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年四十二歲的常麓璐女士於二零一五年六月十九日向最高檢察院和最高法院控告元凶江澤民發動迫害法輪功，要求追究其刑事罪責。以下是常麓璐在《刑事控告書》中詳細敘述自己遭迫害的事實：
一、法輪大法是一片淨土
我出生於一個遠近聞名的中醫世家。爺爺一生行醫，救人無數；父親從小學醫，琴棋書畫無所不通；我乃長子長孫女，自然被寄託了家族厚重的希望。我也不負眾望，從小學、中學、大學、研究生的求學之路一帆風順。在山東中醫藥大學讀五年制本科時，不但每年拿一等獎學金，運動、唱歌樣樣拿獎。我擔任班幹部，還是校陳氏太極拳和太極劍女子組冠軍。在別人的眼中，我是快樂與自信的，而我自己的苦惱是不知生活的目的是甚麼，不知該如何走好未來的人生之路，而人生的歸屬更令我困惑。我還從當時風行全國的某氣功中也沒找到答案。大概從事醫學（尤其是中醫）的人對人生會思索的多一些。這就不難理解為甚麼有這麼多有醫學背景的人會走入法輪大法，而且會堅定的修下去。
我是在一九九六年六月本科畢業前夕，跟同班同學閒聊，把我的困惑與苦惱說出來時，一位平時看起來很沉靜的男生立即給我拿出一本書來，告訴我看看這本《轉法輪》書就明白了。我一看就看進去了，真是相見恨晚的感覺。不但把我多年的困惑都解決了，還使我明白了今後將如何走好人生之路，修煉法輪大法就是返本歸真之路。整個暑假我都沉浸在幸福的期待中。九月份開學後，我回到中醫藥大學繼續研究生階段的學習，和眾多師生一起修煉法輪大法。
法輪大法是一片淨土。從這裏，我學會了時時處處以真誠、善良、寬容、忍讓為立身之本，學會了遇事找自己的原因，善待他人，看淡名利，默默付出，不求回報。我的那顆多年來爭強好勝的心終於歸於寧靜祥和，以前認識我的人都說我變了，變得越來越溫厚善良了。與之相應的，我的身體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失眠和消化系統的毛病也不翼而飛。現在回想起來，我仍懷念從一九九六年九月到一九九九年四月那段修煉溶入生活的日子，這是我一生中最快樂充實的時光。
二、兩次被剝奪工作
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之後，對法輪功的迫害風雨欲來。山東中醫藥大學採取了各種方式阻止師生繼續修煉，挨個找去談話威脅的口氣越來越強硬。後來直接到煉功場地去拉人、驅散。我當時正忙於研究生畢業的論文寫作及答辯，每天不但要顧及學業，還時不時地被保衛科叫去訓話。黨支部開會時人人表態，逼我和所謂的「黨中央」保持一致。對這些侵犯人權和信仰自由的行為，我一律不卑不亢的表明自己的態度。
我的導師知道我原有繼續讀博的打算，就勸我說，這個形勢下，你就是考上也不會讓你讀，趕緊找個工作離開學校吧。於是我到濟南市第五人民醫院去應聘，第一次面試醫院就決定簽約。
畢業後不久，我和男友成婚，剛兩天就傳來了當局準備迫害法輪功的消息。我們二話不說就去北京，心想只有到北京去才能反映心聲。但在路上就被攔截下來。那時候所有的道路上都有警察盤查，所有車上的人都要搜查行李，看到跟法輪功有關的就抓。我和丈夫被抓到槐蔭區辦的洗腦班強制看誣蔑大法的電視、念報紙、寫不再煉功的保證。當我們違心的表態時，心裏萬分痛苦。
七月底的一天，當我按照規定去濟南市第五人民醫院報導，沒成想醫院辦公室的一男子面露難色的告知：濟南市公安局已經派人到醫院通知，不准接收我到市立五院工作，人事檔案打回原校。因為上面有規定，煉法輪功的應屆畢業生都不准進事業單位。我就這樣被剝奪了在公立醫院工作的權力。
關於被剝奪在公立醫院的工作權利一事，我的碩士畢業報到證可以作為證據。報到證的首次派遣單位是：濟南市立五院，被市立五院拒絕接收後，檔案被退回學校。備注說明：「請山東中西醫結合大學（民辦）安排」。山東中西醫結合大學是我後來自己找的工作，不知所謂的上級是怎麼知道的，還在檔案裏注上這一筆，好像是他們給我落實了工作似的。
一九九九年八月，我在一家私立高校──山東中西醫結合大學應聘做專業課教師和班主任。由於我的專業基礎紮實和對學生們的真心，使我很快贏得了學生們的愛戴。下課後，學生們喜歡到我在學校的家裏來玩，過生日的孩子準備了原材料拿到我家來做，高高興興的開生日聚會。這樣的日子只持續到十月份。
大法遭迫害，師父遭誣陷，同修被抓，我們決定再次去北京上訪。不久我們又被公安和我丈夫的單位派人抓回來。我被張莊路派出所關到西郊世購廣場西邊的一個簡陋的車隊裏洗腦，被關了將近一個月，張莊路派出所勒索我父母家和公婆家各五百元錢才放我。同時被抓的還有好幾個同修，包括中西醫結合大學的兩個學生。我丈夫被他單位──濟南二機床集團有限公司一直關在廠保衛科，一直到過年前才讓回家。
為了勒索更多錢財，也為了逼迫我放棄信仰，張莊路派出所所長竟把中西醫結合大學的王校長抓到派出所，強迫他蹲在地上一整夜，像審犯人一樣捉弄恐嚇他。王校長出來後惱羞成怒，立即不允許我再在學校工作，並派人封存了我的家。當我數年後從勞教所出來後請求到封存的家中去尋找畢業證和學位證時，發現家中的值錢的東西，能拿走的都沒了，包括我結婚時媽媽給做的十幾床全新的被褥、結婚戒指、值錢的衣服（呢子大衣、皮衣等），廚房用具（甚至壓力鍋）都沒了。至今我所有的家具仍被中西醫結合大學扣押不還。
三、在看守所過年
二零零零年一月二十九日，小年。丈夫幾天前從單位保衛科被放回來了。我們終於又團聚了。正當我們在婆婆家忙著做年飯，門鈴一響，湧進來二十多個魁梧的警察，立即就把並不算小的客廳塞滿了。一進門二話不說就給我戴上了手銬。一個當官模樣的說他們是槐蔭公安分局和營市街派出所的，宣布把我刑事拘留，立即要帶走。我當時只穿一個小毛衣，沒穿羽絨服，穿著拖鞋。我丈夫請他們把手銬解開，讓我穿好衣服和鞋。他們不允許。我丈夫只好給我披上羽絨服，蹲在地上幫我穿好鞋。
在這一幫人興師動眾的綁架我這一弱女子的同時，歷城公安分局和山大北路派出所的一大幫警察把我父母家的大法書籍查抄一空。素來身體虛弱的母親遭受很大打擊。
我一進看守所就開始絕食，同時絕食的還有好幾個同修，我們要求無罪釋放。五天之後，看守所的獄醫開始給我們灌食。長長的管子從鼻子裏塞進去，鮮血順著管子淌下來，喉嚨被刺激後生理反射，發出恐怖的乾嘔聲之大，令我自己都吃驚。
我們不管監倉裏有監控，照樣煉功。獄警衝進來揮舞著膠皮棍要打帶頭的。我們胳膊挎著胳膊保護著同修，其他監室的同修聽到打人的聲音也大喊「不許打人」，一遍遍背誦法輪大法《論語》的巨大聲音像海浪一樣充滿整座看守所。就這樣在看守所堂堂正正煉功的環境給開創出來了。
大年三十，看守所為了引誘我們這些絕食的法輪功學員吃飯，特意做了炸魚，分給每人一小盆。我們把炸魚都給了其他犯人。我給大家唱了一支讚頌梅花的歌，唱一句，喘一口氣歇一下，再接著唱。有個因盜竊被抓家在黨家莊的老太太聽我唱歌時，一直拿袖子抹眼淚。
四、不堪回首的勞教黑牢
在看守所被關了三十七天後，戶口所在地的營市街派出所把我弄到鑄造鍛壓機械研究所內的鎏園賓館繼續洗腦。我公婆家就在研究所內，離賓館的直線距離不足一百米。他們開始時包了好幾個房間，除了雇了兩個警校的小姑娘和我同吃同住監視著我，其他房間供派出所的人吃喝玩樂。我丈夫幾次衝破他們的阻撓要見我。他明確表示不會負責他們的費用，最多只承擔我在賓館的住宿費後，派出所的人才收斂了。當時營市街派出所的正所長姓熊，副所長是李河泉。他們一趟趟逼我寫不去北京的保證。我不為所動，每天就是煉功、背法。又關了將近一個月後才放我回家。
回來後，一個星期三，我在報紙上得知濟南紅十字醫院招聘主治醫師就去應聘。院長和一位姓華的老師給我面試，一次面試就通過。我記得當時說好下週一去上班。可是第二天，二零零零年四月十三日，我突然被李河泉帶兩個警察綁架到山東第一女子勞教所（漿水泉勞教所）非法勞教兩年。
從二零零零年四月十三日到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一日，我被非法勞教一年八個月。二零零一年二月十四日之前，我還能在艱苦的環境下堅持信仰，後來在偽善與壓力下屈服。未「轉化」（勞教所規定寫下悔過、認罪、揭批等「五書」）前，我經歷了灌食、打罵、銬在欄杆上不准睡覺、關禁閉，而繁重的奴役的貫穿始終。記得我有一次傳經文被三大隊的大隊長牛學蓮（人稱牛魔王）關在一個空置的房間，為防止我煉功，把我一隻手拴在二層床的欄杆最高處。我就站著用一隻手煉。監視我的是一個因參加地下教會被抓的基督徒，她坐在馬札上托著腮看我煉功出神，連一個姓劉的隊長走過來也沒看見。
自從二零零零年六月我過生日時，勞教所為了引誘我放棄信仰，讓我丈夫來探望一次，以後一直以不「轉化」為由不准家人接見。我已經很久沒有家人的消息了。但二零零零年九月，我妹妹也被綁架進來了。新成立的五大隊，包括我妹妹在內的近二百位同修就被關在那裏。連續幾個月，每天凌晨我都在巨大嘈雜的打罵聲與人被重重摔在地上的咚咚聲中驚醒。這是五大隊的法輪功學員們每天早上煉功遭到的殘暴毆打。
二零零一年二月十四日，對我而言是一個最恥辱的日子。我在壓力與謊言下放棄了信仰，留下了作為一個修煉人的永遠不可洗刷掉的污點。從那以後，我從被欺騙到編造謊言去欺騙別人，先後十幾次在大大小小的揭批會上發言，演節目詆毀大法。直到現在，網絡上還能查到數個我被利用宣傳造勢、欺騙民眾的文章的鏈接。痛定思痛，我明白是自己的私慾被鑽了空子，從另一方面更證實中共洗腦術之邪惡。
在此必須要強調的兩點是，勞教所在二零零零年、二零零一年瘋狂「轉化」法輪功學員時，最常用的一種說法就是：不「轉化」就送大西北，讓你永遠回不來。還有一點就是，二零零六年三月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指控在國際上公開後，我才明白其卑鄙意圖的，就是山東女子勞教所唯有對法輪功學員採取的可疑抽血。二零零零年六、七月間，山東女子勞教所曾經對被非法關押的法輪功學員強行抽血，說是檢查肝功。根據醫學常識，一些常規檢查通常一次抽取5ml血就足夠了。那次抽血是從外面來的醫生給抽的，不是獄醫，每個人都被抽了20ml。當時我和大多數同修對反迫害認識不清，只有少數學員抵制。其中淄川法輪功學員高明淑拼命抵抗，但身材嬌小的她最終還是被摁倒抽了血。以後法輪功學員被綁架進勞教所後，不明原因的抽血就成了必要程序。化驗的結果不告訴本人。後來曝光出的法輪功學員遭強摘器官的罪行，很容易明白，通過大規模抽血建立器官庫這是江澤民實施活摘罪行的必備條件。
五、奧運前夕再被騷擾
二零零三年四月二十五日，我丈夫終於從勞教所回家了。此前的四月十三日，我妹妹也帶著肉體和精神的傷痛回到了家。我們一家終於團圓了。
二零零八年三月，中共借奧運之名開展的另一輪迫害把我們還算平靜的生活再一次打破。二零零八年三月十日晚上九點鐘，濟南歷下公安分局、東關派出所、東關街道辦事處的一幫惡徒三十多人，突然出現在我們在黃台南路的出租屋門口。一開始聲稱查房屋租賃證明，我丈夫隔著防盜門出示正規租賃合同，惡徒一看撒謊欺騙不成，再謊稱開開門談談。一便衣很囂張：「好不容易堵住你們了。馬上就把你們送洗腦班。」另一自稱「金剛附體」的矮胖子，聲稱自己是×教協會的，其人滿嘴噴酒氣，說自己白天已經睡好覺了，晚上專門陪我們。還有一惡人拿一大錘子，欲砸防盜門。我們拒絕開防盜門，我丈夫一直與他們講真相，我從前後涼台大聲的向街坊鄰居們講真相。惡人一直鬧到晚上十一點，其中大部份才乘坐一輛警車和一個帶掛斗的貨車離開了。留下三個人蹲坑，一晚上都在樓下監視。一惡人在離開時說：「這是省裏市裏的命令，明天還來。」第二天我們趕緊搬走。
後來一段時間，每天都有兩輛車在我父母家樓下蹲坑。我們連父母家也不能回，工作也失去了。直到一年後我們的工作生活才恢復正常。
六、丈夫李健明在迫害去世
我丈夫李健明，一九七一年二月二十六日出生。一九九一年畢業於濟南大學機械專業專科，後來在山東工業大學獲得本科學位。他從畢業後就在濟南二機床集團有限公司的技術中心做設計。同事們對他的評價是人很聰明，思維嚴謹，性格溫和，淡泊名利，能吃苦耐勞。他經手的設計質量高，出錯率低，而且在實際應用中很少出故障。同事們都願意和他分一個項目組。九十年代，數控機床技術剛在國內興起時，他正好參與了二機床集團的第一台數控機床的設計，可以說是廠裏難得的技術骨幹。
儘管是個純粹的理工科生，李健明孜孜以求探討生命的真諦。得法前他練過好幾種氣功，效果都不明顯。一九九六年春天，他出差到西安，在一家書店看到的法輪功著作就被吸引進去了。回來後他就到處找煉功點，後來同事說某某就煉法輪功啊。他找到那人一問，才知道他們單位的煉功點就在技術中心的大院內已經存在好幾年了。只不過那些同修煉功時間很早，煉完功還不到上班時間，李健明從來也沒碰到過而已。
李健明煉功後身體素質明顯改善，以前害得他高考沒發揮好的失眠立即不翼而飛。他的心胸也開闊了，整天樂呵呵的。被迫害前他每年都給希望工程捐款，捐多少錢也不說。一九九八年南方發大水時，廠裏號召給災區捐款，他一下子把一個月的工資八百多元都捐了，比技術中心的主任捐的都多。同事們說甚麼的也有，他都泰然處之。他從來不說，把這些當成很自然的事。這些都是我從婆婆的絮叨中陸續聽來的。就連一九九九年十月我們到北京上訪時，自身的安危還沒有保障，身上帶的錢也不多。他住在旅館裏碰到一個小伙子，是個退役的武警，因為待遇不公到北京上訪。他聽說人家沒錢吃飯了，立即就拿出好幾百給他。那人很感動，要留他的地址，說以後一定歸還，他沒給，只告訴人家他是法輪功學員。
我被非法勞教後，李健明承受了來自公安、單位、家庭的巨大壓力。他父母都是深受共產黨毒害的高級工程師，為保全自己可以揭發自己的兒子，為逼迫兒子放棄信仰可以動用任何手段。這種家牢的殺傷力比之監牢有過之而無不及。
李健明採取各種方式減輕我的被迫害。在行政覆議的有效期內，他為我請律師覆議，儘管最終結果還是維持迫害，但律師到勞教所要我當面簽署委託協議的舉動令勞教所震動，當李健明把行政覆議書的附件拿到勞教所要求必須給我本人保留時，更是震撼了勞教所，獄警隊長牛學蓮不得不讓我到辦公室去看，但不允許我本人保留。我從長長的行政覆議書中獲得了世界各地反迫害的訊息，這對黑牢中的我來說是無與倫比的鼓勵！
李健明在失去自由前，堅持每月至少一次來看我。他從家出來沿著經十路從西到東到漿水泉路是一路上坡，漿水泉路從北到南的坡更大，晴天滿地是堅硬的泥塊，雨天更是爛池塘。那時還沒有電動車，他就騎著那輛二八的老鳳凰自行車。每次儘管不讓見，他會給我留下一些東西，告訴我他來過了。有時是幾件衣服，一把折扇，有時是一本書。他曾送進來一本《說岳全傳》，被獄警牛學蓮沒收了。中秋節前他送進來一個會唱歌的賀卡，當時監室裏的人都覺得很稀罕，就讓它一遍一遍的唱。不止送東西，李健明每次都去找勞教所的頭目講真相，告誡他們不許迫害法輪功。所長姜麗航、劉玉蘭、楊政委、駐所檢察室的吳萍、隊長牛學蓮，他都去找過。他的智慧與堅定之舉為減輕對我的迫害起到了莫大的作用。
二零零零年底，李健明再次被他單位保衛科軟禁，直到二零零一年三月被非法勞教。我回家後，每隔一週就分別去漿水泉女子勞教所和劉長山男子勞教所探望妹妹和他。二零零三年四月二十五日，他終於獲得了自由。此時距我們一九九九年七月十八日結婚已近三年，而我們共同生活在一起的日子加起來不超過三個月。
我在勞教所後期誤入歧途，做了很多糊塗事。在李健明的幫助下我終於認識到「轉化」是錯誤的，從新回到大法修煉中來。我們度過了一段相對平靜的生活。但二零零八年三月十日晚上的那次騷擾後他的心理壓力比較大。身體也出現了不正常的狀態。他堅持著出去工作。有時有的設計項目有難度，工期又緊，他就很疲憊。到二零一零年底，他的身體每況愈下。到醫院一查說是肺結核晚期。二零一一年三月二十日，他過完四十歲生日僅僅兩週後，在山東省胸科醫院去世。去世時一米七四的個子還不到八十斤的體重。
後來我諮詢專家，對我丈夫的死因提出疑問。專家分析他的肺結核不是近期得的，應該在發病前好幾年就感染了結核菌，那時已經把肺組織破壞了。只不過兩肺還有些代償功能，暫時表現不出症狀。而且他一介文弱書生，不像素來強壯的人表現的那麼明顯，但時間長了就不行了。
我告訴專家以前他曾因為修煉法輪功被非法勞教兩年多。同期被非法勞教的人中有五位出現了結核病，其中四位已經去世。我還結合法輪大法明慧網統計的數據，被非法關押的法輪功學員的致死原因中結核病佔了26%，超過其他病症（例如心腦血管疾病），更高於正常人群中結核病的死亡率。專家也認為很可能就是勞教期間患上了結核。如果一個人出現這個情況不能斷定，而五個人均出現同樣的病症，基本就可以斷定他們感染結核與非法勞教有密切關係。
七、家人遭到的迫害
我父母在這十幾年中承受很多。每一次我們被綁架，我父母家都要被抄，一共抄了五次。有四次是趁我父親不在家，只有母親一人在家時抄。有時我父親剛走他們就烏壓壓的湧進來，有時候父親到家前幾分鐘他們就都撤走了。每次都不說是哪個派出所的，從來不給清單。我母親本來就身體不好，可想而知對她的刺激多大。好幾次我爸一推門進來又是一地狼藉，大法資料都沒了，還少了甚麼東西也不知道。老倆口有時猛然想起哪個東西好久不見了，很可能就是抄家沒了。我父親的一個一千八百元的存摺不見了，還有收藏的一些文物字畫也沒了。
自我和妹妹被綁架後，單位宿舍裏心術不正的人風言風語，說甚麼姐倆研究生、本科生如何如何……我媽媽出門經常遭受他們的嘲諷，導致媽媽很長時間害怕出門見人。有個賣肉的專門挑不好的肉給媽媽。媽媽不高興嘟囔了幾句，他就對我媽媽大打出手。有一個階段，我媽媽精神失常了，總是跟爸爸又哭又鬧要我和妹妹。那時我媽所在的歷城區糧食局破產，幾年不發工資。爸爸所在的造紙公司也是虧損企業，單位醫院也發不全工資。爸爸只好開了一個小門診。迫害最嚴重的時候，爸爸每天外出都有三班人跟蹤。一班跟蹤到他上了公交車，打電話給下一班，然後就有一個人跟他上同一輛車；下車時，和他同車的人就打電話給下一班，下一班人就在下車站等著我爸爸，然後再跟蹤他去門診。
後來派出所天天騷擾我爸爸，讓他寫保證，否則不准出門工作。我媽媽也受刺激總哭鬧。有個派出所的好心的警察同情我家的遭遇，偷偷對我爸爸說：「常大夫，又要辦學習班（洗腦班）了。我估計你去了肯定回不來（指不寫不煉功的保證就送勞教）。你要是出事了，孩子媽媽怎麼辦？孩子連個去看的人也沒有。你趕緊出去躲躲吧。」這樣我爸爸才沒有被勞教。
我媽媽有時去勞教所去看我和妹妹。她本來就沒有錢，為了多給我們留點錢，儘量不在那裏吃飯。因為勞教所的飯實在是太貴了。隨便一個剛蓋過盤子底的炒青菜就是二十元，見點肉的菜就三四十元，一個湯十五元（註﹕要知道二零零二年我應聘到一家國企從事技術工作，月工資才九百元）。為了給我們加點營養，媽媽想方設法給我們帶點好吃的。而這一點小小的願望都不被允許。有一次，在接見室門口負責搜包的犯人從媽媽給我們帶的一包衣服裏搜出一個大蘋果，說不準往裏帶，就往地上扔出去老遠。媽媽跟她吵起來，驚動了勞教所的領導。姓楊的政委兇神惡煞的上來就抓我媽媽。我媽媽哭著喊著，反抗著，我抱住她，不讓別人抓她，寧肯她的拳頭落在我身上也不要落在別人身上，勸她趕緊走吧。媽媽哭著走了。我和妹妹的心都碎了。
我的家庭只是因迫害而遭遇不幸的千千萬萬個法輪功家庭的一個縮影。十六年，大概算一代人的時間吧。受迫害的家庭老無所依，幼無所養，青年無法施展才能，中年無法享受應有的財富，而且多少人含冤離世，留下無盡的遺憾。我要向所有有力量維護正義與善良的人大聲疾呼：再也不能讓迫害持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