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馬三家遭酷刑迫害 徐慧母子控告江澤民

【明慧網二零一五年十二月十八日】（明慧網通訊員報導）現在旅居德國奧伯豪森的徐慧女士與兒子蔡超，因修煉法輪大法，曾在中國大陸屢遭迫害。今年八月徐慧母子二人也加入訴江大潮，對發動這場迫害的元凶江澤民提出控告。

徐慧女士說：在江澤民迫害法輪功的十幾年間，我因信仰三次被抓捕，曾被北京西城看守所、北京東城看守所、北京東城拘留所、北京勞教人員調遣處、馬三家教養院、錦州戒毒所、錦州看守所、錦州拘留所、錦州市古塔區洗腦班、錦州九泰藥業有限責任公司保衛處等十個部門非法關押和軟禁。受到多種酷刑和各種折磨，包括：打嘴巴、電棍電、用皮褲帶抽、野蠻灌食、加餐、亂灌藥物、電針電穴位、不讓上廁所、久站、久坐、長期用手銬銬、吊抻、熬鷹、灌芥末醬、開口器長時間撬嘴、腳踢、銬在三角庫鐵梯子上三天三夜、銬在警察值班室暖氣管上三天三夜等等，身體受到了極大的摧殘：我三顆牙被撬掉，雙手至今不能正常工作，右手不能握拳，雙手肌肉萎縮、無知覺、無力。我兒子蔡超兩次被抓，被錦州拘留所、北京東城看守所、北京東城拘留所、北京勞教人員調遣處、馬三家教養院五個部門非法關押。

以下是記者從徐慧女士的控告書中摘取的她們母子在馬三家教養院遭迫害的經歷。

二零零七年九月二十一日，我被北京調遣處折磨了二十二天之後，被轉移到遼寧省馬三家教養院。為了抵制非法勞教，我絕食抗議迫害（大法弟子沒有罪，揭露迫害也沒有罪）。二零零七年十月底左右，為了逼迫我放棄信仰和參加奴役勞動，馬三家教養院女所警察把我側身吊在警察值班室的暖氣管上八個小時（即一隻手在上，用手銬銬在暖氣的豎管高處，另一隻手在下，被銬在暖氣的低處橫管上）。

酷刑演示：抻銬

二零零七年十一月，我被野蠻灌食，雙手被手銬銬在行刑車兩側，行刑車停放在警察值班室內。教育處處長馬吉山親自動手用開口器把我嘴撐開至極限綁牢，我被護士陳兵灌不明藥物。馬吉山手指著我說：「今天我要把你的功廢掉！給你用的是廢功一號、二號……」我每天被灌兩次，每次撬嘴二個小時，持續七、八天。口腔內皮被夾在開口器與牙齒之間，被捻破的皮一層又一層，劇烈的疼痛，導致我跳動微弱的心臟裂開般的疼痛，不敢喘氣。

酷刑演示：野蠻灌食

二零零七年十一月，我又遭到了吊抻酷刑：雙手被戴上手銬斜對角形吊在二層床裏，使其頭與上身抬不起來，雙腿被布條捆成柱形，從早上八點一直吊到夜裏十一點鐘。大隊長石宇在捆腿的布條上又拴上一條布條，石宇手拽布條，把我整個身體懸起來，一拽一放，身體懸起來時又用腳踹。（石宇當年大約三十歲，她的母親和我是同歲。）

馬三家酷刑：抻銬（上大掛）

以後我又被以不同的姿勢吊銬：即後背對床下蹲，雙手被銬在兩張床的兩側，雙腿被捆綁在一起；面部對床下蹲，雙手被銬在兩張床的兩側；後背對床站立，雙手被銬在兩張床的兩側；面部對床站立，雙腿被捆綁在一起，就是人被銬成十字型。

經過四～五天時間的折磨，我被折磨的沒有了人樣。手腕處被手銬勒破的傷口慘不忍睹（傷口一直持續了幾十天才癒合，手腕處留下多處傷疤至今還在），我當時上廁所脫不了褲子，雙臂不能彎曲，抬不起來，雙手小臂嚴重受傷麻木，無知覺，無力，腰直不起來，成九十度，生活無法自理。有警察上班看見我變成這個樣子問：「你怎麼變成了這樣，我都認不出你了。」

即使這樣，他們仍然不放過我，仍然把我一隻無知覺的手晝夜銬在床的鐵管上大約近兩個月左右，窗戶上糊上報紙，直銬到因血流不暢導致嘴不能正常活動，才把我放開。在這期間，我長期不能洗漱、不能脫衣，整天被銬在床上。上完廁所在地上撐，那慘烈的場景無法描述。這次迫害是馬三家教養院有計劃、有系統的策劃和安排，教養院教育處處長馬吉山、女所所長周琴等多名警察都親自參與或看見了對我的酷刑場面。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我被遼寧省馬三家教養院女所銬在警察值班室的暖氣管上三天三宿；另有一次被銬在一小庫的鐵梯子上三天三宿。這都是在我被吊殘後生活不能自理的情況下所發生的。

長期固定銬在暖氣管上

二零零八年六月，我又一次遭到了馬三家教養院的野蠻灌食折磨，每次撐嘴六小時。用開口器撬嘴至極限，綁牢，把我被吊致傷殘的雙手用粘條帶纏在行刑車的兩側（施酷刑時用的車），雙腳被捆綁在車的鐵管子上，頭頂放著播放罵我們師父的錄音機。每次持續六小時不鬆綁，不許上廁所。此酷刑共持續九天。

野蠻灌食用的開口器

衛生所護士陳兵有意將開口器往牙根上擠壓，牙當時被撬折一顆，還有一顆被撬歪，嘴被撬破的慘不忍睹（我在教養院共被撬掉三顆牙），口腔肌肉被拉松，導致嘴合不上，不能說話，口腔裏的內皮被輾破一層又一層，嘴被撬腫凸起很高，酷刑之前被灌降壓藥、心臟藥、救心丹。施酷刑時，女所所長周琴等警察在走廊等候。當時連為教養院服務的四防人員都被攆離迫害現場。她們說只要出了教養院的門，人死了就不是教養院的責任。我當時的體重只有四十公斤，除了一張皮就是一副骨架。

此後女所又換一種灌食方式：強行給我增加灌食次數，即每天灌食四次，每次加兩勺子葷油，被灌的噁心、欲吐。

二零零八年九～十月，我在馬三家教養院女所被體罰一個月，每天體罰站十六、七個小時，早上開始一直站到夜裏十二點。（雙腿被站的腫的很粗，站出了很多紅血口子，血壓被折磨的已高達二百一十以上）教養院女所還拿我恐嚇別人「你也想像某某那樣啊」

二零零八年九月，我被馬三家教養院的鄭某和女所衛生所的護士陳兵灌芥末醬，差點使我窒息。

我在馬三家教養院被關押期間還多次被檢查過身體和驗過肝功等。同時禁止家屬、親屬接見，理由是我不轉化。在我被吊刑迫害最悲慘的時候，有意安排我和關在男所的兒子通電話，她們站在一邊觀看。女所衛生所護士陳兵說「不行就收拾他兒子」。

對我的這些迫害都是在我的血壓被迫害的很高的情況下發生的，當時的警察都不相信我能夠活著出來。在我被釋放前夕，有警察還在說我回到家也會死的。

我兒子蔡超在馬三家教養院男所遭到抻刑，大劈叉，造成幾十天胳膊抬不起來，強迫奴工勞動，吃的是發霉的發糕，受到打罵。

中共酷刑示意圖：劈腿

二零零八～二零零九年間，蔡超左腳潰爛好幾個月，期間還被要求出工和被強行扣除藥費，按規定藥費本應由教養院擔負。而且男所一大隊幹事金山還做假帳多報錢額（具體數目記不清了）。給我剛剛步入社會、單純而善良的孩子心靈上造成的傷害無法用語言描述。

二零零九年八月三日我被釋放後，於二零零九年八月六日經醫院鑑定是「雙上肢周圍神經神經源性損害」，給我及我的孩子生活帶來了極大的不便和艱難。這場迫害給我的家庭及親屬帶來的巨大傷害是無法彌補的，更是無法用語言能夠全部描述出來的。二零零七年我的父親在我和我的兒子被勞教後先後四次住進醫院，最後悲苦離開了人世，使我們母子倆最終沒能見到我父親最後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