他分析了城市不斷擴張和地表開發(如農業活動)對氣象觀測站附近的地表氣層(大氣邊界層)的擾動作用,認為這使記錄到的地表溫度隨著人類活動增長而不斷增高。在過去100年地表溫度上升的記錄中,大多數地區的夜間最低溫比白天的最高溫上升更快。他認為不斷擴張的人類地表活動,而不是溫室氣體增加,更能解釋這一現象。[20]

此外,對於氣候變暖所造成的效果,科學家也有爭議。比如,2014年特拉華大學氣候研究中心主任萊格茨(David Russell Legates)教授在美國參議院作證說:「我的結論是,在美國寒冷的時候乾旱更加頻繁,並且更加嚴重。所以歷史記錄並不支持全球變暖會對農業活動產生負面影響的看法。」[21]

前普林斯頓大學副校長哈帕(William Happer)博士在參議院作證說,從歷史上來看目前的二氧化碳水平是偏低的,二氧化碳含量增高會對植物農作物帶來好處,這都是被IPCC忽略的。哈帕博士在上世紀90年代擔任能源部能源研究辦公室主管時,是當時的氣候模式的創建者。他認為已有的氣候模式預測的增溫遠比觀測到的要大,因為模式高估了氣候系統的敏感度。 [22]

4)環保主義科學家為甚麼偏愛「災難」理論

IPCC的一位主管科學家曾說:「如果我們希望將來有一個良好的環境政策,我們就必須有災難。這就像公共交通的安全。﹝促使﹞人類行動的唯一方式就是出現意外。」[23]雖然他後來聲明並不是主張偽造數據,但其主導思想是明確的:災難才是促成決策和行動的主因。

把全球變暖和各種極端天氣現象聯繫起來已經成了激化氣候問題的一種時髦方法,迎合潮流的科學假說也不斷登台。2014年初北美經歷了極端寒冷天氣。一個理論推測,全球變暖造成的北極冰層融化會使高空中的噴射急流(jet stream)路徑發生變化,從而向南方輸送極地寒冷氣團,造成極端寒冷的天氣更加頻繁。這種和直覺相悖的推斷當然更受媒體和環保主義活動家的青睞:連極端寒冷都是氣候變暖惹的禍,豈不是讓我們更有理由馬上採取行動?但事實上,長期氣象記錄表明,北美極端寒冷天氣發生的頻率越來越低。2014年五名傑出的氣候專家在《科學》雜誌上刊登了一封聯名信,反駁這種假說。他們指出:在20世紀60年代早期、70年代末期(最著名的是1977年),以及在1983年,當北極海冰比現在更厚、更廣的時候,冷空氣爆發比今年(2014年)冬天更嚴重。在50到100年的較長時間內,已經確定的是,相對於美國各氣象站的歷史記錄,極端低溫記錄發生的頻率已經降低。[24]

美國科學院院士、氣候科學家華萊士(John Wallace)教授指出,在極端天氣事件和氣候變化之間建立聯繫並不像看起來的那麼容易。統計推斷依賴於足夠的樣本數量。即使當統計上關聯顯著時(比如熱浪和氣候變暖的關聯),事件越極端,全球變暖對觀察到的異常的相對貢獻越小。如果我們對極端天氣事件與氣候變化聯繫起來的機制有充份的了解,那麼樣本量的限制就不會是一個嚴重的問題,但不幸的是,它們並非如此。[25]

2017年11月,前美國能源部科學副部長、紐約大學城市科學與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史蒂夫‧庫寧(Steve Koonin)在《華爾街日報》上撰寫了一篇評論《一份關於氣候的欺騙性新報告》,批評了美國政府的氣候科學特別報告( Climate Science Special Report)對於海平面上升的描述遺漏性誤導強化災難意識。[26]

該報告指出,自1993年以來,海平面上升幅度大約是20世紀平均速度的兩倍。但該報告卻忽略不提最近的上升比率與20世紀早期類似,而當時人類活動對環境的影響很小。這是遺漏性誤導。該報告的執行摘要宣稱,自20世紀60年代中期以來,美國的熱浪變得越來越普遍。然而,埋藏在報告深處的數據顯示,現在的熱浪並不比1900年代更頻繁。這一技巧也出現在美國政府的2014年全國氣候評估中,該評估強調1980年後颶風強度的增加而不討論更長時間的記錄。美國國家海洋和大氣管理局最近表示,它無法發現人類對颶風的任何影響。[27]

事實上,熱浪出現最頻繁的年代是20世紀30年代,而不是21世紀的今天。美國環境保護署公布的熱浪指數顯示,當時多達40%的年份熱浪指數超過0.45,而21世紀最熱的年份該指數也不過0.3左右。[28]而當時人類排放的溫室氣體總量不到目前積累總量的10%。[29]

原英國坦戴爾氣候變化研究中心(Tyndall Centre for Climate Change Research)主任邁克‧休姆(Mike Hulme)教授曾撰文批評環境主義造成媒體、科學家和政客共同打造氣候變化的災難意識:「在過去幾年中,這個國家出現了一種新的環境現象──『災難性』氣候變化現象。似乎僅僅說『氣候變化』並不顯得糟糕,所以現在它必須是『災難性的』才值得關注。……為甚麼不僅僅是環保主義活動家,而且是政治家和科學家,他們公然將恐懼、恐怖和災難的語言與可觀察到的氣候變化的物理現實混淆,故意忽視圍繞科學預測的範圍和條件?」[30]

已故科學家施耐德(Stephen H. Schneider)是氣候理論「共識」的倡導者,曾經擔任IPCC第三次評估報告的第二工作小組組長。他的坦白部份回答了休姆教授的疑問:「我們需要得到一些廣泛的支持,以捕捉公眾的想像力。當然,這需要獲得大規模的媒體報導。所以我們必須渲染令人恐怖的情景,作簡化的、戲劇性的陳述,並且幾乎不提我們可能有的任何疑問。」他認為這導致了科學家必須在「有效」和「誠實」之間選擇的道德兩難境地,儘管他希望兩者兼顧。[31]

魔鬼要毀人,炒作氣候災難不僅為打造全球政府埋下伏筆,也同時在科學界敗壞學術道德。氣候學是只有幾十年歷史的年輕學科,把不成熟的全球變暖的理論當作事實,通過媒體炒作掩蓋科學的不確定性,通過政府資金傾斜、聯合學術期刊和學術機構邊緣化不同聲音,在所謂「共識」建立和鞏固的過程中暴露了共產魔鬼的「鬥」、「恨」的基因。魔鬼在科學家確立「共識」的同時,又通過受其影響的媒體和政客們將氣候災難的「共識」貼上「科學證明了」的標籤,將之作為不可挑戰的教條向全球推行,進一步統一思想,同時把變異的善惡觀念滲入人心。前述英國「綠色和平」成員的犯罪行為合法化,依賴的正是「溫室氣體導致氣候災難」的「共識」。以這種教條為基礎的各種政策、法規也將給世界正常的秩序帶來混亂。以各種理由打爛「舊世界」,是魔鬼慣用的伎倆。這些都是為魔鬼最後以「拯救地球、拯救人類」的偽「救世主」身份出場作鋪墊。

3. 環保主義正在成為另一種形態的共產主義

最近幾十年來,隨著共產主義勢力被削弱、共產黨國家各種政治、經濟問題凸顯,環保主義成為另一種形式的共產主義,被邪靈在全球範圍利用來推動其圖謀。

1)滲透政治,構築全球政府

共產邪靈掌控人的重要手段就是政府剝奪人的財產、自由,無限擴大政府強制權力。這在西方國家操作起來非常困難,而環保主義讓邪靈有了一劑很好的迷魂湯,在保護環境的堂皇理由下,人的自由可以被輕易剝奪。

第一,利用環保主義意識形態進行財富的再分配。傳統共產國家通過革命方式強制進行財富再分配,由於時過境遷,故伎重演難度很大,因此環保主義者採用迂迴策略,用全球環境災難的名義迫使人們主動放棄私有財產和個人自由。地球之友協會稱:「應對氣候變化的策略的核心必須是財富和資源的再分配。」[32]知名環保思想家希爾曼(Mayer Hillman)稱:「配給制是防止氣候變化失控的唯一方法」,「碳排放量的配給制必須實施,不管人們喜歡不喜歡」,因為「保護地球,使地球上的生物免於滅絕,跟這個目標相比,民主這個目標就不那麼重要了」。[33]在這場應對氣候變化的「戰爭」中,英國首先提出了「個人碳定量證券」的概念。一位英國科學家表示,這是「引入第二種貨幣,每個人都擁有同樣的份額。這種財富再分配﹝迫使富人﹞必須從窮人那裏購買碳信用額度」。[34]在蘇聯或共產中國生活過的人可以輕易地看出,這種碳定量配給制是極權制度實現的另外一種方式,就像中共當年配給的油票、糧票、布票一樣。用這種方式,一方面實現了財富的再分配,另一方面賦予中央政府至高無上的對財富和自由的支配權。

第二,利用環保主義意識形態限制個人自由。在有深厚自由傳統的西方,要想讓人主動放棄個人自由,接受對個人生活的諸多限制,其難度可想而知。因此必須設想一個巨大的即將到來的災難,迫使人們放棄自由權利。「全球變暖」、「地球末日」就成了環保主義者的最佳選擇。澳大利亞的「碳意識聯盟(Carbon Sense Coalition)」提供了一個禁令清單,這個清單以全球變暖的名義強迫人們改變其行為模式:

禁止明火和大肚子爐灶(pot bellied stoves),禁止白熾燈泡,禁止瓶裝水,禁止某些地區生產的私家車,禁止等離子電視,禁止建設新機場,禁止擴建現有機場,禁用電器設備上的「待機模式」,禁止燃煤發電,禁止電熱水系統,禁止開車度假,禁止三天週末;徵收生育稅,徵收大型轎車稅,徵收超市停車場稅,徵收垃圾稅,徵收第二棟住宅稅,徵收第二輛轎車稅,徵收假日航班稅,徵收電力稅以補貼太陽能﹝電力﹞,徵收大型轎車陳列室稅,徵收進入城市的汽車的生態稅;需要許可才能駕駛自己的汽車超出城市範圍,縮小電器設備的選擇範圍,給每個人分配碳信用額度,規定燃料效率標準,研究如何減少挪威駝鹿產生的甲烷,移除道路上的白線迫使司機小心駕駛。[35]

第三,利用環保主義意識形態擴大政府編製和權限。各個西方國家除了環境保護局的龐大機構之外,開始利用環境藉口,設立新的政府部門,擴大原有部門權限。任何機構都有 「自我維護」、「自我擴張」、「自我繁殖」的傾向,這些環保部門也不例外。它們利用甚至濫用手裏的權力,向社會公眾散布環境災難的恐怖論調,以爭取更多行政經費,穩固自己在政治體制當中的位置,最後買單的只能是納稅人。美國舊金山市設立年薪為16萬美元的「市氣候行政官」(city climate chief),倫敦最貧困的一個區(London Borough of Tower Hamlets)有58名跟氣候變化有關的官員。[36]這和大學、公司設立「多元化」官員的運作機理高度一致。

第四,利用環保主義意識形態鼓吹民主制度過時論,伺機建立超國家甚至全球性的極權政府。環保主義者聲稱,民主制度不可能應對即將到來的環境危機,為了有效應對危機,必須採納或者至少部份採納極權制度或者威權制度(authoritarianism)。[37]作家詹妮特‧比爾(Janet Biehl)精確地總結了這種心態:「生態危機只能通過極權的方式解決」,「需要一種『生態專制』」,因為沒有任何一個自由社會會自願採納「綠色議程」。[38]環保主義奠基人之一、美國學者保羅‧埃裏希(Paul Ehrlich)在《如何做一個倖存者──拯救地球這艘宇宙飛船的計劃》這本書中呼籲:①過度發達國家和欠發達國家都必須實行人口控制;②過度發達的國家必須還原化(必須「消除其發達化」);③欠發達國家必須半發達化;④必須建立監督和調節世界體系的程序規則,不斷努力維持人口、資源和環境之間的最優平衡。[39]事實上,除了一個全球性的極權政府,任何政府和組織都不可能有如此之大的權力。這等於利用環保旗號鼓吹建立全球極權政府。

第五,利用環保主義意識形態鼓吹中共制度優越論,為共產極權唱讚歌。由於人口增長意味著使用更多的資源、排放更多的碳、產生更多的垃圾,環保主義者鼓吹控制人口甚至減少人口。因此中共的計劃生育政策受到西方環保主義者的大力吹捧。路透社報導,中共從上世紀80年代初實行的獨生子女政策把人口控制在13億,假如沒有這個政策,中國人口會達到16億。該報導作者得出結論,中共無意間為全球的碳減排做出了貢獻。被作者忽視的是數億幼小的生靈及其父母家人遭受的巨大的苦難。

環境問題中一個最大的問題是環境污染問題,包括空氣污染、水污染等。中共畸形的高能耗、高污染經濟模式早已把中國變成了世界最大的污染地。中國是大城市空氣污染最多的國家,中國大部份河流已經無法飲用,中國的沙塵暴飄洋過海到了韓國、日本、美國。按理說,真正的環境保護者一定會把批評的矛頭對準中共。吊詭的是,很多環保主義者對中共讚譽有加,甚至視其為環保事業的希望。美國共產黨的新聞網站《人民世界》(People』s World)近年來對環保新聞的報導佔據了很大的篇幅。令人驚訝的是,該網站環保新聞的主調是川普(特朗普)政府的環境政策將毀掉這個國家甚至整個地球,而地球人的救星竟然是──中共![40]這只能說明共產邪靈在背後的操縱。

捷克前總統、經濟學家克勞斯在《環保的暴政》一書中睿智地指出:「環保主義是一種企圖激進地不計後果地(以對個人自由的嚴苛限制和人類生命為代價)改變世界的運動。它企圖要改造人、改造人類行為、改造社會結構和價值體系──簡而言之,要改造所有一切」,「在20世紀末21世紀初,對自由、民主、市場經濟和社會繁榮構成最大威脅的,已不是社會主義,而是那種野心勃勃的、自大的、肆無忌憚的環保主義政治運動意識形態。」[41]他認為,環保主義者對待大自然的態度與馬克思主義者對待經濟問題的態度不謀而合:「兩者皆旨在以所謂最優的、集中支配的、『全球性的』世界發展規劃來取代世界和人類自由自發的演化。這種方法論,就像其共產主義的先例一樣,是烏托邦式的,所帶來的結果只能是與初衷大相徑庭、南轅北轍的。與其它烏托邦一樣,這樣一個烏托邦同樣也是只能以限制自由、以少數人凌駕於廣大群眾之上指手畫腳來實行。」[42]他批評環保主義「鼓吹地球和自然,他們打著環保的旗號──與當初的馬克思主義者極其類似──妄圖通過一項全世界性的中央性的(現在是全球性的)規劃取代自由和自發的人類演變進程」[43]。克勞斯堅決反對有人企圖利用環保構建國家大政府乃至全球政府奴役大眾。

2)打擊資本主義

共產主義的目標之一是推翻資本主義,而環保主義把資本主義當作破壞環境的天敵,於是共產主義與環保主義有了共同的敵人──資本主義。所以共產主義在西方發達國家的工人運動受挫之後,很自然地就劫持並扛起了環保主義的大旗,把人類正常的環保活動演變成為征服資本主義的最重要的策略之一。

原教旨共產主義曾描繪出一個美妙的烏托邦,也就是「人間天堂」,來煽動窮人鬧革命推翻現存的社會制度。而以環保主義為掩護的共產主義採取的則是一個類似的手法,但是,描繪的遠景正好相反,不是美妙的烏托邦,而是可怕的「反烏托邦」,一個「人間地獄」:在一百年之後因為地球變暖,到處是山崩海嘯、乾旱洪水熱浪,人類面臨生存危機。這一次煽動的不再是窮人,而是要富人們起來拋棄原來的生活模式。誰會自願改變舒適或者習慣了的生活呢?那就要靠政府,一個政府當然不夠,那就要靠聯合國,要靠世界政府。還動不起來,就把未來的生態災難給以強化宣傳,製造生態恐慌,從而影響民眾和政府,讓政府強制推行環保主義的政策,達到摧毀資本主義的目的,實現共產主義。

原教旨共產主義在獲得政權後,一是剝奪富人財產,所謂的殺富濟貧,其實窮人還是窮人,財富都被當官的貪了去;二是搞國營經濟,消滅私有制,把經濟搞垮,弄得民不聊生。我們看看環保主義的做法。一是要富國出錢幫助窮國,財富再分配,其實窮國還是窮國,幫助窮國的錢通常都被窮國的官員貪了去;二是搞大政府,以行政命令代替市場機制,用各種嚴苛的環保政策來捆住資本主義的手腳,讓企業關停或者遷到海外,讓發達國家的經濟垮下來,從經濟上削弱資本主義。環保主義在摧毀資本主義上與原教旨共產主義何其相似,說白了,也就是共產主義以不同面目在人間作祟。

環境主義的重點就是渲染未來的災難,用恐懼來俘虜今天的民眾和政府。很多致力於宣傳這種末世恐慌的人,他們自己卻過著高能耗高碳的奢侈生活,可見他們自己也並不認為大難即將臨頭。

可以看出,因為要利用環保危機,特別是利用「全球變暖」這個共同「敵人」來聯合各種力量反對資本主義,所以,強調和誇大危機就成為了必然。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使人們對價格最低廉的能源產生巨大恐懼,那就是化石燃料──石油、煤碳、天然氣以及核能源。數十年前他們已經成功地讓人們對核能源產生恐懼,現在他們又要想辦法讓人們害怕化石燃料,辦法就是聲稱化石燃料會造成災難性的全球變暖。

嚴苛的環保條例就成了打擊資本主義特別是資本主義經濟的重要手段,成了「就業殺手」。綠色刺激計劃、清潔能源計劃、新發電廠的法規、更嚴格的車輛法規、《巴黎議定書》等等,都是以防止全球變暖的名義進行的。然而,氣候科學實際上並沒有確定變暖主要是人為的,並且一定會導致災難。如果是自然原因導致的氣候變化,那麼所有這些政策只是起到阻礙經濟發展的作用,對人類無任何益處。

在環保主義的推動下,一味地無科學根據地提高汽車尾氣排放標準,一味地限制新的禁用物、化學產品等,就意味著提高產品造價,減少利潤,就會有相應的工人失去工作,或將工作機會從發達國家轉向發展中國家以減低造價、保住利潤。即使是環保支持者們也承認將汽車燃油效率提高到2025年的每加侖54.5英里,也最多能達到2100年時使氣候增溫幅度降低0.02攝氏度,[44]對所謂的降低溫室效應幾乎無補。但各種限令的結果卻是讓百萬工人失去工作,沉重打擊了西方國家的製造業、科技發展創新能力與國際競爭能力。

環保新產業基本上是政府在推動和補貼,不是市場運作產生的。在研發還沒有突破的情況下就搞大規模的量產,實踐證明了效果非常不理想,企業很難生存,拉動就業也就談不上;由於全球化的大背景,企業不是從一個縣搬到另一個縣,而是搬到了另一個國家。從國家的角度來看,就業損失是淨損失。

環保運動大力鼓吹綠色能源,掀起來一股太陽能和風能發電的大躍進,但是製造綠色能源本身帶來的污染卻被掩蓋或者低估。太陽能板生產過程中的副產品四氯化硅就是一種劇毒物質,會對環境造成很大危害,「傾倒或埋葬它的土地將是貧瘠的,沒有草或樹木會在這個地方生長……它就像炸藥──它有毒,是污染的,人類永遠不會碰它」,《華盛頓郵報》引述一位材料科學專家的話如是說。[45] 同時在製造太陽能板的過程中還會消耗大量的傳統能源,包括煤炭和石油,一樣製造大量污染,可以說綠色能源留下的不是綠色而是污染。

從2008年金融危機過後,美國就希望把外流的製造業拉回美國。除了稅收優惠政策缺乏吸引力之外,環保也是一個阻擋製造業回流的重要因素。台灣電信巨頭富士康欲在美國投資設廠,談了數年未果。而富士康在中國廣州建立一個類似規模的大廠,從洽談到動工,只用了50天。該公司總裁呼籲美國應該到中國學習和調研。 [46]川普入主白宮之後,推出了一系列吸引外資的舉措,在環保方面為企業鬆綁。正是在這樣的大氣候下,除了稅收優惠,威斯康辛州政府還豁免了高標準的霧霾、濕地等相關環保管控,使得富士康在美投資得以在該州落實。

根據《巴黎協議》,到2025年之前,發達國家每年要向發展中國家提供大約1,000億美元的援助資金,幫助他們在能源結構和工業化技術上取得發展和改進。而在一百多個簽署國中,美國每年獨自就要承擔75%的費用,也就是大約750億美元。美國要在2025年前把溫室氣體排放量降低到比2005年的排放量少26%至28%,相當於每年減少排放量大約16億噸。至於超越美國成為最大污染國的中國,目標是允許其2030年前碳排達到峰值。[47]川普總統在演講中指出:「如果繼續遵守《巴黎氣候協議》以及它在能源方面對美國強加的苛刻限制,根據國家經濟研究協會的統計,到2025年美國會丟失270萬個工作」,「這個調查報告還顯示,到2040年,遵守上屆政府的承諾將造成以下行業大幅減產:造紙下降12%,水泥下降23%,鋼鐵下降38%,煤炭……下降86%,天然氣下降31%。到這時,國民生產總值將下調3萬億美元,同時要丟失650萬個工業職位,而家庭收入將減少7,000美元,甚至更多。」[48]藉著環保名義,打擊西方資本主義工業、經濟、技術,制定不合理的法規、協定,只能讓共產國家有機可乘,反制西方。這樣尤其致使美國這個國際警察、西方世界對抗共產邪惡的最後堡壘,無法履行神的旨意,只好看著邪惡坐大。這其實正是邪靈期盼的結果。

我們不是否定環保。環境需要保護,但是,保護環境的目的是為了人,具有神的形像的人才是萬物之靈。超前的環保、過度的環保、以犧牲人為代價的環保,是中了邪靈的圈套。環保必須有一個平衡點,而現在的環保運動是不在乎平衡點的,而是永無止境地要向一個方向推動。在這場過度、極端的環保運動中,我們不懷疑有很多活動人士是出於善良的願望,但是要求政府來主導一切的背後,其實是共產邪靈的幢幢鬼影。

3)發動媒體攻勢,壓制不同聲音

2009年6月,美國ABC電視台的「早安美國」(GMA)播出了一集暢想未來的特別節目,預測未來100年「全球變暖」對地球和人類的衝擊。節目中,一名專家聲稱2015年海平面會迅速上升,紐約將被海水淹沒;一名受訪者說屆時將會有「長達數百英里的火燄」;一加侖牛奶的價格為12.9美元;一加侖汽油的價格為9美元。其論調之誇張使該節目的一名主持人在節目中質疑說,「這一切真的可能嗎?」

事實上,可能與否並非媒體要考慮的主要問題。「危機意識」是環保主義驅動大眾的指揮棒,而不確定性和「危機意識」是相矛盾的,科學沒有定論的東西怎麼能造成公眾的危機感呢?於是,環保主義打著為全人類未來的旗號,壓制不同聲音,以「科學共識」為名達成全民「共識」。

丹麥經濟學家比約‧隆伯格(Bjørn Lomborg)在名為「持懷疑態度的環境主義者」的著作中,承認氣候變暖,也承認氣候變暖是人類活動造成的。但他認為,由於人類的適應性和科技進步,這不會造成災難。由於他的立場和環境主義「人類造成災難性的氣候變暖」的教條相矛盾,他在各界都受到打擊:聯合國氣候變化委員會主席將隆伯格比作希特勒;丹麥科學欺詐委員會對其著作進行審判,然後宣布隆伯格犯了「科學欺詐」(但隨後的政府調查證明隆伯格是無辜的),反對他的人企圖利用科學欺詐委員會的判決,撤銷其丹麥環境評估研究所所長職務。在火車站,人們甚至不願意和他站在同一個站台,有一個環境主義者甚至向他扔餡餅。[49]

氣候學家、前NASA衛星專家斯賓塞博士總結了14種宣傳伎倆,包括製造恐慌、訴諸權威、利用從眾心理、許諾必勝、人身攻擊、煽情、謠言戰等。[50]

英國記者布蘭登‧奧尼爾(Brendan O』Neill)2006年撰寫了一篇文章,總結了當今許多國家發生的對懷疑氣候變化理論的人的思想和言論的鉗制現象。[51]

例如,一位英國外交官員在公眾發言中說,對待懷疑氣候變化理論的人應該像對待恐怖分子一樣,媒體不應該給他們發言平台。奧尼爾指出,懷疑氣候變化理論的人被扣上「否認者」這個帽子。這包括一大類人,從承認氣候變暖但認為我們能夠應對的人,到完全否認任何變暖的人。這個詞殺傷力很大。愛丁堡大學的退休英語教授查爾斯瓊斯指出,「否認者」這個帽子是想把任何持懷疑態度的人和大屠殺否認者置於同一個令人噁心的道德水平。有些人甚至聲稱對氣候變化理論持懷疑態度的人是即將到來的大屠殺的從犯,將來他們將面臨紐倫堡式的審判。一位知名環境主義作家寫道:「我們應該對那些混賬(氣候變暖理論的懷疑者)進行戰爭審判──類似於紐倫堡審判的氣候審判。」奧尼爾評論道:「我們通常只在專制國家裏才聽說過給思想或者言論定罪。……從妖魔化一群人並把他們的言論描述為有毒和危險的,到要求採取更加嚴厲的審查只有一步之遙。」[52]奧尼爾的判斷是正確的,鉗制自由思想正是共產魔鬼的特徵之一。事實上,這正是魔鬼用來替換人們判斷善惡的普世價值的伎倆。

一位哈佛大學天文學教授發表論文,討論太陽在地球過去的歷史溫度記錄中所起到的作用。由於這挑戰了「人類是造成氣候變化的元凶」這一教條,某環境主義網站稱其企圖施行「群體屠殺」,並把其他持不同意見者稱為「重罪犯」。[53]

類似的例子不勝枚舉。一個大型環保團體的高級官員警告說,媒體在播放氣候變化理論的懷疑者的發言之前應該三思,「因為允許這種誤導性的信息傳播會造成傷害。」[54]英國環境部部長在一次演講中說,正如同不允許恐怖分子在媒體上露面一樣,全球變暖論的懷疑分子們也將無權在媒體上發表言論。[55]澳大利亞的主流專欄作家們在開始考慮以「反人類罪」起訴氣候變化的「否認者」。在澳大利亞包括總理在內的政要們參加的一次峰會上,一個提議是剝奪違反者的公民權。其中一個主意是重新審核澳大利亞公民,只給那些證明自己是「對氣候環境友善」的人重新發放公民身份。[56]

更有甚者,有人甚至試圖動用法律武器迫使氣候變暖假說的反對者噤聲。2015年,二十名學術界人士致信給美國總統和司法部長,要求使用 《反勒索及受賄組織法》(Racketeer Influenced and Corrupt Organizations Act)為工具,調查那些對氣候變化持不同看法的公司和組織。其真正訴求是用法律手段干涉言論自由。[57]2016年,多個州的司法部長開始形成聯盟,針對傳統能源行業,調查其是否「誤導投資者和大眾」。美國智庫傳統基金會指出,這種對持有不同看法者的指控和調查違背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實際上是扼殺對重要公共政策的辯論。[58]

4)操縱「民間」團體,發動街頭革命

共產邪靈很會利用人間運動來聚集人員、組成機構,以造成國家甚至世界範圍的影響力。街頭革命是共產主義者常用的手段之一,如利用工會組織罷工等等在歷史上屢見不鮮。很多環保組織打著環保招牌,用政治正確、環保至上來聚集數量巨大的環保人士而形成環保運動,遊說、挾持政府甚至聯合國組織制定並強迫推行不合理的協議、法規,甚或製造暴力事件,使世人噤聲。

正如激進左派代表人物阿林斯基所明確提出的,必須隱藏真實目的,用局部的或者階段性的、貌似合理或無害的目標動員大面積人群行動起來。當人們適應了這種變動的時候,再讓他們為了更激進的目標而行動就相對容易了。 「記住:一旦讓群眾就一個沒有爭議的問題──比如污染──組織起來,被組織起來的群眾就開始行動了。從『污染』到『政治污染』再到『五角大樓的污染』只是自然的一小步。」[59]

在1970年第一次地球日那天,超過兩千萬美國人參加了地球日為主題的街頭抗議活動。而應對環境惡化的措施卻是人口控制。當時美國許多的左派組織決定「哪裏人多就去哪裏(Go where the people are at)」,參與了環保運動,並把社會主義作為控制人口增長的解藥。

形形色色的左派團體利用環保運動走向街頭革命。如美國有一個「人民的氣候運動」,一聽這個名字就知道是共產黨的產物,參與的組織有「美國共產黨」、「社會主義在行動」、毛主義的「美國革命共產黨」、「生態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工人」、「另類社會主義」、「美國民主社會主義」、「自由社會主義」等等。他們舉辦「人民的氣候集會」、「人民的氣候遊行」。集會上的標語是「制度改革,不是氣候變遷」、「資本主義正在殺死美國」、「資本主義正在毀滅環境」、「資本主義正在毀滅星球」、「為社會主義未來而戰鬥」。[60]

他們在美國很多大城市包括華盛頓特區進行遊行,隊伍是代表共產極權的一片紅旗的海洋。[61] 隨著越來越多的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的紅色因素壯大環保勢力,「綠色和平」已經在演變成紅色革命。

5)反人類主義的新宗教

共產邪靈除了把環保主義劫持為政治運動之外,還把環保主義變為一種新的宗教,而且是一種反人類主義的宗教。

美國作家、《侏羅紀公園》的作者克萊頓表示:環保主義是今天西方世界最強大的宗教之一。他認為,環保主義具備了宗教的典型特徵,比如人的墮落、失去恩典、走向毀滅。它設定一個最初的伊甸園──一個與大自然融為一體的承受恩典的狀態,人類由於從知識樹中進食,從恩典陷入污染狀態,「並且由於我們的行為,有一個審判日在等待著我們所有人。我們都是能源罪人,註定走向毀滅,除非我們尋求救贖,這個救贖現在稱為『可持續性』。」[62]

克萊頓認為,環保主義的所有信條都關乎信仰。「這關係到你將成為罪人,還是被救;你是屬於將被救贖的人群的一員,還是將被毀滅的人群的一員;是我們的一員,還是他們的一員。」[63]

這種看法得到其他一些學者的認同。美國有影響力的環境史學家克洛南(William Cronon)認為,環保主義是一種新的宗教,因為它提出了一系列複雜的對倫理行動的道德要求,並以此來判斷人類行為。[64]

前文引述過的著名科學家、量子力學巨擘弗裏曼‧戴森在2008年《紐約書評》的一篇文章中說:「環保主義已經取代了社會主義,成為全球範圍居主導地位的世俗宗教。這種宗教認為……用我們奢侈的生活垃圾損害地球是一種罪,正當的道路是過盡可能節儉的生活。這種新宗教的倫理成為全球幼兒園、學校、大學的講義。」 [65]

對此,很多環保主義者並不諱言。因為性騷擾醜聞而辭職的IPCC的主管巴查理(Rajendra Pachauri)在辭職信中說環保就是「我的宗教信仰」。[66]

當環保主義越來越意識形態化、越來越宗教化的時候,也就越來越不能容忍不同的觀點、越來越打擊不同意見、越來越與科學脫節。捷克前總統克勞斯認為,環保運動目前更多的是被意識形態而不是科學所帶動;環保主義已經變為一種旨在摧毀現行社會的準宗教。

這種新的宗教與共產主義一樣,描述了一個烏托邦的美妙圖景,即人可以靠自己的智慧,規劃自然環境,成為救世主。而這種「救世」,又是建立在反對現有文明的基礎上的。如聯合國和平大學顧問委員會主席、京都議定書的設計師說:「地球的唯一希望不就是工業文明的崩潰嗎?」[67]克勞斯總結說:「如果我們嚴肅地對待環保主義者的邏輯,我們就會發現那是反人類的意識形態。」他同意生物學家伊萬‧布列辛納(Ivan Brezina)的觀點,那就是環保主義並不是對真正生態危機的理性與科學的回答,而是對現有文明形式的整體排斥。[68]

有人認為,環保主義在利用保護環境的名義在製造人與人之間的仇恨,對不同觀點的人進行不同方式的極端攻擊。而這種仇恨和極端化表現了一種激進的反人類主義。加拿大政治評論家馬克‧斯廷(Mark Steyn)說,他們(環保主義者)認為「每個出生的人……產生更多的垃圾、更多的污染、更多的溫室氣體,並增加了人口過剩的問題。我們本身就是污染;節育是解決問題的方法。為孩子們留下更可持續的環境的最好方法就是不要孩子。……進步主義的立場發生了微妙的變化:每個孩子都應該是不受歡迎的」。[69]

這種把人視為破壞自然的罪魁禍首、將自然環境擺在至高無上、遠遠超越人的神聖位置,甚至不惜以控制人類生育、剝奪人的生存權利的思維和共產主義的核心思想異曲同工,本質上是一種反人類主義,等於用一種新的宗教取代傳統的人是萬物之靈的宗教觀。這種宗教觀與極權主義、強制統一思想、反資本主義的革命訴求的結合,並不能為人類保護自然提供保障;相反,它將毀掉現有的文明、現有的自由與秩序,製造前所未有的恐慌與混亂,把人類引向歧路,這正是共產邪靈劫持環保主義想要達到的真正企圖。

結語:信神敬天,恢復傳統,走出環境危機

神創造了人,同時給人創造了優美繁榮的地球,這是人類生息繁衍的環境。人有權利用大自然的資源,同時有義務珍惜自然資源,愛護環境和萬物。千百年來,人類守護著遠古時神留下來的告誡,與自然和諧共生。

近代出現的環境問題,歸根結底是因為人心變壞,而其效果又被科學技術放大的結果。污濁的自然環境,是人類污穢的內心世界的外在表現。因此,淨化環境必從淨化內心開始。

環保意識的興起出於人類自救的本能,本來無可厚非。但它給了邪靈可乘之機。共產邪靈利用其在人間的代理人,製造大規模的恐慌,鼓吹變異的價值觀,剝奪人的自由權利,企圖建立大政府甚至全球政府。在這種被共產主義變異的思路裏解決環境問題,其結果是導致人類更快地被集體奴役和走向毀滅。

解決環境問題不能靠強制性的政治運動,或者僅依靠現代技術,而取決於對宇宙、自然、人與自然關係的深刻理解和高尚的道德水平。人類恢復傳統,提升道德,走回神指的路,自然會得到來自神的智慧和恩典。青山綠水,鳥語花香,將回到神的子民的身邊;昭昭天日,朗朗乾坤,將伴隨人類直到永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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