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看守所「C老狠」說:法輪功(學員)都是我的朋友
一九九九年九月的一個晚上,我第二次被綁架到看守所。被稱為「C所長」的包號警察次日上班時,聽說一位處級幹部被分到了他包管的監號,就迫不及待的把我提出去「談話」:「聽說你是處級幹部?放著好日子不過,你怎麼也『整』這個,你是不是吃飽了撐的?……在我的號裏必須服從管理,不能煉功,不准……你沒來之前,已經有幾個(法輪功學員)被我給『收拾』的不敢煉了,你就老老實實的,別給我找麻煩。」
他的這番話,讓我聯想起剛來時一位同修告訴我的:一位同修被他打的臀部呈黑色,而且腫的很高;一個刑事犯罪嫌疑人被他吊在窗戶鐵柵欄上銬了整整一天,放下來後,胳膊和手幾個月不能動。看來他就是那個被叫做「C老狠」的警察了。
仔細看著他,感覺他的面相不是很惡,我問他:「你了解法輪功嗎?」他說:「這兩個月電視上天天放,這些天總在傳達上級文件,誰不知道啊?我就不理解,你怎麼能相信這些迷信的東西?」
看來他是被中共謊言給毒害了,我就開始給他講為啥要修煉法輪功:我出生在農村,父母是地地道道的農民,我上學時,家裏人口多,家境艱難,只有父親一人在生產隊勞動,欠下三角債一千多元,那時一個農民幹一天只能掙一兩角錢,一千多元的債務,對我們一家而言簡直是個天文數字。生產隊年終不能分紅,就連提供的口糧都吃不飽,一家人生活就靠父親種自家開荒的自留地和母親養豬維持生活。一天深夜,父親去生產大隊開會一直沒回來,母親的針線活也做不下去了,急得團團轉,弟妹還都小,他們都早已入睡了,身為長子的我雖然躺在被窩裏,但被母親的焦慮不安牽動的也為還沒回家的父親擔心起來。終於聽到開門聲了,我的心就像一塊懸著的石頭落了地。只聽母親問父親:你咋才回來呀?!父親嗚咽著說:唉!我們今後的日子更難過了,大隊裏傳達文件,說「小開荒是口糧,老母豬是銀行」,要割資本主義的尾巴。在批鬥會上,我被當作典型,還逼我承認走了資本主義道路了。可是,沒有開荒、不養豬,這日子怎麼過呀?再說養豬開荒的不只咱們一家,這是明著欺負人啊……聽母親一邊勸著父親,一邊哭泣著。那一夜之間我彷彿成熟了許多。
這件事給我打下了深深的烙印,父母養活我們一家人太不容易了,我暗下決心,不能辜負父母的期望,我一定要出人頭地,我就發奮讀書,終於上了學,跳出了農家院,畢業後經過努力,從企業團委書記直接被選為黨委副書記,又成為實權在握的中層領導,當熬到副處職時,還不到四十歲,成為被同行羨慕的佼佼者,也是被上級列為年輕有為、最有發展前途的後備幹部。可誰能知道對一個沒有權勢背景和錢財的農村孩子而言,這些榮耀的背後,得需要付出多大的代價呀。為了給家裏儘量多攢些錢,我節衣縮食,加之常年在官場上爭爭鬥鬥,我的身體每況愈下,患上被全國各大醫院確診為幾近絕症的血液病。
父親得知消息後,進城來看我時,在眾人面前嚎啕大哭;母親甚至為此將自己的後事都安排好了,還告訴我的幾個弟弟妹妹:你哥哥要是好不了,你們誰也別想留住我,我就和他去了……在我病情最嚴重時,幾天就得輸一次血,那時看到別人的嘴唇是紅的,我都羨慕不已。後來通過練氣功、吃中藥等,病情才稍有緩解,但各項指標都不穩定,等我當上副處職幹部時,由血液病誘發的各種疾病都不期而至,在別人都羨慕我要繼續提升為副局職時,我卻在病痛中煎熬著,每天靠藥物維持生命,不知哪天就將走到生命的盡頭。
一九九四年九月,有同事向我介紹了法輪功,萬萬沒想到,一個曾經五次被送到邪黨黨校進行所謂的培訓、被灌輸的滿腦子都是無神論變異思想的我,卻被法輪大法祛病健身的神奇功效和「真、善、忍」的法理所折服。煉功僅短短十幾天,所有疾病都不翼而飛,那種無病一身輕、重獲新生的喜悅,和按真、善、忍做好人,昇華境界的感悟,只有親身修煉大法的人才會懂得大法的神奇與珍貴。那時我常常為自己得法太晚而懊悔,可憐自己被中共無神論欺騙了這麼多年。我常常下決心,將來無論遇到甚麼艱難險阻,我都要堅修大法到底。
接著,我首先將大法洪揚給我積勞成疾的媽媽,媽媽煉功後,風濕病,肺心病、頑固的頭疼病等多種疾病都不翼而飛了;接著妹妹也得法了,肝硬化好了;父親也修煉了,他動脈硬化也好了。很多親朋好友看到我們全家人在大法中受益了,都相繼走入大法修煉中來了。他們也都是無病一身輕,成為大法中的受益者。如果不修煉大法,我可能早都不在人世了。C所長,你說我修煉大法,是像被中共宣傳的那樣,是那種不理智的人嗎?當我擦去眼角的淚花看他時,他剛才的憤怒表情消失了,眼裏似乎也閃爍著淚花。
他沉思了一會看看窗外,回頭說:「那本書(《轉法輪》)我也看過,我覺的不可能是他(李洪志師父)寫的吧,他也沒上過大學,怎麼天文、地理的甚麼都知道呢?」我解釋道:C所長,你的想法我能理解,可是我曾親自參加過李洪志師父在大連舉辦的一次報告會,親歷師父當場講法三個多小時,卻沒有任何文稿。作為一名在首都北京聞名遐邇的氣功大師,這可不是誰想當就能被認可的;在兩次健康博覽會上為眾多患者治病,無論甚麼病可以說是手到病除,有的病人是抬著進來的,被大法師父當場就給治好了,可以自己走著回家了。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曾對大法師父的功力進行過現場測試,我家現在還有相關測定的完整資料呢。再說,如果這本書真是別人寫的,那就更不應該說大法師父如何如何了,怎麼不把寫書的人公示於眾呢?他聽了很吃驚,笑著說:還得是處級幹部啊,你說的真有道理。我說:並不是我會說啊,道理就在這擺著呢。
自那兒以後,只要是他當班,或找我去辦公室,或就在監舍的窗外找我交流。隨著對真相了解的深入,他對大法的心態越來越正。當他聽說我一連幾天腹瀉,他就把暖瓶拿到監號,叮囑牢頭:「看管好暖瓶啊,只能給老M(指我)一個人用。」他還每天給我送來幾枚煮熟的雞蛋和一罐大米粥。牢頭羨慕的對我說:你們倆啥關係啊,老C可不像別人,他最講原則了,按理說,這暖瓶是不准留在監號裏的,因為怕犯人想不開,可能打碎後用作自殺的工具,我在這個號裏都待好幾個月了,他這樣對待在押的人,你還是第一個。
回家後,我曾邀請單位領導作陪,請C所長吃了頓飯。當聽到我和單位領導非常感謝他對我的關照時,他趕緊說:「不用感謝我,我還得感謝你,是你讓我明白了那麼多(真相)。人這一生就像在下棋,遇到關鍵的幾步,棋錯一招亂全盤,一旦走錯了路,一生都無法再挽回。要不是你和我講(真相),我就相信電視說的了,誰能想到國家(中共)還能撒謊啊?!」當時我單位領導雖然很了解我和法輪功,但迫於壓力,原本還想說幾句「黨話」,可聽他這麼一說,也隨之歸正了。
C所長對法輪功的態度完全變了,他因此得了福報,原來他血壓高,還曾患一種病,從此好起來了,至今身體都很健康。後來,他不再管理監號了,被安排到一個令人羨慕的崗位。據說,他這個新崗位得是所長最信任的人才能用。
每當他聽說有法輪功學員被綁架到看守所,他就像關心他的好朋友一樣告訴牢頭:「給我照顧好他(她),這是我的朋友。」他還自己出錢,給黑窩裏的同修訂購生活用品和鹹菜食品等。有位同修從看守所回家後,特意來告訴我,說受C所長之托要給我帶好兒。同修說:「在我被綁架到看守所的第二天,C所長就進到號廊裏對著窗口喊:昨晚進來的法輪(功學員)在這兒嗎?因為我不認識他,還以為他是要來非法提我出去提審我呢。聽到牢頭的回應後,他就叮囑牢頭:『你給我照顧好他啊,這是我的朋友。』牢頭笑著說:『C所長,你的朋友真是不少啊!』他說:『對,凡是法輪(功學員),都是我的朋友。』」
每次找他想了解在看守所被非法關押同修的情況時,他從不迴避,還主動幫助打聽。
有一次,一位從看守所回來的同修和我說,咱們被非法關押在裏面的同修經常找C所長幫忙,很多人都知道C所長關心法輪功學員。
有一次牢頭就問我,C所長是不是也煉法輪功啊?我說,「他不煉,但是他就像你一樣,知道我們都是好人。」我擔心這樣下去可能會給他帶來麻煩。為此在一次和C所長見面時我說,我們修煉人應該為他人著想,這幾年老找你為我們做這做那的,裏面的同修也和你不見外了,有事就找你,時間長了能不能給你帶來不好的影響?他說:這個我考慮過,我覺的你們與那些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不同,你們都是好人,沒有傷害第三者,也不涉及串供的問題。而那些犯人嫌疑人不行,我幫他們就等於幫他們繼續傷害別人。我在看守所是老人兒了,我們領導都了解我。其實,這麼多年了,他們也都對法輪功有所了解了,就是一場運動,說不定國家一換領導了,運動也就結束了。我就是願意和你們在一起,一見到你們就高興,和你們在一起我就特別舒服。
C所長還特別關心法輪功學員的安全,幾乎每次和他見面都說:可得和大家說呀,一定要保護好自己呀,一被他們弄那裏(看守所)去,那些沒有人性的東西,他才不管你是不是好人,一律往死禍禍你。我能幫的也是有期限的,一被走程序我就啥忙也幫不上了。
他還曾想方設法的幫同修往裏面送物品(包括師父經文)。為了表達對他的感謝,同修想請他去飯店,可等吃完飯同修去付費時,才得知他已提前把錢壓在服務台那了,還和服務小姐交代,必須由他買單。看到同修為此很是過意不去時,他卻說:「我理解你們的心情,但是,你們現在還被(中共)打壓(迫害)中,很多人都已失去了正當收入,等法輪功平反時,你們再來請我吧。」他對大法的正信,對魔難中同修的理解,真是令人感佩。
因為同修在看守所能看到大法經書,正念和救人的心越來越強,看守所的環境也越來越寬鬆,同修很少被強制參加奴工勞動。平時除了堅持學法、煉功、發正念外,同修大都會主動給犯罪嫌疑人和獄警講真相。曾有被非法關押同修在請律師時,因沒有直系親屬簽授權委託協議,只好由同修以親友身份來代簽,看守所也沒因此給律師會見同修設阻。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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