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女科技工作者二十年來遭受的迫害
下面是苟金芳女士簡述自己被迫害的經歷。
一、修大法身心受益
在修煉法輪大法之前，我身患多種疾病，如：心臟二級雜音、重症甲亢（心跳每分鐘187次，伴有房顫，脖子下一半明顯粗大）、低血壓（高壓75、低壓50毫米汞柱）、多種婦科病、嚴重神經衰弱等。經多年醫治，西醫、中醫、掛專家門診等，越治病越多。
一九九七年三月底，經朋友介紹開始修煉法輪大法，立竿見影，沒花一分錢，多種病症很快消失，無病一身輕，心情無比愉悅。至今二十二年，身體健康，從未吃過一次藥，為自己消除了巨大痛苦，也為單位和國家節省了大筆醫藥費用。
法輪大法教人修心向善、道德高尚，提升人的思想境界。通過修煉法輪大法，我要求自己在哪裏都要按「真、善、忍」的標準做一個真正的好人，做事為別人著想，不圖名利，工作認真負責，嚴守職業道德，遵紀守法。
二、工作單位長期監控、家人受牽連
然而，就是因為堅持修煉使我身心受益的法輪大法，不轉化，說真話，自一九九九年江澤民集團殘酷迫害大法以來，我遭受了嚴重的迫害。
一九九九年七月江澤民迫害法輪功一開始，我就被免去了單位的「職工代表」身份。由中共黨委書記主抓，把本單位所有法輪功學員集中在一起辦所謂「學習班」，逼迫必須人人表態，逼所有法輪功學員交書，還把每個法輪功學員承包給具體的人負責「轉化」，我被承包給分管科研的副院長。隨著全國迫害形勢的不斷升級，單位對我們的迫害越來越嚴重，也成立了610辦公室。因為我從來不說對大法及師父不好的話，成了單位的迫害重點，單位領導經常的、輪番的找我談話，以利益誘惑（許諾：說不煉法輪功就漲一級工資）或以開除公職、送拘留所、送昌黎洗腦班等，威逼我表態「不煉法輪功，不進京上訪」。
二零零零年七二零前，我正在上班，所長找到我說：「你表態說不煉法輪功了，就給你漲一級工資；說還煉就降一級工資」，我說：「人各有志」，他就讓我到二樓會議室開會。到那一看，屋裏坐了很多人，都是我單位的各級領導。主持會議的黨辦主任對我說：「如果你還說煉法輪功只有兩種可能，一個是送拘留所，再一個就是送昌黎學習班（就是當時在當地臭名昭著的昌黎洗腦班）」。無論他怎麼說，我始終一言未發。最後他只好說：「你不說話，就以你「不表態不煉法輪功」上報」。
下午一上班，科技中心主任把我找到他辦公室，主任說：「上邊（市裏）等著要結果呢」。一看不說不行了，我就說了一句：「我要一修到底！」主任顫抖著手一邊掏手機（向市裏彙報）一邊說：「這年頭誰也保不了誰。」
這次我雖未被真正抓走，但被降了一級工資，從二零零零年八月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河北省工資改革才恢復正常，七年多經濟損失共計五千五百多元。
多年間，每到「四二五」、「七二零」、「十﹒一」等所謂的中共敏感日，單位610人員就找我談話，逼迫表態。我單位的每個法輪功學員都由主管院長、本部門領導、單位610、保衛、居委會層層負責、監控。人事處長還多次刁難，正常請假不批准。單位還配合市610將我和另一位法輪功學員綁架到洗腦班迫害。
為了達到鏟除法輪功的目的，江澤民集團採取層層捆綁、家家株連的手段，將迫害法輪功的責任落實到每一層政府機構、每一個企事業單位及至家庭，綁架全社會參與迫害。我丈夫也被單位多次找談話，派出所警察多次打電話施壓，讓他做我的「轉化工作」，好讓我放棄修煉法輪大法。單位人員甚至逼他代寫我不煉功、不上訪的保證書（被他嚴詞拒絕），並以讓他回家看住我而不讓他上班、以及孩子將來不能上大學等威脅他，給他的工作、生活造成很大干擾，給他的精神造成極大傷害。
三、七次被綁架、兩次被抄家（包括綁架到洗腦班）
法輪大法是使人身心受益的高德大法，於國於民有百利而無一害，政府應該大力弘揚才對，不應該受到打壓。為此我幾次進京上訪，堅持告訴世人真相。
一九九九年「十﹒一」期間，我到北京中南海西門（府右街）為法輪功上訪。門口站崗的警察聽說我要上訪，就讓我到游泳池附近的信訪辦反映情況。來到信訪辦，發現放長假、不上班。一位姓馬的訪民說跟我是老鄉，他主動提出願意幫我帶封上訪信給信訪辦，我就寫了一封反映法輪功真實情況及自己如何受益的信，署了工作單位及姓名。沒想到，幾天後的一個晚上，秦皇島白塔嶺派出所的兩個警察找到我家，把我和六歲的孩子綁架到派出所（丈夫正出差，沒人帶孩子），做所謂的罪犯檔案（滾十指指紋、按掌印）、寫對法輪功的認識，我寫了法輪大法如何好的真實情況。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底，我到北京為法輪功上訪，剛到天安門廣場就被便衣警察綁架，非法關押到前門派出所地下室。報了姓名接回當地後，被秦皇島市公安局保衛分局（市公安局二處）以「法輪功問題進京上訪滋事」為由，非法關押到盧龍拘留所行政拘留三十天。
因為信訪局變成了公安局的後門，上訪起不到作用，為了表達心聲，讓世人了解真相，二零零零年十月一日，我走上天安門廣場，打出了帶有法輪大法八大特點的「真、善、忍」橫幅。被警察在地上拖拉很長距離塞入警車，穿的鞋子被拖掉一隻，只能穿著一隻鞋。因當天被抓的法輪功學員太多，到處都滿了，警車輾轉很多地方，最後拉到北京西站附近的一個巡警隊。在那裏一個女警逼我脫下褲子檢查，一個四十多歲的男警往我臉上吐煙圈。因我不報姓名，他們把我帶到一個屋子裏，四個警察圍上來，我告訴他們打人造業，其中一個人左右開弓，「啪、啪」狠命打我耳光，至少打了四、五下，每打完一下耳朵就聽不到聲音了，過一會兒才恢復正常。然後又朝我右眼下方狠命打了一拳，我臉上立即鼓起一個大包。他們幾個人強行掰開我的右拳，在一張準備好的紙上按了手印。然後把我隨著報出地址的其他學員一起送到秦皇島駐京辦事處，在那裏被當地警察認出來。綁架回當地後，由秦皇島市公安局國保大隊（市公安局一處）關押至昌黎看守所， 二十多天後身體出現異常才被放回家。
二零零零年秋，因單位家屬院發現法輪功真相資料，居委會主任齊麗君領著市國保大隊的徐英斌等四人，沒出示任何證件，闖入我家抄家。我質問他們：「有搜查證嗎？」，於是他們現寫了一張所謂「搜查證」，給我看了一眼，上面寫著四個人的名字，前兩個是「許英彬」（故意寫成同音字）、「牛明福」。抄完家他們撤走了，過了一會兒又返回來，叫來開鎖大王撬壞我家門鎖，將我綁架到保衛分局，然後關押到市第二看守所。因我絕食抗議，幾天後經公安醫院檢查心臟有問題被放回。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我再次到北京天安門廣場打橫幅告訴世人真相，被綁架至前門派出所關到鐵籠子裏。絕大部份的法輪功學員都轉移走了，留下的都先後被叫到警察辦公室審問姓名和來自哪裏，報了姓名的由當地駐京辦接走，沒報的再回鐵籠子裏。為了不牽連單位和其他人，我不報姓名。回到鐵籠子後，我腦中閃過一念：「邪惡都是紙老虎」，過了一會兒，審問我的警察來到鐵籠子門口，指著我說：「你走吧。」就這樣，我於當天深夜離開了北京前門派出所。
二零零四年七月十七日晚，我和另一名法輪功學員在開發區剛貼了一張真相粘貼，就被蹲坑警察綁架到開發區分局國保大隊，他們把我們倆分開關押。我被銬在椅子上一天一夜，期間沒給任何食物和水。因我倆都不報姓名，第二天上午他們叫來市610的人，此人一見我就說：「這不是苟金芳嘛」，他曾到我家綁架過我。我告訴他迫害好人會遭報應，他說：「我辦了這麼多人，活的好好的，到現在也沒遭報應。」然後他們把我單位保衛處的副處長李建民找來，李建民領著開發區分局國保大隊的朱衛國、李立忠等抄了我倆的家。抄走了我家的師父大法像和一些私人物品，就連坐火車用的小摺疊凳都想拿走，在我丈夫呵斥下才放下。下午開發區分局國保警察何辛審問我，朱衛國想給我照相，沒照成。被抓的第二天晚上，他們把我們倆送到市第一看守所，因我體檢不合格、拒收，他們才把我放回家。
大約兩週後，我正上班，李立忠和何辛到我單位，要綁架我去體檢。他倆一邊一個架著我的胳膊就要往樓下拖。我厲聲說：「你們別碰我！」他倆立即鬆開了手，李立忠說：「你自己去分局吧」，他倆就走了。一年後，我單位所長找我、之後開發區分局也給我丈夫打電話，讓去分局辦理「取保候審」到期的手續，我們都沒配合。
四、洗腦班迫害
二零零二年七月初，我被綁架到山海關小灣洗腦班迫害。那天下午我正在上班，單位610的人領著兩個便衣警察（市公安局一處的）闖到我辦公室，讓我跟他們走。我說：「不去」，倆便衣就從背後將我雙手銬在一起，把我拖到走廊上，我的上衣扣子被扯開，於是我大聲呼喊：「同事們你們快來呀，警察抓好人啦！」
 中共酷刑示意圖：拖拽 |
瞬間，幾個同事從他（她）們辦公室衝出來，一個女同事走過來幫我扣上了上衣扣子。接著，兩個警察一邊一個，抓著我的胳膊，頭朝下腳朝上，順著樓梯從五樓一直拖至一樓。正值夏天，穿著裙子和涼鞋，我的雙腿和雙腳多處被磨破了皮，手銬嵌入肉裏，幾天後雙臂和雙腿出現大面積青紫，兩腳背露出骨頭。拖拽過程中我一直大喊「法輪大法好！」，辦公樓前聚集了不少人，我大聲告訴他（她）們：同事們，你們都記住「法輪大法好」。事後聽說：在我被塞進汽車的時候，有一個男同事恨不得立即衝上去把我救下來。我從洗腦班回來後，另一個男同事見著我一邊喊著「苟大姐」，一邊立正給我打了一個敬禮！
在去洗腦班的路上，我一直喊「法輪大法好」、給他們講真相，一個警察狠狠的打了我一拳，我對他說：「你警察打人！」，他竟耍無賴：「誰看見我打你啦！」
到了洗腦班，四個男人把我從車上一直抬到一座兩層小樓的二樓。馬上過來兩個洗腦班的頭目找我談話，讓我放棄修煉，轉化。我告訴他們，這樣做會遭報應，接著他倆坐的那張床「喀」的大聲響了一下，他們走後再沒找過我。安靜下來後，我在心裏說：「師父，這裏不是我呆的地方，我要回去證實大法、講清真相、救度眾生。」
我被抓進洗腦班算是比較早的，正式洗腦還沒開始，但已是極其邪惡了。第一天夜裏，他們就把我的眼鏡、手錶、鞋子都偷偷拿走了，到我離開時才還給我。洗腦班的房子就像集體宿舍一樣，走廊兩邊都是單間。大夏天的，夜裏睡覺都得穿著衣服，在走廊能看到房間裏的一切，不管白天深夜洗腦班的男保安能隨便進出女法輪功學員的房間。每天二十四小時，包夾寸步不離左右，不許和其他人接觸、說話，每次上廁所（在室外）必須由包夾和一個公安或保安同時跟隨、在廁所外守著，絕對禁止廁所內同時有兩個法輪功學員，防止她們之間交流、互相鼓勵，為的是在巨大精神壓力下儘快違心「轉化」。
到洗腦班的第二天上午，他們就讓包夾給我念洗腦專用的污衊、詆毀法輪功的小冊子。後來又安排他們請來專做轉化工作的、早期在勞教所被強制轉化的姜英順來轉化我。這些專做轉化工作的人與洗腦班的頭目都是串通好的，我看見洗腦班的王姓校長在窗下給姜英順和宋希黃（音）交代任務，商討怎麼轉化我們。她們對不同的法輪功學員採取不同的辦法，用歪理邪說迷惑不了的，就用威脅、恐嚇、勞教多少年等辦法逼迫轉化。
洗腦班的男醫生在第二天上午給我體檢時，查出我有嚴重的「心臟病」，讓我去公安醫院，被我拒絕。
到洗腦班的第四天，一大早包夾就告訴我：她做夢我今天回家，說她做夢準。吃完早飯，姜英順到我房間威脅、轉化我，我就走到醫務室，只有校長趙曉嶺在，她摸著我的脈好長時間，說她媽媽就有心臟病，意思是她明白。這時，包夾來到我身邊說：「咱們到外邊轉轉吧」，來到前排樓的屋裏，看到我丈夫和單位的人來接我了。我走後，洗腦班的人欺騙其他法輪功學員說我被送到公安醫院了。
我在洗腦班雖然只呆了三、四天時間，但已嚴重失眠，身體急速消瘦。惡劣的環境、巨大的精神折磨使我身心受到極大傷害和摧殘。
回家後，抓我進洗腦班的警察（聽聲音判斷出來的），連續幾天在深夜十一點多、後改成清晨五點多，冒充揚州電話號碼往我家打電話，在終於聽到煉功音樂、確定了我還煉法輪功後，指使居委會主任齊麗君給我打電話騷擾、威脅，她說：「咱有共產黨撐腰，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
五、長期騷擾、電話常年被監聽
二零零一年五月份，老家的同修給我打了一個電話，第二天一上班，市610的牛明福，就在我單位辦公樓前，坐在白色轎車裏監視我一上午，十一點多我去接放學的孩子，他開著車來回跟蹤我。
二零零一年夏天，珠江道派出所的女警察冒充法輪功學員家電話號碼，給我打電話，約我下午到哪兒見面。因為有其它事我提前出去了，回來時看到大門口一男一女兩個便衣警察在這兒等人，其中男的曾經到我辦公室騷擾過我，這次可能是想綁架我（未遂）。
二零一五年十一月十七日，白塔嶺派出所的女警察，因為「訴江」的事給我打電話，問我還煉不煉法輪功，現在的家庭住址等，我沒配合。問她叫甚麼，只說姓張，問誰讓她幹的，她說是海港分局。
二零一六年一月十五日，單位主管領導給我打電話說，因為起訴江澤民的事，市裏要給我們辦一個全封閉或半封閉的「學習班」，還必須通知到家屬。我就說：「現在還搞迫害？我起訴江澤民也不犯法，煉法輪功沒錯」，他說：「我也沒辦法，上支下派的，是某某某讓通知的」。
二零一八年八月十日下午，白塔嶺派出所的李姓警察給我打電話，說要到我家給我照個像，我說：「不行」，他就說：「在你家樓下照也行」，我說：「不行」，他又說：「在小區門口也行」，我說：「不行，我不是罪犯，這是對我的侮辱，我配合你對你不好」，他說：「這是我的工作」，我就告訴他：「煉法輪功合法，不要跟隨江澤民迫害法輪功，你要是給我照了像，這就是將來追究你迫害法輪功的罪證。現在很多人都明白了，不幹迫害法輪功的事了，你也要給自己留後路」。最後他堅持讓我告訴他我住哪個小區，我不說，他就說週一到我單位找我領導。
週一上班，我找到主管領導，跟他說這件事，要求他別配合警察。領導說：「你家住哪兒我也不知道。不是好多了嗎？現在還有（迫害）？以前我可沒少給你寫東西（意思是：每到敏感日讓他寫我的表現情況）」，還說上邊曾經安排他監視我，被他拒絕了，他告訴他們：「她（指我）犯了哪條法律，就用哪條法律制裁她就行了嘛」。我聽後告訴他：「你保護法輪功學員將來一定有好報」。
迫害法輪功的這些年來，經過法輪功學員不懈的講清真相，使眾多世人明白了真相。在當今的中國，法律成了一紙空文，甚至被反過來利用打壓正信、迫害善良，眾多的公、檢、法人員主動或被動的參與了迫害。真心希望每一位公、檢、法人員都能靜心了解真相，停止迫害，抓住這瞬間即逝的機緣，為自己選擇一個美好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