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祖父是小生意人，在中共治下一直是謹小慎微生存的那種類型，作為祖父的長子，耳濡目染，父親也自然而然地傳承了這種委曲求全的個性。加上反右、「文革」時期，中共政治運動中人整人、人鬥人的殘酷、惡毒，對黨打擊的對像「要像秋風掃落葉一樣無情」的肅殺景象，在他心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所有這些都直接影響到了父親為人處世的態度。
父親原在一家高校科研部門工作，八十年代初調到省政府某廳後，父親更是謹言慎行，不論他人是非，憑著自己的能力，兢兢業業工作，就是這樣，為人穩重，業務能力強的他，在複雜的省府機關裏，因不會拍馬溜鬚、投機鑽營，也沒能如願提職，最後以正處退休。
父親心裏是有委屈的，但好在生性隨和的他，對於職務的升遷看的並不算太重，對跟自己作梗的人，也能放得下，所以父親退休以後的生活還是比較安穩的。
錐心的一句話
正當父親安度晚年之際，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當權小丑江澤民一意孤行違憲迫害法輪功，風雲突變之下，我作為一名法輪功修煉者，遭受了種種不公正對待。當時，父親剛剛退休兩年。一輩子老實本份，對「黨」唯命是從的父親為我的事傷透了腦筋，承受了很大的精神痛苦。
我原所在的單位是一家省屬事業單位，幹部、職工加上家屬共有十來人修煉，包括黨辦主任、退休的副總經理等，而我是其中得法最早，弘法最熱心的，所以被列為「迫害重點」。特別是在上級局長專程找我談話，我仍表態堅持修煉後，對我的迫害升級了，有一段時間，竟發展到要求家人每天護送我上下班。
那時的我，還不懂得運用法律維護自己的正當權益，被動地接受了這種明顯不合理，甚至可以說是荒唐的安排。記得有一次，在上班的路上，父親對我說：「我寧願你吸毒，也不願你煉法輪功！」這句話震驚了我，好像心裏被人扎了一下。那一刻，看著父親熟悉的面龐，我忽然覺的，近在咫尺的他是那樣的陌生而不可理喻。
在我們被冤枉與高壓迫害下，最需要身邊親人撫慰的時刻，父親拋給我的卻是這樣一句連路人都不如、令人寒心的話。我內心的衝擊，可想而知。我忍不住對父親說：「您怎麼能這樣說？！」父親沒有出聲，但他當時的神情，並不覺的自己說錯了甚麼。
這件事情過去了好久，我依然難以釋懷。直到二零零四年十一月《九評共產黨》一書出版後，透徹地揭示了中共長期以來系統的有目的的以「黨性」泯滅人性、替代人性的根源與現象，我才真正理解了父親當時的狀態。
被撕裂的親情
一九九九年十月，懷著對政府的信任，我登上了去北京的列車，為自己的信仰說句公道話。這本是依法行使一個公民的正當權益，是受法律保護的，不料當時的信訪局早已被公安便衣層層把守，去信訪局的當日，我被送往北京市西城區看守所關押，一個月後又被押送回當地繼續刑拘，面臨非法判刑。
對於一生清白、謹慎做人的父親來說，女兒的境遇不亞於晴天霹靂。經歷過許多不眠之夜，父母親在百般無奈之中，接受了殘酷的現實，日夜渴望我早日回家的他們為我專門請了律師，但在當時的環境下，公檢法統統聽命於江澤民設立的「610」非法組織，所謂庭審、辯護都只是走個過場，「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成了唯江澤民的指令是從。開庭後不久，我被以莫須有的所謂「破壞法律實施罪」枉判三年。
我不服判決，上訴到市中院，被維持原判。其後，我被送往省女子監獄，高牆電網隔絕了我與外界和親人的一切聯繫，所有服刑人員，只能一個月與親人接見一次。
對監獄的每個服刑人員來說，每個月與親人見面的時光都是最珍貴、讓人期盼的。然而，父親幾乎每次見面或來信，都是電視、報紙上的那些誹謗言詞，要我「與黨和政府保持一致」，「和法輪功劃清界限」，「配合幹部服從改造」等等。
主管改造的副監獄長看到父親的態度，感覺到有利用價值，如獲至寶，有一次還特批帶我到監獄外的飯店與父親吃飯，飯後，又破例邀請父親來監區參觀。因為這種特殊待遇，那天，父親的狀態，明顯有點小亢奮，好像被監獄抬舉了似的，我看在眼裏，卻感到一種屈辱，有點看不起父親：女兒修煉法輪功後身體的變化怎樣？性格的變化怎樣？您不都一清二楚嗎？為甚麼「黨」說不好，您就跟著說不好呢？！
冤獄三年中，雖然父母經常不辭辛苦為我送來生活用品，探望我，我也很感激父母，但父親對法輪功的態度，讓我覺的我們之間，宛若橫著一條涇渭分明的鴻溝。而父母那方面，也覺的很委屈：這樣關心你，你的態度還是那樣「頑固不化」，無動於衷？
中共對法輪功的造謠誣蔑與製造的恐懼，就這樣，將我與父母之間那原本親密無間的骨肉之情，悄然撕裂開了。每當父親一遍又一遍的重複那些中共的造謠說詞時，我常常覺的他彷彿只是「黨」的一個傳聲筒，不再是我慈祥而親切的父親。而我對於信仰的堅持，也被父母打上「偏執」與「偏激」的標籤，無法理解。那個往日聽話孝順的女兒，成了父母心中最真切的痛，成了他們與旁人聊天、相處時最不願觸及的那處傷口。
日久見人心
監獄的生活，讓人真正體會到甚麼是「暗無天日」，甚麼是「度日如年」。每天長達十多個小時、有時甚至通宵達旦的奴工勞動，壓抑的氛圍，各種精神壓力，讓許多服刑人員比同齡人要老得多，很多人都是未老先衰、面色蒼黃。而真、善、忍信仰的力量，讓我在獄中仍儘量保持心態的平和，善待身邊所有的人，讓我得以一次次戰勝意志的消沉。精神上的樂觀向上，使得我的身體狀態也一直很好。出獄後，一次去原單位同事家做客，她的先生說我怎麼還是那麼年輕，像一個剛畢業的女大學生似的。
出獄後才得知，單位已違法開除了我。我放下面子心（我原是單位的管理幹部），很快就找到了工作，在市中心地段一家商場做售貨員，雖然工資不高，但基本能自己養活自己，這也給了父母信心，雖然，他們還不十分理解與支持我的信仰，但至少看到了女兒在逆境中積極向上的一面。
後來，我又從事過多個工作：業務員、公司職員、老師等，無論哪一份工作，我都儘量做好，力求對得起工資，對得起自己的良心，我的表現也得到了所在單位領導與同事的肯定。記得在某公司任業務員時，分公司副總說，現在像你這麼大的年輕人，有你這樣素質的真的很少！現在，我在一家培訓機構任英語輔導老師，老闆對我的能力與人品也深深認同。
因為修煉的緣故，我的身體一直很好，二十年來沒有吃過一粒藥，沒進過一次醫院，面色白裏透紅，形像與氣質顯得年輕，完全不像是受過三年牢獄之災的人。小家庭中，孩子身體好，成績好，夫妻關係也很和睦。
這些年來，看到我克服工作與生活上的種種困難，樂觀堅韌，經濟條件一點一點的改善，事業之路也越走越寬，父親很是欣慰。
因為是從困難年代走過來的，父母養成了很節儉的生活習慣，捨不得在自己身上花錢。每次去父母家，我都會買米、買菜，或者帶上父母喜歡吃的點心和水果。過生日或逢年過節，為他們買上一件新衣。在父母家吃飯，如果時間允許的話，我一定會洗完碗筷收拾乾淨再走。
二零零五年，母親因車禍住院，我基本上是每晚陪護，直至她出院回家。這些生活上的事雖小，但點點滴滴，溫暖著父母的心，父親看在眼裏，漸漸的，對法輪功的態度越來越正面。江氏集團迫害法輪功時，曾極力造謠說法輪功學員沒有親情，我的行為，也破除了中共的造謠，讓父親看到法輪功學員在家庭中也是一個好人。
一次，我去看望父母，一起聊著聊著，說到這場迫害是江澤民一手發動的，父親突然提高聲音激動地說「江澤民是最壞的傢伙！不學無術！人家煉功有甚麼不好？鍛煉身體，對社會又沒有危害！」父親還告訴我，他們廳裏那些退休老幹部在一起搞活動時，都說江澤民不是個好東西，對他嗤之以鼻。
是啊，以父親在中共官場半生的歷練，理性思考，冷靜分析，何嘗不知道中共的迫害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只是在中共江氏集團鎮壓的高峰時期，當時那種面臨巨大壓力，身名利益受到嚴重威脅的情況下，出於對中共的恐懼與自保心理，父親被「黨性」控制與左右，一時糊塗，才隨同惡黨說了那麼多詆毀法輪功的話。
經過這麼多年，父親終於站到了真、善、忍信仰一邊，還為我們打抱不平。這是多麼可喜的變化呀！現在，父親早已聲明「三退」（退出中共黨團隊組織），並聲明以前所說所做的一切有損於法輪大法（法輪功）的言行作廢，以後支持法輪大法，相信法輪大法好。
二零一五年五月，最高法院宣布「有案必立，有訴必理」，隨即引發了轟轟烈烈的訴江大潮，海內外二十多萬法輪功學員及家屬向「兩高」控告迫害法輪功的元凶江澤民，父親聽說後，贊同地說「起訴江澤民，應該！」
明真相樂融融
父親轉變對大法的態度後，順心事接踵而來。幾年間，他和母親的工資連續提了幾次。現在，父親與母親的工資合在一起每個月將近一萬元。
如今，八十歲的父親，身體比同齡人要好很多。他和母親居住在一起，既沒請保姆，也沒請過鐘點工，做飯洗衣與家裏的基本衛生，都是自己做。去年直到十月份，父親還在洗冷水澡，現在二月份，寒風瑟瑟的天氣，父親出門時還穿著夾克，棉襖都不用。面色紅潤的他，胃口很好，一頓要吃二、三兩米飯。
二零一四年，母親一次感冒後，咳嗽不停，後來檢查出肺積水，醫院說腫瘤的可能性很大，把全家人都嚇得夠嗆，為母親十分擔憂。紛亂之中，我很平靜，我把真相護身符給母親戴上，要母親默念九個字「法輪大法好，真善忍好」，父親也幫著母親念，不知不覺中，母親的症狀越來越輕。二零一五年，母親單位例行體檢，說肺部陰影已經鈣化。二零一六年九月，母親再次體檢，又是正常。
現在，父母親每天臉上總是帶著樂呵呵的笑容。每次通電話或回家，父親都快樂地說，我們很好，不用掛念。更可喜的是，父親每天都念九個字──「法輪大法好，真善忍好」，感恩師父。
二零一六年中秋節的時候，我問父親，全世界有許多大法弟子與家屬向師父問好呢，您最想和我們的師父說甚麼？父親稍微思考了一下，認真地說：祝師父健康長壽！那一刻，我們父女倆都會心地笑了。
謊言難擋真相，公道自在人心。父親的轉變，真實地見證著大法的偉大與威德。我與父親都堅信，終有一天，法輪大法在中國大陸會得到應有的公正評價，江澤民這個跳梁小丑也一定會得到應有的報應。這一天，已為時不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