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興安嶺任萬傑被迫害離世 家人控告江澤民
 任萬傑生前與女兒李萍的合影 |
中國最高法院二零一五年五月宣布「有案必立，有訴必理」後，任萬傑的老伴李榮福、女兒李萍、兒子李偉良、兒媳蔡淑梅控告迫害元凶江澤民。
被告江澤民利用掌控的中共和國家權力，一九九九年六月十日以個人意志成立凌駕於國家憲法和法律之上的專門迫害法輪功的「610辦公室」，同年七月二十日操控整部國家機器對信仰真、善、忍的法輪功學員「名譽上搞臭，肉體上消滅，經濟上截斷」、「打死白打、打死算自殺」的迫害政策，對法輪功學員進行抄家、抓捕、判刑、勞教、酷刑折磨、活摘器官等迫害，嚴重敗壞了國家聲譽和社會道德，破壞了國家憲法及法律，使社會風氣急速下滑。
二零一五年五月至今，二十多萬名法輪功學員及家屬將迫害元凶江澤民告到最高檢察院、最高法院。法輪功學員訴江，不僅是作為受害者討還公道，也是在匡扶社會正義，維護所有中國人的做好人的權利。
任萬傑女士，是加格達奇林業局汽車修配廠的退休職工，在修煉法輪功之前，她全身疾病，心臟病，神經衰弱導致嚴重失眠，氣管炎，胃病等等；一九九四年學煉法輪功的當天，失眠就好了，隨後全身疾病不翼而飛，全家人都非常高興，非常支持任萬傑煉法輪功。她學大法後按大法做好人，家裏以前的煩心事、麻煩事突然發生改變，一切都變得祥和，以前喝點酒就回家鬧的兒子突然不鬧了，鄰居同事有困難她都熱心幫助。
中共江澤民團夥發起對法輪功的迫害後，任萬傑和兒女們長期遭到中共不法人員的騷擾、監視、蹲坑、綁架，被關洗腦班、勞教所、監獄等地迫害。以下是她及家人遭受迫害的經歷。
一、任萬傑生前自述被迫害經歷
我以前病了一輩子多種疾病纏身，生活又非常艱難。五十三歲我步入老年，與老伴離婚，精神上受到嚴重打擊，整夜不能入睡，孩子怕我承受不住就讓我到妹妹家散心，在妹妹家來串門的孩子要教我煉功，我就跟著學動作，感到渾身輕飄飄的，當天晚上嚴重的失眠就好了，就能睡著覺了。接著全身疾病不翼而飛，一輩子終於嘗到了沒病的滋味。看到《中國法輪功》這本書，我哭了，我明白自己這一生苦苦解不開的謎，心情一下子開朗起來，擔心我精神不好的孩子們都非常高興，家庭也變得和睦。
我迎來了生命的春天，對李洪志師父的感激之情無以言表。看到我的巨大變化，孩子們也紛紛走入修煉，也都在大法中受益，他們都按照「真善忍」做好人，在單位和社會的口碑很好，家庭美滿，工作順利。
然而，一九九九年七月江澤民發動對法輪功的殘酷鎮壓，打亂了我全家平靜幸福的生活。七月二十日，有警察開始抓人，我們被地區公安局告知去找中央。我作為法輪功親身受益者必須為大法和同修說句話，我三次進京上訪。
第一次是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我坐火車到山海關，被便衣警察逼我們幾個法輪功學員強行下車，下車後，我們又坐另一列火車到北京，剛下火車，北京到處都是警察，他們把我們幾個用車拉到一個地方，呆了兩個來小時；又給我們拉到北京豐台體育館，那裏一排一排的警察走隊形，換班，看著我們，不讓我們動，正趕上七月酷暑，那個熱啊！
一個省一個省的法輪功學員被關押在一起，到了晚上北京城管的來了很多人，不管是男學員還是女學員，他們一大幫人硬往車上拽，我不上車，他們就拳打腳踢硬把我這個老太太扔到了車上。晚上就都把我們硬裝到了火車上，車廂兩頭都是手拿電棍的警察，上廁所也不讓去，憋得不行也不讓去。火車把我們拉到一個大院裏，逼迫一個地區一個地區的學員排成隊，坐在操場上一宿兩天，曬了兩天。哪個地方的學員，哪個地方的警察來帶回去。黑龍江大興安嶺姓肖的專員來的，他勸我別學了，別再上訪了，我就給他講真相，講法輪功做好人。我們加格達奇的七個學員，都被劫持到了加格達奇公安局政保科，政保科的劉科長非法審訊，筆錄，逼著寫保證書，不讓煉。
第二次去北京上訪是二零零零年的春天，我在火車上乘警、警察和便衣一遍又一遍的查車上有沒有法輪功學員，車到山海關把我和其他地區的大法弟子都強行帶下車。在山海關車站把我們圈到一個屋子裏，凍了兩天兩宿，加格達奇公安局、610政保科去人，把我們給劫持回來了。因為我們人多，我是加格達奇林業公安局王天俊等人把我劫持回來的，直接把我帶到了加格達奇林業公安局，到那兒就開始審訊：「去北京幹啥？」我說：「我們就要求一個合法的煉功環境。」「為甚麼煉法輪功？」我說：「法輪功是淨土，祛病健身，這錯嗎！」警察也說不出來啥，就把我關到了加格達奇看守所。
一天夜裏，突然逼供，問：「與誰聯繫了？」我不配合他們，逼供我的是加格達奇林業公安局的馬挺俊、劉士民，一直到第二天的下午，主管迫害法輪功的公安局副局長去了，欺騙我說：「人家都把你出賣了，你還不說，說了就把你放了。」我不為所動。
這次我被關押了五十天，加格達奇林業局把我的工資本搜走了，警察去北京來回的路費都是從我工資裏扣的，扣了一千五百元錢。
二零零零年五月份單位倒出來一個簡易的小平房，加格達奇林業局責成我們單位檢修廠看著我，貼身監視，四個人一天一宿兩班倒。那時單位的職工全部下崗，就留四個看著我，那裏沒有柴禾，燒的自己揀，沒有吃的自己想辦法，我的工資本被強行拿走，我也沒有錢。加格達奇林業公安局局長高群和羅警察讓我交三千塊錢，就放我回家，我沒配合他們。那時，兒子被關在洗腦班，女兒李萍被關押在加格達奇看守所，兒媳蔡淑梅關押在齊齊哈爾雙合勞教所，一週歲多的小孫子沒人照看，他們就把小孫子和我一起關在這個簡易的小平房裏。每天受凍挨餓，我和孫子被看管關押了五個月。
第三次去北京上訪，我是一段一段打車去的，我和幾個同修去了天安門，一到天安門我剛要打真相橫幅，就被便衣警察綁架到了天安門廣場的一個空場，那裏已經綁架了很多大法弟子，大家都背法，喊：法輪大法好！到天黑的時候就把我們用車拉走了，拉到亞洲第一監獄，全國各地的法輪功學員都有，都不報姓名地址，大家就絕食，就有各地駐京辦事處的警察來帶人。我們被分流審訊，審訊我時，我就給他們講真相，惡警說：「要是不報姓名就都給你們拉到新疆迫害法輪功基地！」我想他們那時說的「迫害法輪功基地」就是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集中營。那時很多法輪功學員都是沒告訴單位和家裏自己來到北京的，同修自己又不報姓名，這些法輪功學員情況，沒有人知道。
後來我被加格達奇林業公安局的高群、羅警察把我綁架到加格達奇看守所，加格達奇林業公安局主管迫害法輪功的人說：「不用審了，直接勞教就行了！」我被檢查身體，查心臟，透視等，二零零一年我被非法勞教二年。
二零零一年一月一日我被劫持到齊齊哈爾雙合勞教所。一到勞教所，黑天白天的不讓睡覺，不讓與外人接觸，整日整夜的洗腦逼著轉化，寫「三書」，我被迫害了整整一年才放回來。
二零零二年加格達奇公安局和嫩江公安局對我家全面監視、監聽、跟蹤，他們弄個車，二十四小時在我家樓下監控，跟蹤，人出去，走哪兒他們就跟哪兒。我家中沒人，加格達奇公安局和嫩江公安局趁家中沒人到家中抄家，抄走一些現金和一隻派克金筆。二零零二年五月九號晚上六點左右，我家突然闖進七八個警察，進屋就抄家，目的是抓捕嫩江的法輪功學員。我被強行非法劫持到加格達奇看守所，審問我嫩江學員下落，並要我說不煉了，我沒配合。
二零零零年十一月三日在看守所非法關押半年才放回，出來時看守所勒索二千元的伙食費。期間我的女兒被非法抓捕關押在九三和加格達奇看守所。
二零零八年邪黨奧運會期間，加格達奇公安局對我家監視、跟蹤。這些年，每逢邪黨的節日和敏感日，惡警和單位就對我家騷擾，監視，跟蹤。常年的被迫害，和孩子的被迫害，給我造成極大的精神壓力和痛苦。
二、女兒李萍被迫害的經歷
任萬傑的女兒李萍，原是加格達奇鐵路醫院的黨委助理，一九九五年學大法後，對工作認真負責，多次被評為優秀幹部，職工標兵等稱號。開始一九九九年邪黨打壓迫害後，李萍因為信仰，被開除公職，被離婚，二次被關押洗腦班，多次被綁架，非法勞教一年後又判刑五年。
以下是李萍自述的被迫害經歷：
一九九九年七月十八日、十九日，我就被他們看起來了，當時找單位的保幹看著我。公安局關押了法輪功學員，我們去要人，當時一個地區公安局人員跟我們說：你們上中央去找吧！七月二十日晚上我弟弟弟媳去的北京。
在天安門廣場弟弟和弟媳被抓走了，天安門前突然戒嚴了，不許人出去也不許人進來了，來了一個便衣指著我說：「你跟我走！」我被劫持到北京前門派出所把我們都關押在一個大屋子裏，後來把我帶到了豐台體育館，我的工作證也被搜查出來了，我被劫持到哈爾濱鐵路駐京辦事處，我們單位派人到駐京辦事處把我帶了回來。
回來我就被單位逼著寫保證書，其他學員也是被逼著反覆說不煉，反複寫保證書，我和弟媳蔡淑梅怎樣都不寫保證，後來他們就說要煉就煉吧，說不去北京上訪也行，我們甚麼也不說。第二天他，院長又領兩人來，一個是組織助理，一個是總護士長，一直在我家呆到很晚。早晨起來，我一看，我家門口停一輛車，裏面坐幾個人蒙著大被子，是監視我的。我看到他們心裏非常難過，都是朝夕相處的同事，晚上不能回家睡覺多難受啊，我很心疼他們。雖然監視我，我也不恨他們。他們把我劫持到單位去了，天天都有人看著跟著，上班有人跟著，下班有人看著，監視居住正好一個月。
到九月初，哈爾濱鐵路局齊齊哈爾分局黨委副書記逄玉梅、齊齊哈爾公安分處一姓宋科長，找我「談話」，聽說我還堅持煉，他非常生氣，逄對醫院邪黨書記馮洪濱說：「給她念黨章！看她入黨時怎麼宣誓的。」馮洪濱念完黨章，逄玉梅問我是要法輪功還是要共產黨，當時我說：這不矛盾，法輪功只是煉功，強身健體，與共產黨沒關係，不需要選擇。他們非讓我表態，我被逼無奈，說，非要選擇，我要法輪功。當時姓宋的科長就罵我。為此他們召開了一次黨支部會議，會上勸我退出共產黨。第二天開始辦洗腦班，把我關押了三個月，不讓回家，天天洗腦逼迫放棄修煉。
三個月洗腦班後，我回到單位加格達奇鐵路醫院，他們直接把我從中層幹部降職到衛生員了，齊齊哈爾鐵路分局給我一個處分叫「留路察看」。
在二零零零年中共兩會期間，我第二次被劫持到加格達奇黨校洗腦班，他們天天圍著我，看著我。我出去煉功了，也不過三、兩分鐘，就被他們看著的人帶回來，一會齊齊哈爾鐵路公安分處警察來了，他們審問我：「你煉功了？」我說；「煉了。」他們就把我從洗腦班帶走了，把我綁架到齊齊哈爾鐵路看守所，這裏也不讓煉功，我又被看守所非法關押了十五天。
單位派兩個人來接我，我再回到單位上班，就讓我當衛生員掃地去了。我想：我是修大法的，在哪裏都是好人，讓我掃地我就把地掃好擦乾淨。我勤勤懇懇的工作，這贏來了領導、同事和患者的好評，馮洪濱評價我的工作說：你是加鐵醫院建院以來幹的最好的衛生員！
二零零零年六月二十六號，加格達奇公安局給我打來電話，讓我去一趟，我說我是好人，不去那。我越不去，他們越讓我去，馮洪濱派了保幹王德新和黨委宣傳助理張曉晶兩個人把我送去。到了公安局把我留到那，讓他們倆回去。到那兒就對我審訊，問我：你把經文都給誰了？我不說，就罰我站，我也不說，他們看我實在不說，審不出來，就把這事往上彙報了，局長趙x豪來了，他親自審訊，我還是不說，趙x豪氣急敗壞的把我打了，把我的頭髮拽掉了一綹，接著把我綁架到加格達奇看守所，非法關押我十五天後，又改為刑事拘留，不到一個月就勞教，把我綁架到了齊齊哈爾雙合勞教所。
單位領導事後和我說：齊齊哈爾分局來電話說給人事說，不讓開除法輪功的文件馬上就來了，趁文件沒到趕快開除李平。人事主任富麗珠馬上告訴書記馮洪濱，他們就馬上找人，以開職工代表大會的形式，把我開除了公職。三天後，加格達奇鐵路醫院接到了不讓開除法輪功學員的有關文件。我堅持法輪大法的信仰是合法的，所以醫院的非法決定是錯誤的，完全是迫害，是不能被承認的。
我大約是九月份被非法劫持到齊齊哈爾雙合勞教所。剛剛被綁架到勞教所的法輪功學員都被關押在小號。小號就有一個用木板搭起來的通鋪，沒有上下水。在這裏不讓出屋，大小便都在屋裏，便桶滿了再抬出去倒掉，屋裏就是廁所的味道，環境極惡劣。每天讓我們糊紙盒。
一天晚上，一位法輪功學員因要求煉功被警察拉出去，我們因等她而沒在規定時間就寢，女警察找來防暴隊，我們當時五、六個人坐在床上，男警察進屋看看就兩拳把我打倒，又拽到地下往胳膊和腦袋上踢，打倒在桌子下帶走迫害，我被推到外面榆樹牆裏跪下，差點扎壞眼睛。警察逼我保證不煉功，不保證就用細繩把我背吊在棚頂暖氣管上，腳尖點地，警察還不斷大罵，整整一夜。早晨被放下來時，警察恐嚇我回去不要對別人說自己挨打上刑的事。
當事後把被打的事反映給勞教所所長洪振權時，洪振權說調查後給個說法，卻一直不見回音。在雙合勞教所因為抵制播放誣陷大法的錄像，背誦《轉法輪》<論語>，被警察們用電棍電手、臉，電的聞到焦糊味。並因煉功先後兩次被加期半年。
我從雙合勞教所回家時，勞教所大隊長張志捷給醫院邪黨書記馮洪斌打電話要求接人，馮洪斌說李萍已不是本醫院職工，不管。打電話時我在場，聽得清清楚楚。可我坐車回家後，馮洪斌卻等在出站口，說不接怕擔責任。
從勞教所回來後，一直反對我煉功的副院長尚德友對我說：「加鐵醫院要感謝你！在你不在期間黑龍江省大興安嶺地區衛生局推行文明行醫，檢查到我們醫院時，發現我們醫院已經先行幾年，並拿走文件借鑑推行。你給醫院爭了光。」
新來的加格達奇鐵路醫院院長聽到大家對我的反映很好，就給我安排了保潔隊隊長職務，全面負責醫院衛生及衛生員管理，但不給恢復工作手續，我不同意，因此沒讓我上班。
一年中，我外出，馮洪斌就打電話讓我馬上回來。我以為給安排工作，可回來談談話又讓回家等著。醫院定期要求我到單位談話，卻不給安排工作，限制看管我。就這樣僵持一年，導致我再一次被劫持迫害，被非法判重刑五年，劫持到黑龍江女子監獄，在監獄經歷了非人的折磨和侮辱。
三、兒媳蔡淑梅訴述被迫害的經歷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我和丈夫李偉梁、大姑姐李萍坐火車去北京上訪，火車下車每個車門口都有警察攔截，歲數大的同修就被截走了，因為我們幾個人年輕就沒有被攔截，我們就去了天安門，沒有人接待。後來我們看到信訪辦的人，問我們進京幹甚麼，我們說：法輪功教人做好人，祛病健身。他們說：「那你們回去吧，我們知道情況了，我們送你們回去吧。」結果我們被騙到了北京豐台體育館，被登記是哪裏來的，我們就說了，結果被綁架到齊齊哈爾鐵路駐京辦事處。他們騙我們，開始說沒事，送我們回家，結果到車上性質就變了，當我們坐車快到齊齊哈爾的時候，上來鐵路公安處的人，給我們做筆錄，齊齊哈爾鐵路公安處的袁處長問：我們在北京做了甚麼？等等問題。
下了火車沒讓我們回家，直接就把我們拉到了單位加格達奇鐵路醫院，單位團書記劉麗非常敵對像批鬥式的審問我，跟我在一起的還有大姑姐李萍。單位逼著我們放棄修煉，揭批法輪功，寫保證書，我們都不寫，後來就逼著寫不煉、不進京保證，不寫不讓回家。當時，我的孩子才九個月，後來他們就看著我，天天上、下班有人跟著，晚上有人看著，我、李偉梁、李萍，我們三個都是這樣，白天上班逼著寫思想彙報，上班有人接下班有人送，晚上外面單位派車派人倒班同時整宿整宿的監視，我單位是加格達奇鐵路醫院，丈夫的單位是加格達奇車站，兩個單位同時派車派領導的人監視，晚上兩輛車人整宿監視，給我們造成的極大的心理壓力，也影響了鄰居的生活。
在這期間，齊齊哈爾鐵路分局紀委書記馬林帶領一幫人對所謂的不夠勞教判刑的幾個人，開一個所謂的轉化教育大會，有錄像，對我們進行人身攻擊，強制錄像。當時被劫持去的法輪功學員有：李萍、蔡淑梅、李偉梁，綁架去的學員都有人跟著，騙我們說跟我們談話，到了當地鐵路公安分處會議室。他們就開始逼問：對法輪功的認識。我們講述進京上訪的經歷，正面的洪揚大法，說到我們看到地上的垃圾都揀起來，放到垃圾箱裏。這時有在場的馬林侮辱我們說：「我看你就是垃圾！」當時給我心靈很刺痛，我們還是堅持說大法好，紀委書記馬林惡狠狠的說：「你們敢死，我就敢埋！」我們被偷著錄了像，這次錄像經過他們的加工，歪曲解說，在齊齊哈爾鐵路分局有線電視播放，這個內部電視從大慶到漠河所有的鐵路系統都能看到。
回到單位我與李萍被停職，一直到九月三日，天天逼著思想認識，逼著寫保證，寫思想彙報，一直到九月三日，看我們還是不轉化，就把我、丈夫李偉梁、李萍關進了洗腦班。我被關押了一宿，由於我的工作無人接替，就從洗腦班回到單位，但已經把我從統計室降到了衛生員，把我關押到單位病房。
我白天工作，吃睡在病房，有人看管不讓回家。由於孩子小，剛十個月，每天晚上由婆婆背送孩子到我的單位醫院去，每隔幾天就有鐵路公安處的人找我談話問我思想認識，還煉不煉。洗腦班一直持續到十二月三日。齊齊哈爾鐵路公安處來人作筆錄，堅持煉就勞教，這期間正是我轉幹的時候，因為我堅持修煉就沒轉幹，給我行政記大過處分。
在過年前夕，單位領導突然闖到家裏，讓我與大姑姐李萍到單位去寫過節期間不准上訪，我們不寫就不讓回家。
二零零零年三月，邪黨的兩會期間，中午單位突然派來保幹王德新，支部書記姚淑華，那時我的孩子剛滿週歲，讓我收拾一下孩子的東西，去加區鐵路黨校洗腦班。正這時，警察劫持著婆婆任萬傑來家抄家，這些人根本不管這些，就把我和孩子劫持到了加格達奇鐵路黨校洗腦班。這時第二次洗腦班就開始了，進行強制轉化。
這次洗腦班關押期間，我由於看大法書，單位監視我的人尤麗莉，把我惡告給單位領導，第二天加區鐵路分處到洗腦班的每個監室都進行邪惡的搜大法書。後來我去找到單位書記抗議非法洗腦非法關押，找到單位書記馮洪斌，馮洪斌說：「你不用辭職了，今天洗腦班就解散了，你回家吧。」這是我第二次被劫持洗腦班，共關押了二個半月。
這次我再上班，單位就再不讓我幹統計的工作，讓我到病房打掃衛生，同時安排同事暗中監視我。二零零零年七月二十日我和同修宋玉傑、劉永寶再一次進京上訪。我們來到國務院上訪辦，當時的表格寫為甚麼上訪，上訪的原因：我們寫法輪大法是正法，電視上播的都是假的。他們一看我們是為法輪功而上訪，就把我們關進了另一個房間，屋裏已經關押了很多全國各地來的法輪功學員。後來我們被劫持到加格達奇駐京辦事處，被齊齊哈爾鐵路辦事處關押到齊齊哈爾鐵路看守所。
我被非法關押了一個月以後，然後被以擾亂社會治安秩序罪判勞教一年。讓我在勞教書上簽字，我說我不簽，他說不簽也得勞教，我說簽不簽是我的事。二零零零年十一月我被綁架到齊齊哈爾雙合勞教所。
一到勞教所，就圍上來一幫人，逼我強制轉化，這時看到大姑姐李萍也已經被綁架到了雙合勞教所，不久老婆婆任萬傑也被綁架到雙合勞教所。我們整天被逼著寫所謂的作業，強力洗腦，逼著做奴工，直到二零零一年的五月份我才回家。勞教期間單位扣發我的工資。
我回到家後，單位讓上班，讓同事監視我，每到所謂的敏感日和邪黨的節日單位書記就找我談話，記筆錄。
二零零一年的九月份，一天晚上加格達奇東山派出所，片警徐進喜領著加區公安分局國保大隊的警察到朝陽片區各個法輪功學員家抄家，問我還煉不煉，我說我還煉。就把我劫持到加區東山派出所關押了近一個小時，最後晚上接近半夜才讓回家。第二天片警徐進喜叫我到東山派出所按手印。
二零零二年因為大姑姐李萍被綁架，加格達奇區公安分局局長、指導員、東山派出所所長等五、六個警察開了三輛車到家抄家。
從中共邪黨對法輪功迫害以來，我們家從七十多歲的婆婆到幾個月的孩子都不斷被騷擾、監視、抄家、綁架等等迫害過，小孩親歷了親人被綁架的那一幕，每聽到敲門聲都還心存餘悸。親朋好友都深受傷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