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告訴社區邪黨書記別當替罪羊
我講憲法 那位書記很害怕
二零二零年九月二十三日下午兩點半，我聽見有人按門鈴後敲門，開門一看，來了六個人，前面是一個四、五十歲的男士，旁邊有四個女士，離他們一米多遠外還有一個穿保安衣服的，好像是小區的保安。
我問他們是哪裏的？那位男士說是某某社區的。我問他叫甚麼名字？他說了他的姓。站在前面的一個女士馬上說：他是書記。我說，我要登記一下。於是進裏屋去拿來紙筆。寫了他及站在前面的那個女士的名字和電話號碼。那位書記對其他三位女士說：我們倆進去就是了，你們幾個就不用進去了。
他倆進客廳坐下後，我問他們來有甚麼事？書記說他剛調過來兩個月。社區是個群眾性的組織，就是來關心一下，看我們有甚麼困難沒有？說完問我老伴呢？我說：「我老伴患有小腦萎縮、多系統萎縮，現行動困難、大小便失禁，病情嚴重。他原是國家重點實驗室的主任（帶輻射性的）、博士導師、拿政府津貼的專家。」書記說他父親也患有小腦萎縮、老年痴呆，生活不能自理，他母親年紀大了，照顧不過來，他就搬回去，幫忙照顧。又說，網格員某某經常都在你們小區，有甚麼事可找她幫忙，同時寫了網格員的名字和電話。我說，我老伴有二個留校的博士生和他原來的科研秘書都住在這個小區，有事他們會幫忙的。書記還是說讓我有甚麼事可找他們幫忙。我說：「你說了你們是群眾性的組織，就不麻煩你們了，我們有事會找單位的人。我老伴需要用救護車，找到校醫院，院長馬上就派救護車來，還不收費，你們能做到嗎？」他們不語。
之後書記終於對我說：「上面給我們的任務，你配合我們簽個字，就給你在法輪功的名單上除名了……」沒等他說完我就斬釘截鐵的說：「我不會給你們簽甚麼字的！你們應該好好學一下憲法。憲法35條言論自由、36條信仰自由、37條人身自由、39條住宅不受侵犯……」書記馬上說：「不要說了，不要說了。」站起來就要往外走。我說，你們這是違反憲法的行為，也是對我的騷擾。書記邊往外走還是邊說：「不說了，不說了！」他們就這樣離開了我的家。
我對社區邪黨書記說：「別當替罪羊」
事後我想，這個書記從對他父親的態度看，還是有良知善念的；從我提到憲法的條文他的表現看，他知道自己理虧，沒堅持要我簽字，馬上就離開，不像有些專橫跋扈的邪黨官員、警察、甚至是法官所說：「我們不講法律，只講政治！」我覺的這人可救，就想給他講真相救他。
我將此想法告訴了我單位的一老年同修，她說：我幫你發正念。
當我理出給他講真相的思路和主要內容後，就打電話給這位書記，約他聊聊。他讓我到社區去聊。在去社區的路上，我發正念：徹底解體干擾、阻擋該書記聽真相的邪惡生命與因素，並請師父加持我。
到社區後，我抱著一顆慈悲的心，用平和的語氣象與家人嘮家常一樣對他說：那天你在我家說到為了照顧生活不能自理的父親你搬回去住，說明傳統文化中的良知、善念仍存在你心中，在道德一日千里下滑的今天真是難能可貴！說實話，文化大革命把傳統文化的命都革掉了，現在的人幾乎都不再講道德了。你給年輕人講道德，他卻不屑一顧的說：道德多少錢一斤？！所以今天的年輕人很多都是啃老或棄老。他說，我們這個年齡的人要好一些。我問他多大了？他說五十歲了。我說：我的兒子也過了五十歲生日了。他一九八九年上大學畢業後分到深圳工作。他說，八九年「六四」說大學生「鬧事」，減少了招收大學生的名額，提高了錄取分數線，是很不容易考上的。我說：我看到你，就想起我深圳的兒子，你們都是同齡人，我就把你當成我的孩子向你說一句肺腑之言：在法輪功的問題上，希望你保護好自己，不要當替罪羊，從而為你和你的家人選擇一個美好的未來。這也是我想來和你聊聊的目地。
我接著給他介紹了甚麼是法輪功，為甚麼大法傳出僅僅七年在中華大地就幾乎盡人皆知，上至北京高官，下至平民百姓，都知道修法輪大法的是好人，法輪大法教人做好人、更好的人，是佛家高德大法。
我再次告訴他，憲法規定信仰自由，修煉法輪功是合法的。至今中共認定的十四種邪教沒有法輪功。這就是說禁止、迫害、騷擾法輪功修煉人就是違背憲法的行為，是違法犯罪。
我告訴他，國家《公務員法》第九章第54條規定：「公務員執行明顯違法的決定或者命令的，應當依法承擔相應的責任。」當你執行「上級命令」時，你想過沒有：所有對法輪功進行迫害的命令有正式文件嗎？是不是都是口頭命令或電話通知的？甚至是「密碼電傳」，為甚麼會這樣呢？因為那些當權者知道他們幹的是違法的勾當，他們不想留下罪證將來被清算，而是讓你們這些在一線的基層工作人員充當替罪羊。《公務員法》第54條就是為替罪羊準備的法律。為他們迫害法輪功後開脫罪責、逃避懲罰。這就是說，公務員只需對法律和正義負責，無須對任何違反法律和非正義的命令負責，否則就要承擔法律責任。
例如，在瘟疫初期二零一九年十二月，李文亮等八位醫生在朋友圈告知疫情真相時，遭到警方查處被訓誡，稱其散布有關疫情謠言。中央電視台高調報導了此事。李文亮後來因無防護上班，感染了武漢肺炎，確診不久便去世。此時疫情大爆發並在全球蔓延，告知疫情真相的醫生被訓誡，及李文亮之死引起全國人民的憤怒，遭到全國人民反對，在網民的強烈要求下，不得不追究訓誡李文亮等人的責任，結果，處罰了涉事的兩個警察。讓他們當了這次事件的替罪羊。試問：如果沒有上級的命令，基層警察敢做甚麼？再問：一個基層派出所，是怎樣將訓誡令安排到央視新聞播出？並轉發全國各省級電視台的呢？作為一個派出所，肯定沒有這麼大的能力，可見替罪羊身份是無疑的了。這些當替罪羊的警察是不是很可悲呀！是不是也有點兒冤枉啊！
東西德統一之前，東德一士兵開槍打死了翻越柏林牆的一青年。德國統一後這個士兵被判有罪。他為自己辯護說他只是在「執行上級命令」。法官說：不執行上級命令是有罪的，但打不准是無罪的。你明知對方是無辜的，你有把槍口抬高一釐米的自主權，這是你應主動承擔的良心和道義！
也就是說，當法律和良知發生衝突的時候，良知才是最高的行為準則！這個士兵卻沒有這樣做，所以罪責難逃。最後這個士兵被判有罪並對其判處三年半徒刑關進監獄。這個案例是參與迫害法輪功學員的行惡者的一個很好的借鑑。只靠「口頭」執行迫害法輪功學員的人，結局不更慘嗎？
那天你們來我家讓我配合你們簽字，你有沒有想過這是中共江澤民集團在逼你們違法犯罪？我若配合你們簽了字，就留下你們迫害法輪功學員的罪證，將來清算時，你就是替罪羊的角色。我這不是害你嗎？！所以我不能配合你們。
最後我對他說，希望他能站在維護法律、伸張正義的一邊，善待他所接觸的法輪功學員，在他的職權範圍內，保護法輪功學員，千萬不要接受上面的脅迫參與騷擾、綁架、迫害法輪功學員，智慧的抵制上面對法輪功的迫害命令。在不得已的情況下，你可以執行命令，但你完全可以「將槍口抬高一釐米」。這實際上也是在保護你自己，在為你和家人選擇了一個美好的未來。
他說：「我會靈活處理的。」
談話結束，他很客氣的送我到門外，並關心的說：「你要注意安全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