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勞教所、洗腦班遭迫害 四川退休教師控告江澤民
被控告人江澤民當任時，在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對法輪功發起瘋狂迫害，在其「名譽上搞臭、肉體上消滅、經濟上截斷」、「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殺」的指令下，數千萬法輪功學員與家屬深受其害。二零零零年三月八日，控告人依法到北京上訪，在信訪辦被門崗阻攔，只好到天安門請願，被警察綁架到北京東城看守所。二零零零年五月被北京勞動教養委員會非法批勞教一年，在中轉站（大興監獄）被繩索捆綁全身，推在地上拳打腳踢。二零零零年六月在四川女子勞教所（資中楠木寺）被迫害一年，受盡折磨。
二零零八年五月中旬，安岳縣國安大隊長蔣明全，安岳縣「六一零」主任陳冬梅夥同安岳縣永順鎮派出所所長等人將在永順鎮雞場打工的控告人綁架至資陽市二娥湖洗腦班迫害五個多月，又被取保候審一年。二零一一年三月十六日，蔣明全將到醫院探望重病住院母親的控告人和一歲多的小孫子劫持到縣公安局非法拘留一天，晚上將控告人送到資陽市二娥湖洗腦班非法關押八個多月。
根據刑法規定：江澤民指使六一零辦公室、公安爪牙犯下了剝奪公民信仰罪、剝奪公民人身自由罪、剝奪公民財產罪、刑訊逼供罪、報復陷害罪、故意傷害罪、綁架罪、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罪、誹謗罪、濫用職權罪、非法拘禁罪、非法搜查罪、搶劫罪，虐待被監管人罪、侵犯通信自由罪及私自開折、隱匿、毀棄郵件罪（包括手機、電話、電子郵件）。
根據《憲法》第四十一條規定，劉國萍老師申請最高檢察院對犯罪嫌疑人江澤民向最高法院提起公訴，依法追究其刑事責任，經濟賠償責任和精神損失責任。
下面是劉國萍老師在控告狀中陳述的部份事實與理由：
我一個普通的法輪功修煉者，在這種滅絕政策下也深受其害。我（劉國萍）是從一九九九年二月開始修煉法輪功的，煉功後懂得了人生命的真正意義，能按照「真、善、忍」的法理不斷歸正自己，心性在不斷提高，十幾年的病痛完全消失，身心健康，生活愉快。
可是在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澤民對法輪功發起瘋狂迫害，為了為大法說句公道話，我在二零零零年三月八日到北京依法上訪，可信訪辦門崗不准進，我只好到天安門去請願，被警察綁架到東城看守所。在看守所非法關押期間，曾有一位二十多歲四川籍的同修告訴我：警察通知她體檢後，她將被送往大西北集中營。那幾天她都在默默流淚，後來就不見了，音訊全無，懷疑被送往活摘人體器官基地。還有一位北京的大法弟子在絕食抗議迫害時，被強行灌食，（因都不是專業人員）管子插入氣管，窒息而死。
在勞教所遭迫害
一個月後，我被北京市勞動教養委員會非法批勞教一年，在中轉站（大興監獄）警察指使吸毒犯和經濟犯把我全身用繩子捆綁，我的腿被捆得麻木失去知覺；又把我推倒在地上拳打腳踢，直到她們打累了才停下來。我還看見幾個人在走廊痛打一名大法弟子，只因她喊了一句「大法弟子要煉功」。一位大法弟子臉色蒼白被拖向牢房，已昏迷不醒。警察指著她告訴我：「這就是絕食的下場」。還有一位大法弟子全身被繩子捆綁，皮膚變成了烏紫色，丟在通風口，任寒風吹（當時正值寒潮來臨）。對這些善良的人採取這些手段，讓我感到憤怒。
在勞教所對法輪功學員採用的手段更令人髮指，我親眼看見許多二十～五十多歲的大法弟子從腰部以下被打得鮮血淋淋，皮膚烏紫色，當我們用衣服給傷者裹傷時，衣服很快就被血滲透了。用一捲捲的衛生紙墊在傷口上（因面積太寬，衣服不夠用）也很快滲透了；又被手銬吊在樹上、窗戶上幾天幾夜（其中有攀枝花的溫躍超）。安岳縣的陳孝玲腿被按在梯坎稜上，人站在她腿上跳；安岳縣的王紅霞被罰下蹲一千多次，後來連走路都困難，還讓她坐變相老虎凳（人坐在地上，腿繃直放到椅子上）；成都好幾個大法弟子還坐水牢（把小屋放滿水，把人關在裏面）。大部份被非法關押的大法弟子都被繩子捆緊盤著腿二十四小時，讓你痛苦萬分。不准大小便，萬一拉在褲子裏了，就塞進你的嘴裏。
有位五十多歲的大法弟子被她們在沙石路上倒拖，衣服拖爛，皮膚鮮血直流，爛肉中還夾雜著泥沙；我隔壁房間有位叫李華鳳的二十多歲的大法弟子，被她們剝光衣服雙手捆上，嘴裏塞上臭襪子，拖到鏡子前，打呀、掐呀、百般凌辱、折磨了一個晚上，第二天看上去都不行了，還讓兩個人扶著拖出去幹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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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被護衛隊長（男）用電棍擊，皮膚都焦了，被打耳光，皮鞋踢，蹲小間，面壁站，太陽下暴曬（成都大法弟子黃世芳當場被曬昏），暴雨中去跑步等等，管教科的李科長（男）對我們說：「多的是辦法對付你們，不怕你們不轉化」。甚麼站軍姿，坐小凳，被惡毒的咒罵，更是家常便飯，罵得最兇的就是中隊長張小芳。
我們被毒打後還要被強制勞動，有時連續工作二十七個小時不讓休息。除了身體上的折磨外，他們還對我們進行精神上的摧殘。每天端坐在小凳子上，用大喇叭放攻擊大法師父和攻擊法輪功的內容，凡閉眼或腰彎了，棍棒就打在身上；還隨時捏造事實。惡意栽贓，進行人身攻擊；半夜常常被人拖到小間去強制轉化，不轉化的被鐵棍和電棍打昏，經常看見李隊長（男）抱著十幾根損壞的電棍去換。
家裏人得知我的情況後，母親和妹妹整日以淚洗面，丈夫愁眉不展，唉聲嘆氣，孩子的成績（初中）一直下滑，成了班上倒數第二名，孩子在日記中寫道：「我今生第一次痛哭就是因為媽媽」。孩子沒有心情讀書，連高中都沒上。家裏九十多歲的姨婆（我贍養的孤寡老人）癱瘓在床，一病不起，差點丟掉性命。教育局停發了我的工資，（丈夫單位破產，他下崗）這樣斷掉了家庭裏唯一的經濟來源，一家人真是雪上加霜，苦不堪言。
被迫流離失所
從勞教所回來後，我到教育局要回了工資，但是被扣了一級工資。安岳縣六一零辦公室把我的情況製成新聞，斷章取義拿到全縣播放，走到哪裏，都有人指著我說：「法輪功來了」。
在家裏經常被跟蹤（被我發現四次），手機被監聽，派出所、公安局、學校經常上門騷擾。
在二零零七年五月，我回家時發現警察封門，連小區門口都站滿了警察。我連夜離家出走，後來聽說門外被不明身份的人蹲坑很長時間。我只好在外流離失所八個月。在這期間，我親眼見到成都一位大法弟子祝霞因被惡警劉偉強姦致瘋，街道辦長期監控她家，使她得不到治療，導致她病情越來越嚴重，衣服髒得已經看不清顏色，頭髮全部打結像個斗笠戴在頭上，嘴裏整天喊著要殺了劉偉報仇。全家為了給她治病，丈夫放棄工作，帶著她母親、兒子一家人逃了出來，孩子只有七歲，沒法上學，每天翻字典自己認字。一家人漂泊在外，受了無數的罪，六一零到處抓他們，還把她母親的退休工資停發了。
在洗腦班遭迫害
在二零零八年我回到家鄉，為了避開六一零對我的迫害，我到本縣永順鎮雞場找了一份活幹。在五月份，國安蔣明全和六一零主任陳冬梅夥同永順鎮派出所所長一起把我從雞場綁架到資陽市二娥湖洗腦班。在洗腦班裏，五天五夜不准我睡覺。安岳縣大法弟子劉似水被他們用手銬懸空吊在窗架上，還抓住他的身體不停的旋轉，他們還用煙頭燒他的身體，深夜我還聽見他慘叫聲。簡陽一位五十多歲的大法弟子被他們關在小間裏，七天七夜不准睡覺。這一次，在洗腦班關了五個多月，每天洗腦，強制你轉化，真是痛苦萬分，頭髮都差不多全白了。
在二零一一年，母親肝硬化，糖尿病、心臟病重症住院，兒子因病在重慶住院動手術，我拖個一歲多的孫兒兩頭跑，照顧這個看望那個，累得連聲音都沙啞了。在五月十五日深夜，蔣明全，陳冬梅和一群警察闖入我家，翻箱倒櫃的抄家。家裏只有我和孫兒，孫兒從夢中驚醒，嚇得直往我懷裏鑽。孫兒從此落下後遺症，看見陌生人就躲，見我跟陌生人談話就強拉我走，我也不知道怎樣去抹平孩子心靈上的陰影。他們抄家抄走了兩台電腦，兩個手機（其中一個是我兒子的）、書籍、師父的法像，一些電器設備等等，還有人民幣（沒數）。當晚他們沒抓我，但是留在室外監視。
第二天，我帶著孫兒去醫院看望病重的母親時，在醫院門口國安蔣明全把我劫持到公安局，非法拘留一天，連飯都沒得吃，給了幾塊蛋糕給我孫兒。晚上，他們把我送到資陽市二娥湖洗腦班。剛一到洗腦班，警察就從我身上把挎包搶走了，裏面有九百多元錢的現金，兒子的身份證等，他們至今沒把包還給我。
這一次在洗腦班非法關押了我八個多月，趁我關押期間，國安蔣明全等人還到我媳婦娘家鄉下空房去抄家，抄走手提電腦一個，打印機兩台，封塑機、切割機、訂書機、書籍、耗材等。
在二娥湖洗腦班期間，資陽市政法委書記王安鵬把用手機監控大法弟子王紅霞的情況告訴我。他們監聽了甚麼，王紅霞在電話裏講了甚麼等等。六一零（資陽市）主任宋黎當著我和一位同修的面講述了怎樣用手機定位監控他手機，了解他行蹤和抓捕他的全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