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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遭綁架 九死一生

——黑龍江勃利縣王桂梅自述遭迫害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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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網二零一六年九月二十四日】一個弱女子,曾經厭倦了人生,甚至想到去死;可是她修煉了法輪功後,明白了人生的意義和生命的珍貴,對生活對未來充滿了希望,重獲新生,身體的病患也不翼而飛。她自食其力,靠勤勞的雙手,養家糊口,贍養老人。

沒想到自從中共江澤民集團瘋狂打壓法輪功後,她的人生又來一個大轉折:因堅持修煉法輪功,三年間遭中共江澤民集團綁架六次,非法勞教一次,一次次面對生死。為了避免再被迫害,後來她被迫離家,遠走他鄉……

她就是黑龍江省勃利縣法輪功學員王桂梅。下面是王桂梅說她的故事:

一、修煉大法解除我的痛苦身心受益

我是一九七二年三月三十日出生。我從小身體就不好,總打針吃藥。到了十六歲因身體不好上學總請假,後來跟不上了就不念書了。從那時開始跟媽媽在市場擺攤,一年四季都在外面,夏熱冬冷。由於身體虛弱、無力,那時我去瀋陽上貨,十個襯衫都拿不動。進一次貨回來病一場,就這樣到我十八歲那年,我的生意也不做了。怎麼辦?幹甚麼?我就去學理髮去了,學兩個多月之後就開業了,從開業生意就一天比一天好。

我是家裏的頂樑柱,爸在我二十多歲時單位就解體了,爸沒有了工作,身體也不好,也幹不了別的;媽也沒收入;三姐還得了尿毒症,還得看病;還要養活哥哥離婚後留給我們才十九個月的孩子,一直養到八歲。我們一家的生活全靠我一人來支撐。

我因身體不好總打針,這邊打著針,那邊顧客坐滿了,打完針我還得幹活,中午忙得往往吃不上飯,最晚幹到後半夜兩、三點鐘,我就像機器人一樣,日復一日,年復一年。

就這樣,我因疲勞過度神經衰弱,腦子疼,心臟也不好、胃也不好,腿青紫色,還浮腫,用手指一摁一個坑,一到下午腿就開始痛。我的病中西醫都去看了,也治不了,後來還找巫醫看也沒好。最後我的手都開始哆嗦了,但還得幹活。

精神和身體的痛苦讓我生不如死,人活在世上太苦了。在三姐去世後,覺得人真的從出生就走向死亡,只是早晚而已;如果是這樣早走比晚走好的多,人世間沒有甚麼值得我留戀的。那時唯一能讓我高興的是美,那時想即使想死也得有個好看的形像,上吊、喝藥、投河都想過,只因這樣死太難看。

後來媽媽搬到我的店裏住了,我媽身體也不好:冠心病、胃下垂、腦供血不足、氣管炎,還有附體。我和媽媽一個月打針吃藥就得兩千多元,掙的錢都看病了,後來媽看我的身體這樣了,還這麼年輕,以後咋辦啊……之後一家人決定:為了我的身體不能幹太晚了,定點關門。姐姐和哥哥還要求爸爸以後我掙的錢給我,我按月向家裏交生活費,爸爸同意了。即使這樣我還是高興不起來,身體也沒因此而好轉。

直到有一天,我的一位老顧客到我家來。看她的身體和麵容有很大的變化,像個很健康的人。她原來的身體很不好,有糖尿病,臉腫,眼睛也是,來燙髮坐兩個小時都堅持不住。我問她:看你的氣色難道你的病好了?她說是啊。我心想:糖尿病是沒法治好的啊,可是看她的狀態和原來比是不一樣了。我問她怎麼好的?她說是煉了法輪功。她說是讓人做好人的,按真善忍做人,屬於氣功,還不花錢。我也覺得真善忍挺好的。她讓我也煉,她知道我身體不好。我說那都是年歲大的人煉,年輕人哪有煉的啊?她說有的。她看到我媽媽身體也不好,就說讓媽媽煉。媽媽煉了之後病都好了,藥都沒吃過。後來爸爸、姐姐們都開始修煉了(中共江澤民集團打壓後不敢煉了),我是後學的。

那是一九九七年七月的一天,我那天店裏的顧客非常少,我就上後院去了,看看媽媽在幹甚麼呢?就聽錄音機有人說話,而且講得非常有道理。我問媽媽聽的是甚麼?媽媽說是師父的講法。我就覺得非常好,我就從頭開始聽,一直聽完。我終於明白了人為甚麼有痛苦?人為甚麼有那麼多不如意?為甚麼活著?我就像找到了家一樣,這就是我要的!得法的喜悅無以言表,那種幸福快樂有生以來從未有過,師父的大法像一把萬能的鑰匙打開了我所有的心結,那時真的高興:家庭也和睦了,爸爸也變了,也會關心人了,也不那麼發脾氣了。我家可以說是翻天覆地的變化,我們家從此有了歡樂,我的病不知甚麼時候都好了,感謝師父給了我第二次生命。那年我二十六歲。

二、堅定修煉屢遭綁架

我修煉大法才兩年。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澤民公開發動了對法輪功的迫害。我們是沒有錯的,師父也沒有錯,大法是正法,大法對社會是有百利而無一害的。政府錯了。

1、第一次被綁架囚禁

十一月初的一天,我和同修(註﹕法輪功學員之間的稱呼,以下同)鄂純賢(註﹕和以前報導的不幸離世的鄂春賢是一個人,以前的有誤,特此更正)約好去北京上訪反映情況。可是坐火車剛到佳木斯就被勃利縣公安局副局長宋國良帶兩個人,還有佳木斯火車站的警察抓著我們。那個警察長的瘦高、沒有下巴頦,他打了鄂純賢一個大耳光。就這樣我們被帶回勃利縣。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十日,我和鄂春賢被非法關押在勃利縣拘留所。拘留所裏已經關押了好多法輪功學員,共有大約五十多人,睡覺時一個挨一個,不能仰臥,只能側身,可擠了,睡不好覺。吃的極差,一天兩頓飯,都是玉米大碴子,碴子裏還有小蟲蛾。早晨是鹹菜塊子,給的還不多(有幾塊)。晚上是菜湯,很稀,湯裏有幾塊土豆。土豆不打皮,喝完湯,缽底都有泥。白菜湯裏幾根白菜,湯上漂有蟲子。就這樣的飯菜讓人難以下咽。因此我們很快就瘦了,就這樣的飯菜一天還要我們每人十元錢,這在當時是很貴的。據有工作的法輪功學員講:一個月的伙食費,快趕上一個月的工資了。一開始拘留說是十五天,因為我們堅持信仰,不放棄信仰,就無限期非法關押。轉眼就到了二零零零年元旦,都非法關押我們五十多天了,眼看就要過大年了,還不釋放我們,我們就絕食抗議。七天後,縣「610」(當時我縣叫615,中共迫害法輪功的非法組織,類似於德國納粹的蓋世太保,凌駕於憲法和法律之上)和縣公安局政保科(後來改為國保大隊),才決定放人,但是還是逼迫簽保證,並交所謂的罰款,實際是勒索。交縣「610辦公室」一千元,交轄區派出所三千元,拘留所要伙食費近六百元。這次非法判我阿姨鄂純賢等三名女法輪功學員每人一年勞教迫害,送往佳木斯西格木勞教所。法輪功學員何平(男)由於不放棄信仰,家屬也沒有錢給他交所謂的罰款,就繼續關押。我姐姐是一月八日給我交的非法罰款,拘留所一月九日放我回家的。

2、第二次被綁架囚禁

二零零零年過完大年後,縣公安局政保科和各派出所又開始對法輪功學員大抓捕。三月二日上午公安局的兩個實習警察到我家,把我帶到了縣公安局政保科,政保科的人問我煉不煉,煉就送到拘留所。是下午把我送去的。那裏非法關押了很多法輪功學員。這一次又是無限期非法關押,我在這次被非法關押了近三個月了,都快到六月份了,我們絕食後,才放我們回家的。

3、第三次被綁架

回家後,派出所的人對我進行監視。二零零零年六月十六日晚上,那天是星期五,新起派出所的梁建威和曹輝讓我跟他們到派出所。他們沒有任何手續,爸爸不讓他們帶走我。他們就哄騙我爸說:老爺子,沒啥事,我們給她做做思想工作,一會兒就送回來。就這樣把我帶走了,被帶走的還有法輪功學員王淑花。到派出所問我還煉不煉了?我說煉。結果當晚沒放我回來。第二天早上政保科的孫成義問我還煉不煉?我說煉。因為是星期六、是週末,他們要休息,才放我回家。他們說讓我下星期一還要到派出所去。我一想他們還是想綁架我,我不能等著被他們抓呀,逼得沒辦法,我決定去北京上訪。六月十七日晚上我就坐火車走了。後來據爸媽講,我剛走,拘留所的所長李長河就來到我家,說是花點錢就沒事了,原來他們抓我是為了敲詐錢財的。

媽媽後來告訴我說,我走的大約第三天,新起派出所的梁建威還有一個不認識的警察到家要錢。說是接你姑娘坐飛機的費用。我媽說我們沒錢。他們說有房照也行。我媽說房照押出去了。他們就把爸爸帶走了(媽媽要替爸爸去,他們不讓)。帶到新起派出所,一個人寫好了一個欠條,上面寫著五千元。讓爸爸簽字按手印。之後爸爸上老火了,好幾天吃不下去飯。後來也沒錢給他們抽欠條,也就不了了之了。

4、第四次被綁架囚禁

我在去北京的路途中,警察在火車上兩次查身份證,因為有名的法輪功學員身份證都被當地給沒收了,扣押了。沒有身份證是出不了門的。可是我們這次卻順利到達北京。我們去了國務院信訪局,結果大門是關的,周圍那地方的人非常多,有上訪的,有便衣警察。我們到那還沒等站腳,就被一個人拉住,問我們幹嘛?我們說是上訪的。問是哪的?我們說是黑龍江勃利的。他們就朝那邊喊:黑龍江的!聽到喊聲,來了個人,這個人把我們帶到了七台河駐京辦事處,是個賓館。原來這是個截訪的人,聽說他們截一個上訪的是給他們錢的,按人頭算。

到了辦事處,把我們關押在地下室裏,屋裏燈光很暗,那裏關了滿滿一房間法輪功學員,有四、五十人,都是七台河的。大家都在絕食抗議,我們到了也絕食。

我縣當地派出所得到信後,派出所的曹輝、還有一個警察是我曾經的顧客,還有一個姓於的是個女的等有四、五個人吧,來到了辦事處。他們進到地下室。有一個人,也不知是誰,是幹甚麼的。手裏拿一個濕毛巾,氣勢洶洶的狠狠的抽打屋裏過道旁的法輪功學員,有的法輪功學員眼睛都被打紅了。

曹輝他們首先走到王淑花跟前,拉起王淑花就往外走。王淑花不走,他們就硬往外拖,王淑花的裙子都被拖掉了。他們回來又要帶我,我不走。我想我的心願還沒有反映上去呢。他們就硬要帶我走,我就撞桌子,其他法輪功學員們撞牆,抵制他們。其他法輪功學員為了不讓曹輝等人帶我走,就拽著我,把我圍在中間,哭聲一片,曹輝等人才收手,他們只有先帶王淑花和我大姐返回勃利了。這以後七台河的警察也到了辦事處帶七台河的法輪功學員走,法輪功學員不走,他們連哄帶騙說是接你們回家,不送拘留所。法輪功學員信以為真,結果回來都被非法關押起來。後來我縣當地派出所又來人了,這時我在辦事處已經絕食四、五天了,身體很虛弱了,我是被人抬出了駐京辦事處。

到了勃利直接把我送進了拘留所。我還是絕食,我已嚴重脫水,都脫相了。他們就逼迫被非法關押的其他法輪功學員勸我吃飯,我不吃。拘留所長和政保科孫成義讓人強行給我灌食。

他們讓武警兵衝進監室。我為了抵制他們撞了暖氣片,好幾個武警兵把我按在板鋪上用腳踩我的胳膊。同修不讓他們迫害我,有的被打了。拘留所長和獄醫來了,要給我灌食,看我心跳加速,沒灌成。到了晚上,所長、獄警還是勸我吃飯。我說我不是犯人,我不吃犯人吃的飯。獄警說:那你想吃甚麼我給你買。我說我吃家裏的飯。他們說拉我回家吃完飯再拉回來。我拒絕了。大約兩天後,他們看我要不行了,才讓我回家。出拘留所時我是躺在褥子上,我姐等四個人扯著被角把我抬上車的,那是我姐夫雇的車。他們逼迫我姐夫寫保證,保證我不走,如果走了,就抓我姐夫。

回到家,街道的人天天來我家看著我,怕我走。其中有薛小麗,還有一個女的不知叫甚麼名,是個高個,瘦身材,臉有點黑,有四十來歲。街道分好幾伙看著我。還有一夥是姐弟倆,姐姐有二十多歲,她是我以前的顧客。

三、第五次被綁架遭非法勞教

回到家後,我身體漸漸恢復了。九天後,新起派出所幾個警察來了,說是辦學習班,在街道。讓我去我不去。他連哄帶騙說沒啥事,學完就回來。我爸爸說,那你就去吧。我聽了爸爸的話,就跟他們走了,結果把我拉到了派出所,派出所的人說來晚了讓去縣610,結果是把我送到了拘留所。到拘留所我就開始絕食反迫害。在那關了我九天,我絕食九天。第九天又把我轉到看守所關押。板鋪上有銬人的固定鐵環,地上有地鐵環,這原是給死刑犯用的。一進看守所,獄警就把我雙手銬在板鋪的兩個鐵環上,兩個腳脖之間銬上支棍,也是鐵的,其中一個腳脖再銬在地環上,整個身體姿勢呈現一個「大」字形,仰面朝上,被固定住動不了。屋裏的刑事犯人說,連死刑犯都不給用這個刑。可他們卻對一個信仰真、善、忍的好人、非常虛弱的我,用這個刑。在看守所第二天,獄警給我打開,把我帶到一個房間,不一會一幫男犯人衝進屋,把我強行按在床上。手、腳、頭都被他們給按著,獄醫強行往我鼻孔插管子,一隻鼻孔沒插進去,他又換另一個鼻孔插,真是噁心難受極了。接著就強行給我灌奶粉,由於灌的急沒灌好,幾乎都噴出來了。然後又把我架回監室還是固定在板鋪上。第三天晚上看守所的鐘所長又讓監室的女犯人用勺子撬開我的牙,又捏我的鼻子,強行給我灌糖水。到了第四天,獄警讓男犯人給我背上車,是個中巴。車上已有十多個法輪功學員,我能記住的有房翠芳、王淑花、朱文傑、蔡國蘭、張桂琴、季玉傑等。這是要把我們送往勞教所迫害。

非法押送的警察有一個我認識,是我曾經的理髮顧客,其他我就不認識了。

到了佳木斯西格木勞教所,把我們帶下車。我由於在勃利時絕食,身體太虛弱了,走的慢點,被勞教所的一個叫「大龍」的男警察在我身後面踢了一腳,把我差點踢倒。勞教所的人把我和張桂琴同修帶到一個屋內強行銬在鐵床上輸液(她在勃利看守所時也絕食)。回來後我倆震驚了!就這一會兒功夫,勞教所也不知用甚麼辦法,把我們這次送勞教的其他法輪功學員都給「轉化」了。我和張桂琴因為不「轉化」,被關進嚴管隊九中隊,在那裏不准煉功。因為我們煉功,就把我們一隻手銬在(上下兩層床)上鋪床的床頭上,人站在地上,不讓我們睡覺,到了第二天早上才給我們打開手銬。送去當天晚上張桂琴被一個女警察帶進她的值班室,第二天早上才把她放回來。張桂琴說,警察用電棍電她的嘴。

當時是在西格木勞教所的老樓,共關押了大約有二百左右的法輪功學員,男法輪功學員一個隊,七、八、九中隊是關押女法輪功學員的中隊。我們在老樓的一樓被囚禁了三個月左右,在深秋的時候把我們轉到新建的樓。

1、在老樓的情況

老樓的環境很差,屋後面靠山,窗戶上有的沒玻璃,剛到那時正值夏天,屋子的蚊子別提多些了。下大雨時,雨水從窗戶、從牆縫進屋了,盆子、鞋子都飄起來了。

勞教所是這樣「轉化」法輪功學員的:先是利用「猶大」用歪理邪說把剛送進的法輪功學員大批「轉化」,被「轉化」的法輪功學員就轉到七、八中隊,剩下堅定的法輪功學員關在九中隊;然後再把堅定的法輪功學員一個個往外提,單個「轉化」,「轉化」後,就調出九中隊,剩下堅定的越來越少;然後再把這些堅定的法輪功學員再帶到已經被「轉化」的七、八中隊,讓猶大和幾個「轉化」的人圍著一個堅定的法輪功學員「轉化」她。就這樣二百左右的法輪功學員,最後只剩二十人左右堅定修煉的。勃利只剩我和張桂琴了。

由於我們不「轉化」,監室的門上面有個小喇叭,勞教所天天播放污衊大法的廣播。警察利用「猶大」天天逼法輪功學員「轉化」,你不聽她們的那些歪理邪說,「猶大」們照樣說,我就用手捂住耳朵不聽她們說那些,猶大就拽我胳膊逼我聽。警察知道了我不「轉化」、不聽之後,叫「猶大」(這個「猶大」原是七台河的法輪功學員,被勞教所「轉化」後,成為「猶大」,人性扭曲,她代替了警察,成了「轉化」法輪功學員的頭,「轉化」法輪功學員最厲害,她專門給警察出主意怎樣「轉化」我們:就是先大批「轉化」,呆一些日子再開始一個一個的「轉化」瓦解,都趕上「二所長」了)把我帶到了七(或八,我現在記不準了)中隊。一進屋是一個大鋪,大鋪上只見幾個已經「轉化」的人圍著一個沒「轉化」同修逼她「轉化」。灌輸邪悟的東西。有坐著的,有站著的,有好幾伙。我在這裏見到了有半年多沒見面的阿姨鄂純賢。

我聽說她「轉化」了,所以我見到她心裏很難受……曾經是那麼堅定的人……她在裏面堅定能有七、八個月,我剛到時她還沒「轉化」呢。後來沒幾天也就一個星期左右,她就「轉化」了。她剛「轉化」時,不讓她接觸堅定的同修,看她「轉化」徹底了,不能反彈了,警察才讓她見我們。我沒和她多說啥。我要回到我原來的監室,這個「猶大」不讓。我不管那些就回去了。還沒等進屋,就被女警察於文斌叫到她的辦公室,她用拳頭照我頭部猛擊了幾下,我沒站穩一下坐在了沙發上。她說:你以為這是你家呢,想怎麼樣就怎麼樣,我告訴你,你不是不聽嗎?我弄個耳機塞到你耳朵上,不聽也得聽!

酷刑演示:碼坐
酷刑演示:罰坐小板凳

因為我不「轉化」,我被調到另一個監室和堅定的同修在一起。我們被迫坐在小塑料凳上,一坐一天(除了上飯廳吃飯外),屁股都坐破皮了,腿腫了起來。在那精神上的壓力非常大。「轉化」的人可以想幹甚麼就幹甚麼:可以隨便走動;可以隨便打開關押我們的門鎖進關押我的監室;可以見家人、打電話;可以減期,非常自由。而我們沒「轉化」的,這上面的一切都不可以。而且勞教所還告訴我們:不「轉化」服刑一個月再加期半個月。就這樣還嚴加看管我們。剛進去時不長時間集訓時,能讓我們到外面飯廳吃飯、讓上廁所,但是也是有時間限制的,也不隨便。後來大部份時間是在監室裏不讓出監室,窩吃窩拉。

在勞教所我們沒「轉化」的法輪功學員,承受的不僅僅是勞教所警察給我們帶來的壓力,也承受著已經「轉化」的人給我們帶來的壓力。她們「轉化」後,就站在邪惡的一邊,她們看見我們學法就向警察報告。而我們曾經是同修一部法,結果變成這樣……

2、在新樓的情況

到秋天我們就被帶到剛建好新樓。我被關在一樓(沒「轉化」的都在一樓)的陰面(不朝陽)。因樓剛建好,屋內潮濕,屋裏長了各種顏色的毛,還有難聞的氣味。在新樓的情況,剛開始讓上廁所,後來由於我們傳遞經文,就不讓我們出屋,不讓接觸任何人,連已經「轉化」的人都不來了,因為看「轉化」不了我們。就讓我一個人在屋裏,屋裏吃、屋裏拉。有人把飯送進屋裏,大便讓我便在屋裏的一個盆裏,等便滿盆了,來人才給倒掉。因不「轉化」,不「轉化」的人都這樣。在新樓時,有一段時間我的舌苔都脫落了,全是嫩肉,還有幾條血口子,從舌頭到嗓子都是腫的,吃東西都帶血,特別疼,嚥不下去,後來連水都嚥不下去了。

勞教所的氣氛陰森恐怖,有的法輪功學員被直接迫害致死,有的被逼虐殺,我縣的房翠芳就是被虐殺的。在勞教所我主要承受的是寂寞和來自精神上的恐怖壓力。我都要崩潰了,想死的心都有了……

這樣的環境,就我一個人在監室裏,他們用這種寂寞的方式想摧毀我的意志。大約有四十多天不讓接觸任何人。不少人承受不住,就「轉化」了。張桂琴就是在這個期間被迫「轉化」的。後來我們又聽說有兩名法輪功學員被迫害致死。在這之後我們十多個被嚴管同修開始了反迫害,要求自由,無條件釋放。我們開始絕食。二零零一年大年三十,惡警把我們帶到了對面的廢棄樓,樓裏沒有暖氣。

3、在廢棄樓發生的事

剛到廢棄樓在門廳,一群惡警有男有女的,把我們圍了起來,有同修被他們毒打又按在地上(我沒挨打),打完後開始把同修連拖帶拽的一個個拖走,拖到監室裏。我也被帶到廢樓的一個房間。我們三個同修在一個屋子都被銬在鐵床上,只有上廁所、吃飯時(也在屋裏)才給打開手銬。有的警察我要上廁所她能馬上給我打開手銬;有的就讓我等著,她不懷好意就是憋我。我的手都被銬腫了起來像麵包一樣,警察說是胖的。那屋裏非常冷,穿著棉衣棉褲,還蓋著被子,身體都凍透了。關了九天,這九天始終把我們銬在床上,雙手都銬著,只能平躺,後背、腰哪都疼。正月初八的晚上,把我們從廢樓二樓被帶回到新樓的二樓繼續嚴管。我們在下廢樓時我們腿都不好使了,我們都走不了路了,是犯人把我們攙下樓的。

在勞教所不「轉化」不讓親人接見,我特別想家啊,想爸爸媽媽,還有奶奶。但我在大法中受益了,師父給了我新生,讓我知道了怎麼做人,我不能背叛師父,背叛大法,我不能「轉化」。到了二零零一年的夏天,我才由嚴管轉到允許上車間。到了一年的冤期,也就是七月十三日,也不放我,又給我加期兩個月,後來海外譴責中國勞教制度和超期關押,中共迫於壓力,到九月十日才給我解除非法勞教,九月十二日被媽媽和姐姐接回家中。這還是屬於提前釋放,如果沒有海外的聲援,我還不知道被關押多長時間。

我在勞教所時,奶奶去世我都不知道,回來才知道的。回來後聽媽說:奶奶看電視也知道打壓法輪功,可是看到我很長時間也不去看她了,奶奶問我媽媽:小梅怎麼沒來。媽媽說我去進修去了。奶奶說:你們就騙我吧。奶奶很想我,為我擔驚受怕很快去世了。因為在孫女當中,奶奶是最疼愛我的。回來後知道奶奶過世了,我心裏很難過。奶奶去世我也沒見到最後一眼,覺得挺遺憾的。

回到家,我怕當地警察還迫害我,我也不敢在家呆跟爸爸媽媽在一起,果然片警曹輝到家找我。

四、第六次被綁架

二零零二年四月末的一天的半夜,我又被綁架了。那是在我二姐家,有七台河和勃利的五、六個部門,十多個人(我知道的有勃利縣公安局的宋國良),來了六、七台車,抄完家把我帶走了。

原因是這樣的:一次我得到了一個外地法輪功學員的名字和電話號碼,我不認識他,他家是哪的我也不知道。一天我就按這個號碼打個電話問一問。接電話的是個男的,他問我是誰?我說我是王桂梅。我說你是誰呀?他不說。他問我你找誰呀?我說出了這個法輪功學員的名字。他也沒說他是。我就覺得不對勁,就把電話撂了。沒幾天我就在我二姐家被綁架。在這一天晚上我媽家、我大姐家這些人員都去了,還抄他們的家。哪都翻,連灶坑、地窖、天棚都翻,沒翻著啥。在我二姐家把我的一個兜,裏面有大法書和七百元錢讓曹輝拿走了。這些人以為我是(法輪功的)頭,所以下了這麼大的力氣。

酷刑演示:鐵椅子
酷刑演示:鐵椅子

他們把我綁架到勃利新起派出所(現在的新華派出所位置)。開始審我的老多人了。他們分了幾個班輪番審我。問我和那個人怎麼認識的?都幹甚麼?我說他是男是女我都不知道,我不認識他。他們又問我資料是從哪來的?我沒說。曹輝圍著我用塑料尺照我腦袋拍打了一圈。他恐嚇我,逼我說。警察李宏用拳頭打了我一下。龐偉狠狠的打了我一嘴巴,把我打得整個身子轉了大半圈,差點倒了。接著龐偉又拽著我的衣服推著我往牆上撞。我當時被銬著手銬,第二天晚上又給我戴上腳鐐,又用大鏈子把手銬和腳鐐連起來。他們不讓我吃飯,不讓我喝水,不讓我睡覺,就讓我站著,有三天三夜。後來看我不說啥,第三天的晚上就把我送到看守所。送到看守所後,讓我坐鐵椅子,還審我。還是曹輝等警察。是在一個審訊室,屋子裏挺暗的。經過前三天的迫害,我有些神智不清了。這時他們發現我的眼睛直了,接著我的身子也軟了,我幾乎要不行了,身體也沒有知覺了。曹輝一看我這樣,他往我臉上噴礦泉水,看我沒有反應。他以為我是裝的。他跟在場的人說:把她的衣服扒光,扔進男牢房。後來他們就打開鐵椅子,把我放下,我身體不由自主的就癱倒在地上。我身材比較嬌小,可他們幾個人費了好大勁才把我抬到了監室裏(醒來知道是女監室)。當時監室裏關押了一個叫「小代子」女法輪功學員,小代子一看我這樣了,她就抱著我喊我,我才一點點醒過來有了點意識,不一會兒我又啥也不知道了。後來看守所找來一個人,我也不知誰,拿聽診器聽了一會兒說我內臟有問題。他們讓男犯人把我背上車,把我拉到縣人民醫院門診室,這已經是深夜了。他們給我銬在床上,強行打點滴。警察李宏告訴屋裏的人,說我不吃飯,絕食才這樣的。有一個不明真相的人聽信了警察李宏的話,認為我這個人可恨,因為法輪功被中共污衊。他拿一個東西,可能是水果皮朝我打來。後來有一個好心人,趁他們不注意時進到房間,跟我說話。我告訴他:我被抓了,我家裏都不知道我在哪。我告訴他我家的電話號碼(後來聽我媽說:他親自騎摩托車到我家告訴了我媽,說我在人民醫院。這家裏才知道了我的下落。在這之前我家裏的人都不知道我被關在哪了,去派出所問他們也不告訴我家裏的人,一家人心急如焚)。

到了第二天早晨,在醫院裏我要上廁所,李宏不讓我去廁所。人民醫院門診部臨大街,車來人往,他就讓我一個大姑娘在醫院大門口小便。回去給我繼續打點滴,不一會兒,我還想上廁所,李宏才把我帶到住院處,把廁所裏的人都攆出來。我上廁所,他也跟進來,看著我上廁所。

在醫院打完針後,他們又把我拉回看守所。在看守所裏,七台河的人是610的還是國保的我不知道,也來審我。他們來了有三、四個人。後來七台河的人說送我回家,結果他們把我拉到了七台河拘留所(在六呂,現在的兒童福利院)一樓,拘留所的人一聽說我在勃利看守所始終絕食,他們不收我。送我的人不管這個,把我扔在拘留所就跑了。在那裏我還是絕食,在那裏我被關了大約有五天。後來在親屬的營救下,把我接出來。我這次從被綁架到放回家一共是十三天。在勃利看守所的時候,有人威脅我說,你已經勞教一次了,這次如不放棄信仰,最少得判二年到三年勞教。

五、以後的情況

我原來和父母相依為命,被多次綁架關押,家裏的生活陷入了困境,沒有生活來源,父母的生活成了問題,年歲又大,沒有錢買煤,我爸爸沒辦法騎自行車到很遠的高速公路上,掃拉煤車散落在路上的煤面。

父母都年齡大了,而且因為我堅定修煉,我家經常被騷擾,每次父母都嚇得夠嗆,聽到風吹草動都害怕。我從勞教所出來後,片警曹輝還不斷來家騷擾。還攆我父母走,不讓在這住,讓父母搬家。爸爸非常害怕。是因我被迫害讓他們痛苦了,我心裏說不出的滋味。

在家無法做生意了,我來到七台河租了個門面。開始生意也不好,剛要好起來,可是在二零零三年大約三月份吧,七台河又對法輪功學員進行大抓捕,我又被牽連上了。他們找不到我,就告訴了勃利。勃利新起派出所曹輝等人到我媽家,曹輝逼我家老人帶他們到七台河我的住處找我。給我媽媽嚇得都要不行了。這次沒抓到我。因我知道消息後提前離開了那裏。我沒地方去了,那時七台河很多法輪功學員都被抓起來了。而且我認識的法輪功學員幾乎都被抓了。到親屬家、哥哥家也不能去,他們都害怕,不敢留我,怕受牽連,我無處可去,走在大街上,外面下著雨,我打著雨傘流著淚,覺得好苦啊。

沒辦法我被迫流離失所去了另外的城市。到另一個地方須要從頭做起,開始的生意不好。掙來房租錢,就沒有吃飯錢了。那時為了省錢,我有時一天兩頓飯,四個小饅頭是一天的伙食,連鹹菜都捨不得買。父母我都沒能力照顧,爸爸甚至起早天不亮,就去高速路掃拉煤車顛掉的煤燒。還撿廢品。那時父母要辦低保,可是街道委主任不給辦,說因為我煉法輪功。

我本來有幸福的家庭,紅火的生意,但為了避免再被迫害,為了老人不再被恐嚇騷擾,我有家不能呆。從中共迫害法輪功後一直到現在再也沒有真正的在家安穩的生活過。到了二零一二年我才在很遠的他鄉成了家。回家一次看父母很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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