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遷安法輪功學員范惠英遭迫害離世

【明慧網二零一九年十月二十八日】（明慧網通訊員河北報導）原河北遷安市政協副主席范惠英，因堅持修煉法輪功，自中共一九九九年「七二零」迫害法輪功後，被當地政法委、「610」、公安局迫害近十八年，幾次生命垂危，最終於二零一九年一月八日被迫害離世，終年78歲。

范惠英女士，畢業於西安政法大學，曾任河北省遷安市政協副主席，是副縣級幹部。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開始瘋狂迫害法輪功以來，由於遭受中共邪黨多次迫害，幾乎喪命。且因一雙兒女都在國外工作，無法在身邊照顧，多次想為母親辦理出國手續，都被當局非法阻止。自二零零一年二月份至二零一九年一月八日，范惠英被非法扣押的工資總額高達近百萬元不止。還有醫療保險、住房公積金等一切福利待遇從未發放過，都被非法扣押。不知她這些年個人應該所得的資金去向何處？！

因長期被迫害，致使范惠英生活日漸不能自理。在她離世前三年多，兒女只能聘請兩個保姆照看，只能每天下班後與母親視頻，思親、擔憂之情使兒女無法安心工作，精神壓力太大，期間經常回國看望母親。對兩個兒女的身心及經濟造成了極大的傷害和損失。

范惠英生前自述

以下是范惠英於二零一五年四月自述自己遭迫害經歷：

我叫范惠英，原在河北省遷安市政協工作。修煉法輪功之前，我身患多種疾病：嚴重糜爛性胃炎、胃下垂、慢性結腸炎、腎盂腎炎等等，常年奔走於遷安、首鋼、唐山、秦皇島、北京等各大醫院求醫問藥，不但沒有療效，而且病的越來越嚴重，藥費雖然給報銷，但病痛還得自己擔著，真是痛苦不堪。

一九九七年，我有緣接觸到法輪功，努力按照真、善、忍的標準，要求自己做一個好人。不久之後，奇蹟發生了，我二十多年的各種疾病在修煉法輪功之後不翼而飛，是法輪功使我獲得了新生，也為國家節省了大量的醫藥費。可正因為我修煉法輪功、做好人，一九九九年七月之後，我遭到了中共邪黨慘無人道的折磨和迫害。

從二零零一年一月到二零零四年上半年，遷安市公安局對我家無數次的騷擾、搜家，還把我關進洗腦班、看守所，受盡侮辱和虐待，三次強制灌食，造成我生命垂危，體重不足六十斤，而且對我經濟上的迫害也是非常嚴重的。

二零零一年一月中旬，單位領導原政協主席雷勤、副主席楊玉秋問我還煉不煉法輪功，我說：「按真、善、忍做一個好人，這有啥呢？」就因為這一句話，他們把我強制關押在劉季莊的洗腦班，實際上是變相的監獄。公安人員把守大門，不准我們進出，不准家人探視，有時白天把我們關在屋裏，晚上睡覺屋門也是反鎖上的，大小便都不能去廁所。

在洗腦班裏，我們不僅被剝奪了人身自由，同時受到無盡的侮辱和虐待：

1、那些監管我們法輪功學員的公安和各單位的負責人盤盤碗碗的大吃大喝，可我們從沒有吃過一頓飽飯，還強迫我交了一千元的伙食費；
2、表面上說是軍訓，實質是體罰，每天長時間的跑步有時還讓背著沙袋子跑，我們有不少學員兩腿紅腫，那時我兩腿腫痛，行走都困難，還讓我們兩手著地，兩腿被人抬起，像爬行動物一樣的往前爬（俗稱推小車）；
3、罰站，罰我們兩手抱頭蹲腿；
4、在洗腦班裏，公安人員和當時的監管人員，可以任意打罵法輪功學員，搧嘴巴子。

二零零一年的新年過後不久，公安局政保科以所謂的「擾亂社會秩序罪」的罪名，把我非法關押在遷安市看守所。那年冬天下大雪，天氣十分寒冷，身上穿的羽絨服、皮鞋被強行拿走，晚上沒有被褥，凍的我天天晚上直打哆嗦，就這樣熬過了冬天。而在夏天，由於關的人太多擠不下，我和一起被關押的法輪功學員睡在地上，我的頭緊靠廁所的便池，兩隻胳膊被蚊子咬的都是紅點點。

在看守所裏，我們時不時被看守所裏的惡警指使女犯人搜身，六十多歲的我遭到看守所副所長惠志江用塑料底鞋打手背，當時手背就被打的黢青，還被一個二十多歲的警察搧耳光；最可惡的是副所長惠志江還讓犯人給我銬上手銬和腳鐐，兩手被銬在看守所走廊的鐵窗上，連續好長日子，連內衣、內褲都不能換洗。

在這種殘酷的迫害下，我們法輪功學員以絕食進行抗議，我先後遭到野蠻灌食三次。第一次灌食在二零零一年五月份，絕食到第八天的中午，政保科強制給我們插管灌食，七、八個武警將我按倒在木板床上，從頭到腳給我箍的緊緊的，屋子裏站滿了公安人員和看守所警察督陣，政保科又從醫院弄來了四個醫護人員，專門插管，從我左鼻孔插管直插到胃裏，晚上帶著插的管子睡覺，非常的痛苦。

酷刑演示：野蠻灌食

第二次灌食是在炎熱的七月份，亦是在我絕食的第八天中午，強制插管灌食，仍像上一次一樣，七、八個武警把我全身箍的緊緊的，我用盡全身力氣，左右蠕動，結果灌進去的全部吐了出來。這時我全身癱軟，惡警們怕我死在看守所裏，無奈，只好把我放了出來。回家後，一直嗓子發癢、咳嗽、身體軟弱無力。二十來天後，又被惡警從家中抓進了看守所。

十月一日過後不久，看守所又指使女犯人對我強制搜身，好多法輪功學員被拖、被打，就這樣我們又進行了第三次絕食抗議。在絕食的第八天晚上，看守所叫兩個男犯人用床單把我抬出牢房，其中的一個犯人說：「這老太太連六十斤都沒有了（我身高一米六六）。」他們仍像上兩次一樣，將我按倒在木板上，穿白大褂的醫務人員竟用鐵鉗子戳我的嘴，把嘴唇戳開了，又別我的牙。這一次他們想從嘴、喉管直接往胃裏插管，但我死死的咬緊牙齒，沒別開，只好從右鼻子孔往胃裏插管，不知怎麼的，就是插不到胃裏，就在我的右鼻孔來回亂戳，戳的我難受極了，鼻子裏流出黑膿血，管子阻在嗓子裏出不來氣，我喊叫，這時憋的嗓子聲音嘶啞，喊不出來。他們見我快憋死了，才把管子扯出來，即使這樣，也沒有放過我，又從左鼻孔插了進去。這個時候，我氣息奄奄，生命垂危，到絕食第九天晚上，見我還沒吃，又怕我死在看守所裏，這才把我放了出來。

我回家後，政保科、分局派出所人員每年都對我家進行無數次的搜家、騷擾，弄得我全家人不得安寧。不僅如此，他們還將黑手伸到我遠在北京工作的兒子家中，遷安政保科惡警兩次到北京搜我兒子的家，我的兒子被迫辭去北京的工作，移居國外。

二零零七年在「十七大」開會的第二天，公安局國保大隊來了幾輛車和很多警察，其中四人把我從家中強行抬上車，綁架到公安局五樓。到公安局院後，一人架著我的右臂把我拽到五樓。到辦公室後，我被兩個年輕女警察搜身，身上的一百三十元錢被她們搶走。後來又被兩個男警察架起，讓那兩個女警察對我進行第二次搜身。同時家裏價值六千多元的電腦、DVD、一本《轉法輪》、師父法像被搶走。到了晚上，我被騙到拘留所，非法拘留了十五天。之後又被非法關押到洗腦班十天，據說到那時工資損失就有二、三十萬元，截止到現在至少有四、五十萬元。

一開始，我找過本單位政協主席雷勤，雷勤說單位沒有扣我的工資，讓找南院（當時的縣委，政協在北院）。我到南院，找到組織部，當時的部長是高樹春。我問：「扣我的工資是上面讓的？還是有文件？還是咱們縣自作主張扣的？」他說：「不是，就是班子的幾個人碰頭說的，就把你的工資停了。」我又找到市長劉桂東，給他講述我以上寫的親身遭受的迫害經歷。他讓我找主抓政法系統的、市副書記李再東，他說：「如果沒有文件，我就簽字發給你工資。」後來，我又找了書記姚自敏兩次，討要工資。當時姚自敏在開會，秘書工作人員說：「我先跟書記說一聲，我電話再通知你。」就這樣等了幾天也沒有回音。一天，我騎著自行車又去找姚自敏書記，秘書正好看到我停車，就說：「姚書記讓你找李再東去。」有一天晚上，我去李再東家裏找他，家人說他不在家。第二次去，怎麼敲門都不開，沒聲音，但是，屋裏的燈還亮著。有一次，終於在他家樓下把他堵上了，我說：「李書記，有點事跟你說。」他說：「上我辦公室吧。」我就到他的辦公室，給他講自己遭受的迫害真相，告訴他那些警察打人等事實，他卻說：「這是特殊時期。」我說：「特殊時期，你說我是好人還是壞人？」他無言以對。在他往樓下走時，我追著他走，他說：「你煉法輪功就不是好人。」

在多次討要工資無果後，二零零三年我就寫控告信，寄給國務院、全國人大、政協、最高檢察院。信中我提出三點問題需要解決：一、一九九九年七月，單位領導張書平非法扣押了我的身份證（後來胡錦濤曾親自下達命令督促此事，但至今仍無結果）；二、我今年已經七十四歲了，直到現在也不給我辦理退休手續；三、補發被迫害期間至今非法扣押的工資。後來，聽說信件被退返到遷安，至今也沒給我一個公正、合法、合理的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