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常琳女士向最高檢察院和最高法院分別遞交了控告書和刑事自訴狀，丈夫蘭雨瑞和兒子蘭海分別向最高檢察院遞交了控告書，要求追究江澤民的刑事罪責，將其繩之以法。
常琳女士在控告書中敘述得法受益的經歷：
一九九四年四月，我外地的兩個姐姐（二姐，四姐）來到成都聽法輪功的講座。我的四姐身體癱瘓五年，修煉了法輪功後身體恢復正常，健康了，這次是四姐陪我的二姐來聽法輪功講座。二姐癱瘓了十年，手腳是麻花捲著的，甚麼事都做不了，吃東西很少，生活不能自理。二姐是坐輪椅去聽講座的。我陪著兩個姐姐去聽了法輪功講座。二姐聽到第四堂課時，就能行走了，還能跑步上樓，吃東西也正常了。完全變成了一個健康人，回家時趕火車，自己能夠小跑上車，與來成都時判若兩人。
我陪兩個姐姐聽法輪功講座，自然就走入法輪功修煉。聽了法輪功講座，自己也受益匪淺。原來我有背心痛的毛病，棒小伙用拳頭打我的背都沒有感覺。月經痛也是我非常痛苦的事，每次例假我痛的沒法做事，吃了不少藥，看了不少醫生沒有效。聽完法輪功講座，我就按照法輪功要求的做，我身體的這些痛苦現象就再沒有出現過。
而且我的人生觀也發生了很大變化。以前我對利益看的很重，在上班時，與人斤斤計較，一兩分錢都要較勁。在商店上班時，如果被少發獎金，會去大鬧一場。學了法輪功，我就像變了一個人，我知道了「不失不得」的道理，在利益上看淡了，不會去佔便宜了。一次出租房屋中，我可以理所當然白得六千元錢，但是我沒有要；買東西，別人多找給我錢，我會退回去，絕不佔便宜。自己出錢幫助單位一個孤寡的老師傅，單位領導不高興，領導把老師傅當拖累，我仍然幫助老師傅。如果我沒有修煉法輪功，絕不會管與我無關的事。何況還自己花錢去幫助別人。修煉法輪功出了善心才做得到的。
我的丈夫後來也加入法輪功修煉。我們按照法輪功「真、善、忍」標準要求自己，做事為他人著想，多做善事，修去為私為我的心，做一個高尚的好人。
我們家住六樓。整個單元的住戶就我們家年輕一些。樓道沒有燈，那些年紀大的人夜晚上下樓很不安全。一九九四年修煉後，我和丈夫就自己花了一百多元錢買來聲控燈材料，從一樓到六樓全按上聲控燈。
我家對門是一對老人，經常把鑰匙忘家裏。每次進不了家門就來我家找我們幫助。我們就從我家陽台翻到他們家陽台那邊，兩家陽台隔了一個窗戶，是非常危險的。我曾經翻過一次，丈夫翻了數次。其他鄰居知道後都說別翻了，打119，老人不願打119，我們照樣幫助他們解決麻煩。
蘭雨瑞先生在他的控告書中談到他的得法受益情況：
我的煙癮很大，平時妻子怎麼勸我戒煙都不行，抽煙三十年，從來沒有戒掉過。一九九四年六月一天，我看了妻子學的一本書《法輪功》，感到這書講的太好了，就開始學。那年十二月份，法輪功師父要在廣州舉辦最後一次國內講法班，我們全家三口人都去聽法了。去之前我隨身帶了三包煙，在去的路上抽了半包煙就不想抽了，說來真是神奇，我從此戒掉了煙。看了《法輪功》的書，知道是師父給我淨化身體，把我的煙癮去掉了。
一九九四年我煉法輪功前酒癮也非常大，每天必喝。酒齡有二十多年，酒後就話多。一九九四年八、九月，我煉法輪功才兩個多月，就把酒癮戒掉了。
我的身體歷來不好，免疫力低，身體僵，總是感到身體沒有勁，腳耙手軟，站著想坐著，坐著想躺著，給別人感覺這人真懶。修煉法輪功後，這種狀態就沒有了，身體有力了，甚麼活都願幹了。在單位上，大家都感覺我像換了一個人。
我修煉法輪功前，性格也不好，平常總是怨氣連天，爭強好勝，得理不讓人，搞得人際關係緊張。我從廣州聽完師父講法後，真是變了一個人，身體無病一身輕，性格也開朗了，也愛說笑了。
下面是常琳女士在控告書中自述她及她丈夫和兒子遭受的迫害事實：（限於篇幅有刪減）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澤民濫用職權發動迫害法輪功。迫害很快降臨到我身上。
被綁架，在派出所之間流動迫害，被侮辱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一日下午三點多，我想去給在家的兒子買點吃的，剛出大院門被一個高大的男子擋住，問了我的名字得到我肯定答覆後，他晃了一下警官證，就要我跟他們走一趟，我就這樣不明不白的被綁架到白巷子派出所（現稱金仙橋派出所）。我被審問。然後那些人又帶我到家中，把我家抄了，抄走了師父講法錄像帶，師父法像等，抄完家，就回到白巷子派出所。
我被非法關押後，警察還反覆抄我家，連空的存摺都拿走。每次抄家我兒子都被驚嚇，受到的精神傷害是極大的。因為在派出所關押不能超過二十四小時，所以每天換一個派出所。據說金牛區有二十－三十個派出所，我就在這些派出所之間流動關押。
在城隍廟派出所，我被關在一個又黑、又潮濕、又骯髒的黑屋裏，開門就是茅坑，堆滿了大便，裏面蚊子多的像蚊子倉庫，我把帶的衣服全蓋在身上，第二天早上放出來時，左邊從大腿到腳趾頭全是蚊子叮的紅包。
在五塊石派出所，放誹謗法輪功的電視看。每到一個派出所都要被搜身。在這個派出所已經半夜了，我被關進一排幾間屋的最後一間，那些屋都沒有人。門上有一個小窗口，有甚麼事通過小窗口說。可是深更半夜有人把門開了，叫我起來搜身，這人滿口酒氣。我說已經搜過了，他醉醺醺的說：我要搜。本來夏天就穿的單衣服，身上有無東西一眼就看出，可他非搜不可。純粹是對我耍流氓。從七二一日開始綁架一直跟我在派出所之間走的有三個警察（一個是市公安局的，另兩個是金牛分局的），第二天我告訴市公安局的警察昨晚的事，可是他說這些事我們不管，與我們無關。
在交大派出所，陪著的市公安局警察對我做筆錄。他問了許多問題，就是想整材料，我抗議他不實事求是。
一天晚上，我正在睡覺，突然門被打開，來了十幾個人，說是省廳來人要與我談話。我給他們講了我怎樣走進法輪功的，法輪功怎樣使我改變成善良人的具體實事，講了四十多分鐘。最後領頭的人說：好，那你好好休息。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九日下午，我被放回家了，結束了在派出所之間的流動迫害。可是我並沒有得到安寧，分局經常打電話騷擾，經常被不同派出所叫去問話。
逼我遷戶口
在我被綁架經歷了在派出所之間的流動迫害後，本段派出所逼我遷戶口。
當時我的戶口在城裏忠烈祠派出所。一天本段戶籍打電話叫我去派出所一趟。派出所要求我把戶口遷走，我不答應。所長說：你暫時遷走，過幾年你再遷回來，還給我寫條子。我說：不得別人同意下戶口，你們這是非法的。所長說：我也沒辦法，我們這就你一個，我們是先進單位，看在同學面上你幫我個忙吧。我對所長說：你們非下我的戶口，我就不上戶口了。所長又急了：三個月不上，我們都要扣獎金。他們在幹非法的事情，我不想配合他們，我拿著戶口單，就是不想上。快到三個月，百果林派出所所長、指導員輪番來做我「工作」，分局的人也來說，讓我上戶口。被迫上了，但是到拿身份證的時候，又開始刁難我，不給我身份證。我不斷的去要，費了很多精力才把身份證要到了。
被監視、跟蹤，工作、生活不寧
從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九日回到家裏後，小區門口收發室對我出入時間專門記錄，每天戶籍都要來抄這個記錄時間。
我出門去玩幾天，派出所就會打電話追問到哪去了？連出趟門也不自由。
一天一個鄰居告訴我丈夫，你的家裏有人用工具開門進去過。經了解，那天退休人員組織學習，都到一樓那家去學習，我的鄰居老夫婦也在那學。女鄰居說她每天十點要吃藥、量血壓，就坐在門口樓梯邊，方便上樓去。九點左右，她看見來了四個人，提了一個工具箱，上樓去了。過了不多久，女鄰居上樓去吃藥，上到四樓半，她就看見這四人正在用工具開五樓右邊的門。她上去時，那些人還給她讓路讓她上樓，鄰居認得是開我家的門，她沒敢吱聲就上樓了。二十多分鐘後女鄰居下樓時樓梯上沒人了。過了一會兒那四個人下樓，手裏多了一個白色塑料袋。從此以後我家就成了他們的自由市場，我們一出門他們就來，不知他們在我家搞了甚麼名堂，我們的生活完全失去安全感。
一九九九年前，工作單位開始散夥，我靠打工維持生活。一九九九年七二零迫害後，我到城市管理做協管員，同事很多都知道我是煉法輪功的，可是幹了一年多後，協管中隊一天把我叫去，把我辭退，聽他說話含含糊糊，我知道有人搗鬼。
我又到特百惠打工，我在公司工作任勞任怨，每個門市都留下了好的口碑，公司老總也非常欣賞我的工作精神，可是沒有幹幾個月，有一天老總無可奈何的讓我走，我又莫名其妙失去工作。
還在網通公司幹過，都是好景不長。沒辦法，為了生計，我只得清早三點鐘起來，到火車站賣黃果蘭，站在街邊賣。就是這樣，我發現有一中年男子總在旁邊拿張報紙看，我走，他就走。
監視和跟蹤，攪亂我的生活和工作，給我及家人帶來極大的精神迫害。
親人受迫害
二零零零年除夕，深夜十一點，成都西安路辦事處、社區、派出所來我家逼著開門。門開進來六、七個人，說是關心一下，說是辦事處、社區、派出所換領導了，給我們介紹一下。還有一次深夜敲門來要我們的身份證。我的身份證早就掉了，要我寫個情況；我丈夫的身份證被拿走，造成他後來辦自行車牌照需要身份證的困難，費了很多周折把身份證要來辦了牌照，可是馬上戶籍就要求把身份證拿走。
丈夫於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去發法輪功真相資料，被西安路派出所綁架，當天晚上十點多鐘，家裏被一群彪形大漢抄家。丈夫被拘留十七天後，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十日被非法轉到新津洗腦班關押三十一天。二零零七年一月十日才回到家。
洗腦班的伙食費每月要交四千四百元，我沒有工作，拿不出錢，丈夫單位說他們出四千元，我出四百元。
丈夫還在上班時，西安路（百果林和西安路兩個單位合併為西安路辦事處）辦事處多次到他單位，給領導施加壓力，非讓他離開單位不可。甚至一個星期去二、三次，領導無可奈何，讓他回家休息。那時他才四十七歲。在家裏也不清淨，西安路辦事處的人多次上門騷擾。
一九九九年九月學校開學了，我兒子正上小學五年級。他班主任老師在上課時叫我兒子站起來，對全班說：他爸、媽就是法輪功。這種情況發生兩次，搞得我兒子在同學中抬不起頭來，同學也經常欺負他，人為的破壞了兒子與同學的關係。兒子又經歷了被抄家、父母親被抓、被關拘留所、洗腦班等的恐怖驚嚇，幼小的心靈受到嚴重傷害，原本可愛的兒子性格完全變了。
二零一二年被綁架到洗腦班迫害
二零一二年八月三十一日，我正在家裏，上午十點多鐘，突然闖進我家幾十個人，沒有出示任何證件，也沒有說甚麼話，就綁架了我，並同時抄家，抄走了師父的法像，沒有任何手續。來的人不少，房間各個屋子裏都站著人，出門樓道五樓下到二樓都是人，樓下小院裏也站滿了人。
被綁架上車後拉到新津洗腦班剛下車，一個二十多歲的女子叫上車去醫院體檢。體檢查出高血壓二百，我的眼睛充滿血，醫生問我是否有高血壓，我說沒有。她又查還是二百，要求我吃藥，我不吃，她們討論是否收，最後還是收進去關。
我被關進去半個月，無人問津。我不知為甚麼被抓來關押，要求見了金牛分局的人，分局來了一個警察，我問他：憑甚麼把我抓來關在這裏。後來管這事的人出差回來找我談話，他說：你這次進來不是個人行為，也不是政府機構，是中央政府。就這樣我被無端關押在新津洗腦班受折磨。
在洗腦班我經常感到頭昏，眼睛總想閉著，吃飯時眼睛都睜不開，就閉著眼往嘴裏撥飯。後來才知是飯菜裏面有藥。我只得把飯菜洗了吃。我的陪教常換。一個陪教見我洗飯菜，就說，你只有多喝水。另一個陪教說：你洗了，甚麼味都沒有了，你只有早點出去。就這樣，我的記憶越來越不好，思維也不那麼靈活了，總是昏沉沉的。
每天關在小房間裏，我要求活動活動，就安排在對門的大房間裏走動。我是被關在樓上最裏面一間，一般出來活動，房間裏的燈和電視都是開著的。一次出來活動一會兒，房間燈和電視突然關了，我問陪教：你關的嗎？她說：沒有啊，我不也在這兒走嗎？回到房間，我正準備洗澡，喝了一杯先就準備的水，一喝就感到頭昏眼花，不能動，身體就更難受，馬上挨到床邊躺在床上就睡下了。第二天陪教奇怪的問我：昨晚都準備洗澡了，為甚麼沒洗澡？我說了自己喝水後的反應，再想昨天晚上突然關燈和電視，以及誰來過，知道是有人幹壞事。陪教鬧著不在洗腦班幹了，勸我保重。
後來我不再吃洗腦班的飯，自己花錢買方便麵吃。
在洗腦班盤腿坐要被干涉，不准那樣坐。一次我看電視自然盤腿坐那兒看，就被查房的看見，要求把腿拿下來。陪教主管只要不順她就罵人。一次我與她分辯了幾句，就停了我的熱水（那時正值冬月）。
就這樣在洗腦班關押到二零一三年三月二十四日，省委來人，才把我從洗腦班放出來。我在新津洗腦班被關押迫害了七個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