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權」:謊言與真相

【明慧網二零一九年十月二日】前不久,中共的《人權白皮書》聲稱把生存權、發展權作為首要「基本人權」,取得如何如何「成就」。然而在公民沒有任何言論、新聞、信仰自由的前提下,談論人權根本是自說自話。

中共一手控制著暴力工具:槍桿子,一手控制著輿論工具:筆桿子,無論報紙、電視、網絡,只不過是中共「偉光正」的喉舌而已。

然而,當揭開歷史迷霧之時,中共從上至下的封鎖事實、戕殺真相的內部程序,令人震驚。

「二號病」的由來

發生在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的三年大飢荒,是中共發起的大躍進導致的人禍,而不是天災。然而,在過去的數十年中,人們只聽說「三年自然災害」,卻並不知情這三年全國並無真正的自然災害,更不知道僅僅兩三年間,由於飢餓死亡人數竟至數千萬人。

那麼為甚麼從一九五九至二零一九年的六十年間,人們對於三年大飢荒致使大量的人失去生命,卻知之甚少,甚至當談論起由於飢餓,死去多少人時,會有相當一部份人表示懷疑呢?

因為,當時餓死不能叫餓死,而是叫「二號病」。

一九六零年四月二十六日,經中共衛生部發密級通知,令各地衛生部門,今後對因飢荒造成的浮腫患者,診斷書中一律只能寫為「二號病」(「中國衛生年鑑」3卷1985版)。

大飢荒期間挨整的人中有醫生,罪過是診斷出大批人生病死亡的原因是飢餓。醫生王善身在被問到為甚麼浮腫病治不好,少了甚麼藥時,說了一句:「少一味糧食!」他被開大會批鬥,扔進監獄。

二號病,在醫學上霍亂的含義從來沒變過,只不過是為了掩蓋餓死人的情況,把餓死說成是傳染病死,所以,在整個大飢荒期間,二號病也隱諱地代稱浮腫!這個代稱從初期一直沿用了三年。其實,當時不光是用二號病來掩蓋,在大飢荒期間,某中央領導感慨,怎麼有那麼多高血壓心臟病肝炎死的!其實,都是餓死的。

由於過度的飢餓,一些地區出現「人相食」,一九六一年四月二十三日,安徽省公安廳寫了《關於發生特殊案件情況的報告》:「自1959年,共發生特殊案件(人相食)1289起,其中阜陽專區發生302起,蚌埠專區發生721起,蕪湖專區發生55起,六安專區發生8起,安慶專區發生2起,合肥市發生201起。──安徽省公安廳原常務副廳長尹曙生。」

三年大飢荒中,甘肅通渭大規模餓死人事件被稱為「通渭問題」。一九六五年七月通渭縣委報告稱:「全縣死亡60,210人,死絕2,168戶,1,221個孩子成了孤兒,外流11,940人」。二零零零年通渭縣老幹部座談會上,親歷者說當年上報的數是縮小的,是實際餓死人數的三分之一,70%以上家庭有死人,有的全家死絕,大量屍體沒人掩埋。

大飢荒通渭縣大量餓死人,除了高層,對外嚴密封鎖信息,直到幾十年後的今天,外面的人還很少知道發生了這樣的事。為了封鎖消息,當時餓死多少人叫「病」了多少人,不能說餓死。縣裏指示:「要把他們全部埋掉,『病』一個埋一個」。

大飢荒時,中國所欠蘇聯外債總共為57.43億,而一九五九年財政支出達520億元。所以實際上當年中國所欠債務數額並不大,而同期對外援助金額遠大於還債金額。而長期以來解釋三年大飢荒時,卻大講「自然災害和對蘇還債」,「對內怨老天,對外怨蘇聯」成了推卸責任的藉口,多年以來,讓大陸民眾深信不疑。

事情並沒有到此結束。

大飢荒時期,中共拒絕了外國援助,反而進行大量糧食輸出,其中一九五九年與一九六零年中共淨出口136億斤糧食,相當於3,400萬人一年的口糧。

《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49-1965)》第八章寫道:「最令人驚訝的是,甚至在死亡率上升的1959年,中國糧食的輸出竟然達到歷史最高水平。」

對於世人的生命,是何等的漠視?對於真相的封鎖,是何等的密實?一句「三年自然災害」,讓由於飢餓而死去的三千餘萬生命,竟沒有任何交待。

現在日子好了嗎?

一九四九開始的三反、五反、反右、大躍進、文革,一波又一波的運動浩劫,致使民不聊生,百業凋敝,中共為延續其對於大陸人民的統治,把土地可以承包,企業可以民營。哪裏沒有中共,哪裏就有生機,在大陸幾乎成為民間的一個共識,只要中共不插手,這件事就能辦成,只要中共要上「規範」,能辦成事也要荒廢。

中共的《人權白皮書》,號稱生存權、發展權作為首要「基本人權」,大家知道,對於普世價值而言,正常的社會公民還應有生命權、財產權、尊嚴權和公正權。

有人張口閉口,共產黨給的錢,我花的錢是共產黨給的錢,共產黨的錢哪來的?早在二零一四年,世界銀行就指出中國總稅率64.6%,遠超歐美髮達國家。而專業的經濟數字更顯示,中國的企業所交的直接稅加上間接稅,佔到了中國企業稅前利潤的70%;而個人交的稅,直接稅加上間接稅,包括增值稅、消費稅全部加在一起,中共政府向個人抽的稅高達平均所得的51.6%。這兩個數字,是全世界自從有人類以來的最高。沒有一個國家敢收這麼高的稅,中華五千年歷史也沒有一個朝代敢收這麼高的稅,結果我們這個時代有。

即便百姓手裏這點錢,中共靠印鈔票發展經濟,讓票子越來越毛,逼得人們只能買房保值,《2018中國家庭財富健康報告》顯示,2018年我國城市家庭的戶均總資產規模為161.7萬元。在這些資產中,有近8成是房產。

老百姓掏出儲蓄當首付,甚至花光所有積蓄買商品房,中共央行資料顯示,2007年末,居民的消費性貸款只有3.27萬億元,而2018年卻達到了37.80萬億元,增長10倍,主要是用於住房消費。住房成了壓在百姓頭上喘不過氣來的大山!

上面說的是城市,那麼農村呢?不用說收入、教育、衛生都低人一等,也不用說由於戶口限制,農民工無法在城市落戶,就單說孩子無法在城市上學,而導致的留守兒童這一項:

在中共官方二零一三年《全國農村留守兒童、城鄉流動兒童狀況研究報告》推算,中國有農村留守兒童6,102萬,報告的公布引起了社會強烈的反響,此後類似的報告再也沒有公布。

二零一二年十一月,有5個留守兒童在一個垃圾房內用煤炭生火取暖,不幸全部一氧化碳中毒死亡。

二零一五年六月,貴州畢節同一家庭的4個留守兒童,年齡從5歲到13歲,服用殺蟲藥自殺身亡。對此現象,《北京青年報》發文說:「留守兒童的問題已經很嚴重,根據研究人員抽樣調查得到的數據,在貴州和安徽兩地,留守兒童自殺、意外的發生率分別為12.88%和20%。」

中共口口聲聲說人們吃的飽穿的暖,然而卻把人分成三六九等,農民成為事實上的賤民。

《憲法》中的自由在哪裏?

人除了物質需要,還有精神需求,在《憲法》中雖然寫著言論自由、新聞自由、信仰自由,然而中共卻讓整個社會淪為財富、金錢的階下囚,對於言論、信仰則一概封殺,與一九五零年的鎮反、反右等等運動整人沒有甚麼兩樣。

最近,湖南維權人士王美余在衡陽看守所不明猝死。他的妻子曹曙霞相信,王美余是被迫害致死。王美余去年曾在衡陽、長沙等地舉牌,要求沒有合法性基礎的中共下台。今年七月八日,在長沙火車站被警方以尋釁滋事抓捕,關在衡陽看守所。僅僅兩個多月,王美余就「被死亡」。

舉個牌子要求選舉就被抓、被關,哪裏有民主?哪裏有言論自由?不僅如此,還剝奪了他的生存權。

一九九九年至二零一九年,中共迫害法輪功二十年中,法輪功學員遭受了更多。每天都有被抓、被關、被判刑的法輪功學員。而且大量證據證明,中共對法輪功學員使用了各種酷刑折磨,還犯下強摘器官的反人類罪行。

根據明慧網的信息來源,從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到二零一九年七月十日,這二十年來,在中國大陸裏被中共抓捕的法輪功學員總人次(一人多次被抓算多次)至少為兩百五十萬到三百萬。

只因為信仰,就遭到中共的非人對待。據法輪大法明慧網公開資料顯示,被中共迫害致死、有名有姓的就有4361人。

此外,在明慧網已查證的案例中,截止到二零一九年七月十日,有86050人被綁架,28143人被非法勞教,17963人被非法判刑,18838人被綁架關入洗腦班,809人被綁架進精神病院,各種酷刑迫害的總人次518940。中共的迫害造成了太多的法輪功學員廣受歧視、失業、失去收入、長期遭受精神迫害、家庭破裂、傷殘、死亡。

在九評編輯部出版的新書《共產主義的終極目的》中,這樣概括:

「前三十年『抓革命,促生產』,『階級鬥爭,一抓就靈』,挖出的階級敵人越多,官兒做得越大;後幾十年是用經濟來維護統治的合法性,追求血腥的GDP至上,不顧及民生與環境,只為升官發財;

前三十年讓民眾仇恨『國民黨反動派』、仇恨『美帝野心狼』;後幾十年讓民眾仇恨自由及西方民主理念、仇恨真、善、忍的普世價值觀;

前三十年用鬥爭扼殺人性,讓人不敢講真話,謊言假話大行其道;後幾十年更是爆發了『誠信危機 』,假貨遍地,毒食品盛行。假煙、假酒、假奶粉、假車票、假文憑……大概凡是能買到的商品、有價值的證件、牌照,都有造假的。利用高科技做出的種種有毒食品,是前三十年的人想都想不到的;

前三十年有『畝產萬斤』的荒唐造假;後幾十年有『天安門自焚』騙局,不知矇騙了多少人,攪動起多少仇恨;

前三十年是閉關鎖國,關起門來一言堂;後幾十年是信息封鎖,敏感詞過濾,實名制監控;

前三十年政治掛帥,破壞傳統文化,打掉傳統信仰,用政治的手法搞經濟,出現了瀕臨崩潰的經濟危機;後三十多年一切向錢看,用經濟手法搞政治,用金錢物慾和情色迷亂來填補信仰真空,帶來的是觸目驚心的道德危機。」

這樣的前三十年與後三十年,可以一直比較下去,然而沒有必要了。只要中共存在一天,逆天毀德,滅絕人性的邪惡本質,就會一直存在下去。因此,沒有共產黨,才有新中國,是一句明明白白、真真切切的大實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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