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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夏退休女教師自述遭受的種種迫害
穆志宏老人說：「一九九九年七二零到二零一零年的十幾年中，大武口公安分局一科段科長、閆承偉、何洪林，在政委牛建寧的指使下，經常到我家裏抄家，抄走多少東西，搜了多少次都記不清了。」
下面是穆志宏老人訴述她的經歷：
我叫穆志宏，女，今年七十歲，原神華寧煤集團教育處的退休教師，以前全身都是病，常年在求醫問藥；從一九九六年底開始修煉法輪大法，不到半年時間身患的多種疾病痊癒，身心愉悅。
正當我得法受益，沉浸在喜悅中的時候，九九年七二零中共開始鎮壓法輪功了。我想：憲法允許信仰自由，4.25法輪功學員和平理性上訪後政府對氣功出台了「三不政策」，怎麼能禁止呢？當時還認為政府會調查的，很快把事情弄明白了，還是會讓煉的。
但是從一九九九年七二零至今十五年來，上千萬法輪功學員被非法抄家、綁架、勒索、關押、勞教、判刑、致瘋、致殘、致死，甚至被活摘器官；無數法輪功學員家破人亡、流離失所；無數老人因承受不住打擊含冤離世；無數兒童失去父母成了孤兒……直到現在全國各地每天依然發生法輪功學員遭迫害的案例。
我今年七十歲了，但這十幾年我所遭受的種種迫害依然記憶猶新。今天我費盡周折寫這篇文章就是為了制止迫害、呼喚良知。我衷心期盼受矇蔽的世人了解法輪功真相，善待大法、善待法輪功學員，看清中共假、惡、鬥的邪惡本質，為自己創造美好未來！
下面是我得法前後身心巨變、不放棄修煉屢遭迫害的經歷：
一、修煉前後的變化
修煉前，我有多種頑疾：風濕性關節炎、心臟病、腸胃炎、腰椎間盤突出、過敏性鼻炎、婦科病、膽絞痛等等，且經過各種治療方法也沒有效果。飯量很小，體重不到80斤。各種病折磨的我活得都沒有信心了。嚴重的腸胃炎和各種疾病導致我經常不舒服，時常拉肚子、拉血拉膿，到醫院求醫，醫生說有可能是結腸癌，但最終也無法確定是哪種病，也就沒有治療的辦法；膽絞痛每月犯一次疼的死去活來；神經性頭痛，經常疼的站不住、坐不下、睡不倒，鼻涕、眼淚、口水一齊流。
因為心臟病很嚴重，我上不了班，提前五、六年拿著心電圖檢查結果辦理了退休手續。那種百病纏身的感覺真是生不如死，常年四季到處求醫問藥，專家也找了、大醫院也看了，偏方、祖傳秘方都用過也不見好轉，好多年當中每年都得花上萬元的醫藥費。萬般無奈之下皈依了佛教，希望能找到治病的良方和心靈的慰藉，但還是無濟於事。
一九九六年十月聽認識的人說：法輪功是佛家功法，祛病健身效果特別好，我當時就是抱著試一試的想法開始煉功的。修煉法輪大法後，僅僅不到半年時間，我身體的病症全消失了，而且飯量大增，體重由原來的80斤增加到120斤，皮膚也白了細嫩了。
我本性善良，性格內向，對人真誠、寬厚，不會弄虛說謊、逢迎阿諛。看不慣社會上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的人，更厭惡假大空的做法，常常因適應不了社會、不知道人為甚麼活著而痛苦。通過修煉法輪大法，我的心情好了、性格開朗了，我真正明白了，人為甚麼活著和做人的意義，明白了法輪大法是教人做好人做更好的人的，心裏那個高興無法形容，千言萬語也表達不了大法的美好，千言萬語也道不盡師恩的浩蕩。
我修煉後身心發生了巨變，親朋好友都說我變了一個人，有幾個也開始修煉了。我丈夫親眼看到我修煉後的變化很相信法輪大法，我將家中的電視搬出去給大家放教功帶、把錄音機拿到煉功點放煉功音樂、到煉功點弘法丈夫都很支持，有時還幫我錄製煉功音樂帶。
二、多次無辜遭綁架拘留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深夜，當人們進入夢鄉後邪惡的綁架開始了。當天晚上寧夏石嘴山市公安局警察、當地武警、國保大隊的全部出動，把本市學法煉功點的站長、輔導員（義務教功）、上了他們黑名單的法輪功學員從家裏綁架到大武口區朝陽派出所，並逼迫寫不煉功的「保證書」。寫「保證書」的由家人簽字帶回家，不寫的當即就被關進拘留所。我在當日後半夜就得到這個消息了。
二十一日一大早，我還是像往常一樣又到神華寧煤住宅區旁公園的煉功點去了，每天在那裏煉功的人也陸續去了四十多個。我們剛把「法輪大法」等條幅掛好，朝陽派出所的兩個警察就來了，其中一個姓曹。他們到那二話不說，上去就把條幅扯下來，又呵斥我們：趕快回家，回家等著看電視！大家就疑疑惑惑各自回家了。
幾天後的一個上午，我在家中，突然有人敲門。我剛打開門就衝進來幾個警察，沒出示任何手續開始翻箱倒櫃。我大聲問：你們是幹啥的，為甚麼翻我家？但沒人理會。他們把我家翻得一塌糊塗，如同搶劫，把大法書等東西都搶走了。抄完家後，其中一個警察拿出一張紙給我晃了一下說：我們是大武口分局一科的閆承偉、何洪林，又問我資料是哪來的？我說是我自己的。他們說：你現在跟我們走一趟！隨後將我強行綁架到大武口拘留所非法拘留十五天。
在拘留所每天打掃衛生、做飯、給食堂摘菜、除草等等。我被拘留後，大武口公安分局的政委牛建寧（後來調往山東）幾次給我家人打電話，讓家人配合他們勸我不要煉功了。我丈夫得到公安許可後，幾次辦手續到拘留所看我，意在勸我放棄修煉。
二零零零年六月份的一天，閆承偉、何洪林再次到我家說是要找我談話，結果把我綁架到大武口拘留所拘留了一個星期。在拘留所裏，每天要交幾塊錢的生活費，一天兩頓稀湯湯麵，經常餓肚子。晚上睡大土炕，沒有褥子、沒有被，只能家裏送。晚上有些男犯人故意喊叫、敲暖氣片，嚇唬女監號的人，根本無法睡覺。從拘留所回家後，我才知道是因江澤民要到寧夏視察，石嘴山市大武口區分局主管迫害法輪功的政委牛建寧、分局一科段科長就指使警察綁架的我。他們造謠說：江魔頭要來寧夏怕我鬧事，得把我關起來。當時大武口區公安分局的局長是賈奮強（已遭惡報2014年12月5日被抓）。
從七二零到年底的幾個月裏，每到中共開會、過節的日子，閆承偉、何洪林就把我關進拘留所裏。除了上文提到的兩次之外，從拘留所又進進出出三、四次。就是在家中呆著，市局、分局、街道辦、居委會的也不斷上門騷擾。派出所還派片警、便衣在我們家門外盯梢、跟蹤。不但綁架我還綁架我的家人。
我從拘留所回家後，警察還是經常到家騷擾。他們不但隨時綁架我，還劫持我家人。有一天晚上，家裏只有我和我小兒子（當時正上初中，十四五歲）。閆承偉他們又到我家，叫我到分局一趟。我堅持不去，他們連拉帶推，把我推上警車。我一看我兒子也被他們劫持到了警車上。我說：我修煉法輪功與家人無關，為甚麼把我兒子也弄到分局？他還在上學，如果我兒子去，我就不去。我立即下了警車，把我兒子從警察上拽下來了。我和兒子返身回家，推門時，怎麼也推不開。原來一個警察藏在屋裏，使勁在屋裏堵門。我和我兒子合力將門推開，屋裏的警察尷尬的站在那裏。這時警車上跟下來的一個警察說：哎，怎麼還把一個人落在屋裏了？屋裏的警察趁機從門縫溜走了。我氣憤的說：你們這是知法犯法！你們和流氓沒區別。原來他們企圖將我和兒子劫持後，留人在我家搶劫。
後來我和別人提起多次到我家綁架我的惡警閆承偉、何洪林的名字，別人問：這麼多年了你還記得？我說：他們到我家已是家常便飯，就快一天三頓了，我怎麼能忘記掉呢！
中共迫害法輪功後，我丈夫受到脅迫，有一次他們單位召開大會時，他在會上表態說：我要和法輪功劃清界限！後來他得了絕症，我勸他誠心念「法輪大法好」病情會好轉，他說：我不相信，我就信醫院。我丈夫對法輪功前後截然不同的態度，都是中共的鎮壓造成的。最終他因得絕症去世。
三、探親被跟蹤勞教一年
二零零零年對法輪功的鎮壓、誹謗鋪天蓋地。遠在安徽老家九十高齡的父親還有姐姐、弟弟十分擔心我的安危。為了讓他們放心，過完大年後我回到安徽老家。就在上火車的前一天，我到銀行取錢，被蹲坑跟蹤的警察發現了。我走後，警察到我原單位威脅，讓單位派人把我押回家。我們處長說：穆老師是退休人員，回家探親是國家允許的，我們沒有權利把人家帶回來，我們不去！
處長拒絕後，石嘴山市局、大武口分局各派兩名警察（其中有女的）尾隨我趕到了安徽蕭縣。我到老家的第二天，他們四人也到了。我提前得到消息就從親戚家走脫了。他們找到蕭縣警察帶路，帶著手銬到我父親所住的村莊綁架我，結果撲了個空。四個人不死心，又在當地住了十五天，瘋狂的找我。
在老家流離失所半年多，我想：我又沒幹甚麼壞事，為甚麼躲著？八月中旬我從老家回到大武口家中。到家的第二天，閆承偉、何洪林還有兩個女的就到我家打門。我毫無防備打開門，他們將我連拉帶扯綁架到警車上帶到分局，隨即關到了石嘴山市第二看守所。
看守所要求每天要背監規，有時也幹活，晚上不讓睡覺輪流值班。十五天後，我被非法勞教一年關押到了寧夏女子勞教所。
四、在勞教所遭種種迫害
寧夏女子勞教所是迫害法輪功學員的黑窩。二零零零年八月三十日，我被關進這個黑窩。當時勞教所和少管所在一起，因關押人員多地方小，高低床每個床上面睡兩個人，一個監舍十幾個人。我剛去裏面關押的法輪功學員有七八個，後來增加到三十多個。
管教挑最壞的吸毒販毒犯包夾法輪功學員，不讓煉功、不讓和其他法輪功學員接觸，碰個面對面都得躲著走。強制每個法輪功學員每週要交一份思想彙報，每天上午從八點開始給法輪功學員「上課」，念邪黨造謠污衊大法的文章、讀「轉化」人員寫的文章、看污衊大法的錄像，還要求記筆記。管教定期要檢查，還要考試。如果不配合管教就用髒話辱罵。兩個包夾我的，一個和我同鋪，一個在我上鋪。我吃飯、睡覺、站隊、上廁所、打水，無論幹甚麼包夾寸步不離。我的一言一行都在包夾的監視之下。
販毒吸毒犯覃朝鳳積極參與包夾迫害法輪功學員譚秀霞等人，有一次她在監獄宣傳黑板上寫了誹謗大法的文章，楊潔給擦掉了。覃朝鳳就誣告了管教，隨後楊潔被推搡毆打。後來覃朝鳳遭惡報因販毒被判刑十幾年，關押到了銀川女子監獄。
我在勞教所幹過的奴工有撿脫水菜、打掃衛生、磨寶石、記賬、種葡萄等，完不成任務包夾和犯人頭就辱罵或拳打腳踢。不到一米寬的床上睡倆人很擠，和我同鋪的包夾是個年輕的販毒犯，瞌睡很重，每天晚上睡覺把腿搭在我身上，我經常睡不好，白天還照樣出工；出外工每天五點起床，然後站隊、點名、報數，乘車出工，車上人多擠的滿滿的；中午送飯到田間地頭，人多飯少，經常有吃不上飯的、整天喝不上一口水的；回到監號已是晚上十點多，管教還要找不「轉化」的法輪功學員「談話」。因為我不轉化，經常被叫去「談話」。管教楊金鈴多次找我到她辦公室「談話」並長時間罰站。二零零一年十月有幾個法輪功學員絕食抗議，照樣逼迫出外工。
有段時間勞教所的鍋爐壞了，燒的水勉強能有二十度，但我們也只能喝這個水。一次吃飯時，法輪功學員馮建英和我打了個招呼，可能是包夾看到誣告了。飯後管教阮愛君（現在女子監獄獄政科）誣陷說：馮建英煽動法輪功絕食！就給馮建英戴上手銬關進隔離室，不給吃飯、不讓睡覺。為了抗議對馮建英的無辜迫害，我就開始絕食，其他法輪功學員也一起絕食，直到一個星期後馮建英從隔離室出來我們才停止。
管教馬麗（莉）非常邪惡陰毒，經常在最冷的時候讓我們站在操場上挨凍，一站幾個小時，一動不動。我們都穿的很單薄，每次都被凍的雙腳麻木、身體僵硬不會走路了。她穿著厚厚的棉警服，坐在椅子上，有人端來熱茶喝著伺候著。三伏天最熱的時候，將我們帶到太陽下站著暴曬，她坐在樹蔭底下乘涼，旁邊還有犯人用東西給遮著太陽，就差扇扇子了；下雨天在操場上跑步，一跑就是幾個小時，所有人身上都濕透了、鞋裏全是水，累得上氣不接下氣；每次長時間跑步，我頭暈眼花、好像隨時要栽倒。跑完步，不讓換衣服直接再去幹奴工，一直熬到吃飯後，才能回去換。
有段時間，我的大腿外側長了一塊紅泡泡，同時伴有發高燒、強烈的疼痛症狀，疼的我寢食難安，嚴重時翻來翻去一夜都無法入睡。據說這叫帶狀皰疹，就這樣每天還得跑早操，照樣出去幹奴工。值班管教知道了這個情況，就告訴了隊長楊金鈴。一個星期後（症狀已減輕）楊金鈴帶著一個懂點醫的實習警察到監號，這個警察查看後說：這種病症，不醫治根本不可能好，還會引發其他病症，甚麼藥沒用一個星期就好了，這怎麼可能呢！有一次我撿脫水菜時手被扎破，又沾上了髒水，手就紅腫、流膿了，也沒用藥就好了，犯人都覺得大法很神奇。
我在勞教所呆了幾個月的時候，有一次，所領導找我談話，說要讓我簽字，簽字後就可提前回家。我說：這裏的法輪功學員都沒犯罪，要放就全放，讓我一個人回我不會。回家後我才知道，勞教所有人曾給我丈夫打電話說，只要掏一筆錢就可提前放我回家。
二零零一年初，天安門「自焚」鬧劇上演後，勞教所的惡警像鱷魚聞到了血腥味，開始加重對法輪功學員的迫害。二零零一年五月九日，勞教所從寧夏白土崗子勞教所請來管教和已「轉化」的幾個人。這些人來後將所有法輪功學員分成幾個小組，一人負責一組。這些人每天講完歪理邪說後讓我們發言，我不聽不信、一言不發，就堅信師父、堅信大法。這一招不靈驗了，勞教所又用提前回家誘惑，不「轉化」的被加教（所長已換成湯寧，政委是馬燕）。凡不「轉化」的，剩餘的勞教期每月加教十八天。據此，我被加教一百零五天。二零零一年十一月二十日我才回家，回家時我已經瘦的只剩一把柴了。我臨回家前，朝陽派出所、人民路派出所（後來我家搬到此轄區）的警察曾打電話蠱惑我家人說：穆志宏要出來了，你們怎麼辦！當時家人怕傷我的心不敢告訴我這些事。我一個年近六十歲的柔弱老太太能幹啥，惡警竟然這樣造謠惑眾！
五、再次遭綁架關押
二零零二年四月的一天，我到銀川市紅花鄉約好的地點給外甥媳婦送住院費被閆承偉、何洪林等跟蹤。第二天，閆承偉、何洪林就夥同人民路派出所朱所長等一幫警察來我家強行抄家，搶走了我的《轉法輪》和煉功帶，把我綁架到人民路派出所，關到一間小黑屋裏在一個長凳子上坐了一天一夜，兩個警察看著我，沒吃飯沒睡覺。第三天又把我綁架到石嘴山市第二看守所。
到看守所我才知道，我姪女李愛玲（也是法輪功學員）也被綁架到了看守所。一進看守所，我的鞋就被強行脫掉，我只好光著腳走到監號裏。進去後一個關押人員同情我送給我一雙鞋我就一直穿著。閆承偉、何洪林多次到看守所非法提審誣陷我：參與法輪功團夥活動、顛覆政權等等。我不認為我犯了罪，就不配合他們。我對看守說：煉法輪功的都是好人、善良人，我們對政權不感興趣，誰當政都一樣，只要允許我們煉功就行了；我去給外甥媳婦送錢，把我抓來，說我參與法輪功團夥活動、顛覆政權，這純粹是為迫害我編造的！就這樣一次次的非法提審、一次次的逼供，他們沒得到任何東西。我笑呵呵的講真相的時候，閆承偉還罵我：抵抗、老頑固。
大武口公安分局一科綁架我和李愛玲後，為了邀功，給寧夏「610」、公安廳彙報說：破獲了一個顛覆國家政權的團夥！此後，參與迫害的警察得了嘉獎令和獎金。看守所關押我的警察都說，她還看到了嘉獎令。這不是說笑話演鬧劇嗎？一個老太太和一個中年婦女也能成顛覆國家政權的團夥？送一趟錢也算犯罪？
在看守所裏，要求背監規，晚上要輪流值班，值班時不允許坐在鋪上，只能站著，否則會遭受到值班警察的辱罵。吃的饃是犯人自己做的黑麵，喝的是土豆、菜葉湯。我倆被非法關押了三十天後辦了取保候審。
六、又一次被無辜綁架
二零零五年過年後不久的一天早晨，石嘴山市局、大武口分局、國保大隊警察夥同人民路派出所的朱所長、姓魏的片警七、八個突然到我家抄家。搶走了大法書籍《轉法輪》、煉功帶、電子書和一本週刊。現場的一個警察看到抄出的電子書，高興的說：我家女兒學英語正需要這個，買還買不上呢！
非法抄家後把我綁架到人民路派出所。他們把我關在一個房間坐在凳子上，一邊一個警察看著，逼問資料來源。到了晚上警察不停的搗我、推我不讓睡覺，也不給我吃飯、不給我喝水，就在凳子上坐了一天一夜，我還是不說。警察又把我兒子叫來勸我，讓我說出資料來源。我拒不配合，他們又把我關進了拘留所。市局、分局、國保大隊警察多次去提審，我還是甚麼也不說。有一個警察惡狠狠的罵我：上次去你老家抓你讓你跑掉了（指回老家看望父親那次）。我說：我是退休職工，回家探親是法律允許的，你們說法輪功不要親情，我看望老父親你們抓我不違法啊！
到了拘留所我開始絕食抗議。我到拘留所的第五天，已經六天沒吃沒喝了，沒有大小便，身體出現了異常。拘留所的估計我得了腸粘連，打電話通知了我家人，六七個警察和我丈夫一同把我送進醫院強行輸液。警察每天都在醫院看守。有一天打完吊針，中午吃飯的時候，我發現警察不在，就從醫院回了家，又去看孫子不在家。當天晚上兩個警察來我家抓我。他們問我兒子我在哪，我兒子說不知道，他們就悻悻的走了。第二天一大早我離開家到了銀川，在康莊小區租了個二樓住下了。
七、突遭銀川警察綁架
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八日中午，我正在睡覺，突然聽到後窗戶玻璃被人砸的喀嚓亂響，我回頭一看從窗戶已經爬進兩個人來。他們是搭著梯子上到二樓的。我還沒來得及從床上爬起來，他們撲到床上將我按著雙手反剪戴上手銬，強行拉到客廳按在沙發上，又拉上窗簾。我一再問：你們是幹啥的？他們也不回答。
這時一個人走過去將屋門打開，又陸續進來了兩個男便衣和兩個女的，這倆女的是康莊居委會的，一個姓康，一個姓曹，是來幫警察抄家的。兩個男的用我的褲子把我的頭罩住，按著我，不讓說話不讓動，其餘的人開始到處亂翻。那兩個女的搜查的特別仔細，把我的衣服一件件的摸兜，把枕頭撕開。我的枕頭裏裝著一千多塊錢、金耳環、金戒指、身份證，都被他們掏出來了；她們還把布藝沙發上所有墊子都扒掉了找東西。按著我的兩個警察一邊和那兩個女的聊，一邊不時的罵我，還用拳頭搗我、搧耳光。其中一個說：剛才在樓下還抓了兩個呢，我把他們關在車上，我上樓後他們跑掉了！
他們折騰了五六個小時，把我家抄了個底朝天。天黑了，他們也折騰累了，拿出一張紙，叫我簽字。我不簽，他們告訴我說，他們是銀川國保大隊的王滿、陳建華，還有一個姓劉的、一個不知道姓名。王滿威脅我：不簽字就把你吊起來，一張白紙就可以判你的刑! 有個人說：你不簽我們自己簽，說著他們中的一個就在上面簽了字。王滿撕了師父的法像，他們合夥搶走了我的電腦、手機、首飾、錢包、一千多元現金、大法資料等。趁著天黑，開著沒有掛牌照的一輛黑色車，把我綁架到銀川看守所。
警察還想在我租的房子守候抓人，就沒告訴我家人我被綁架的事。我被這伙流氓砸爛玻璃搶劫綁架後，另一夥盜賊隨後又從爛窗戶爬進去將屋裏剩餘的電視機、被褥、毛毯、衣物、所有用具洗劫一空。可真是應了老百姓說的：官匪一家！
到看守所我看見法輪功學員蔣紅英、張小平也被關押在裏面。後來警察提審我的時候我才知道趙玉虎和蔡國軍也被綁架了。趙玉虎、蔡國軍、蔣紅英、張小平是七日晚上被一起綁架的。
八、在銀川看守所遭受的迫害
銀川看守所房子小人多，監號非常擁擠，吃喝拉撒都在裏面。七個人的炕鋪擠十四個人，根本睡不下。每天睡覺前先把監號長的鋪鋪好（監號長是固定位置），其他人員擠著輪流睡，誰值班起床了，騰出一個位置才能擠兩個人。廁所旁邊最臭、最潮濕、最吵，晚上去廁所的人不斷，影響睡覺，我就被安排在離廁所最近的鋪上。
我被綁架時只有隨身穿的衣服，沒有被褥，剛去每天只能蜷縮在光板床上，凍得瑟瑟發抖根本睡不著。每天兩頓菜湯，每頓一個黑饃饃，根本吃不飽。監號長指定打飯的人經常打得饅頭不夠數，每人只能吃半個，餓肚子是常事。
每天從早晨五點起床後開始做打火機，晚上十二點收工。冬天不管多麼冷，也是五點起床做打火機，除了吃飯，不停的幹；腿腳都凍麻木了，也得不停的幹；夏天屋裏不通風，前後大鐵門一關，屋裏溫度高達五、六十度，像蒸籠一樣，汗流浹背，喘不過氣來，還得拼命幹；完不成任務通宵不讓睡覺的幹，監號長還用掃帚打、用腳踢、用髒話辱罵。監號幹奴工是按人分配，幹不完或不幹，他們就處罰所有人，藉此煽動犯人仇恨法輪功學員。
法輪功學員在看守所被迫害的更嚴重。法輪功學員由專人監視，還有監號長盯著，不讓煉功、不讓互相說話、不讓宣傳法輪功；點名時，我不回答「到」，不背監規，不穿號服，經常遭到看守的侮辱、謾罵；逼著我給監號打掃衛生、刷廁所、刷垃圾桶、給其他人洗碗；賣的物品也特別貴，還是劣質品；法輪功學員不准家裏人探視、不准送生活用品，只讓押錢；且押的錢不能自己支配，錢怎麼花得由監號長說了算；看守所一旦來人參觀檢查，看守就派兩個人從兩邊按住我，盯著我，怕我喊冤。
看守所還有武警巡邏，武警不定期的大清查，搞所謂「安檢」，搜身、搜床鋪、搜垃圾桶，發現異常就會被關禁閉。
有一次，我和蔣紅英、張小平為了抗議非法關押開始絕食。看守知道後恐嚇說：再不吃就要關你們禁閉！絕食到第三天張小平正在打坐，姓梁的看守叫來一夥男犯人將張小平抬著往禁閉室走，張小平大聲喊「法輪大法好」！我和蔣紅英看到這個情況也大聲喊「法輪大法好」！這伙惡人又將我和蔣紅英也關了禁閉。我們三人都被銬在鐵椅子上，我和蔣紅英關了一天一夜，張小平被關了好幾天。張小平關禁閉期間，看守還給她強行灌食，據說還給強行灌了大便。
在銀川看守所非法關押期間，銀川國保大隊警察不斷提審我，每次都問：你認識誰誰誰嗎？你發過資料嗎？等等，每次提審好幾個小時。有時提審完回監號後，已經過了開飯時間，就只能餓著。如果是晚飯沒吃，就只能等到第二天才能吃上飯。看守所也有小灶，但特別貴，一個菜三、四十塊錢，我只能餓著。
在看守所呆了兩三個月的時候，我因為營養不夠、睡眠不夠、長期幹奴工出現頭暈眼花、時常冒虛汗、兩腿酸軟、心跳加速的病症。這些病症嚴重的時候只能坐在哪裏一動也不敢動，隨時要倒地。看管我們的姓田的看守發現了說：你怎麼又這樣了，就走了。隨著在看守所關押時間的延長，我的病症越來越嚴重，經常出現不能動的現象。幾次警察提審我時，我都走不成路，是被警察架到警車上的。
二零零七年五月底，我被架著（身體虛弱）帶到銀川市西夏區法院非法開庭。開庭現場旁聽席上有幾個警察。因為距離現在時間太久，且那時我的身體狀況很差，時常犯迷糊，記不清家人是否出庭。開庭時，我為自己辯護說：我煉法輪功沒有錯，我在家裏正睡覺你們把我抓來，我沒犯罪，沒說幾句就被打斷。開庭最多也就一個小時就結束了。
到六、七月的時候，有一天銀川市西夏區國保大隊的幾個警察又來非法提審，並告訴我：你已經被判刑三年，現在就等著送監獄了！我上訴到銀川市中級法院，家人還為我請了律師，但結果還是維持原判。我被判刑前，趙玉虎、蔡國軍、張小平、蔣紅英分別被判刑：七年、五年、五年半、四年。在銀川看守所這個黑窩裏，我被非法關押了二百六十天。
二零零七年八月，我和蔣紅英、張小平被強行戴著手銬推上警車押送到寧夏女子監獄。
九、在寧夏女子監獄遭受迫害
寧夏銀川女子監獄是迫害法輪功學員的魔窟。裏面關有殺人犯、吸毒犯、貪污犯、販毒、賣淫、詐騙、盜搶犯等重刑犯，死緩、無期徒刑多。每個監號十四個床位，他們把兩個床並一起睡三個人，這樣每個監號就有二十幾個人。各監號除監號長外，還有獄警安排的秘密線人，這些線人用的是代號，專門監視所有關押人員，監號裏誰說甚麼做甚麼獄警馬上就知道了。
女監的奴工主要是給各監獄、司法部門、外貿企業、大企業做服裝，還有剝豆皮的活。每天有定量，完不成任務，要加點加班幹，還要受處罰。每天一進車間就是低著頭不停的幹活。犯人們為了掙「減刑分」，拼命的幹，時常熬夜。我被關押進女監的第二天，就開始出工做衣服，任務量大，經常加班到十二點。
在車間做服裝，有些面料有甲醛等有害物質，加上車間空氣污濁、灰塵飛揚，幹奴工一段時間後，我的皮膚就出現過敏現象，接著就出疹子了。開始只是胸部和腰部，後來擴散到全身。手、胳膊、脖子上都是密密麻麻的紅疹子，又疼又癢。尤其到夜間更是癢痛難忍，入心入骨，整宿都在撓癢癢，很難入睡。同時伴有發高燒、咽幹。晚間執勤的還監視，白天照常出工。實在癢的受不了，我就用毛巾蘸上鹽水不停的擦，緩解一下。因為我是法輪功學員，獄警不聞不問，還加重迫害。在我出疹子期間，獄警胡淑蘭（現在教育科）故意把我坐著幹活的凳子拿掉，讓我站著幹。我的皮膚過敏出疹子持續了一年多都沒完全好，直到出監時手還在流膿。在這一年多的時間裏，我多次要求換車間、要求休息，丁東紅始終不答應。
除受獄警監督，各車間還有專門負責監督的犯人總管、小組長、包夾。對法輪功學員更是層層監管，每個法輪功學員有主管獄警、還有指定的犯人包夾。法輪功學員的一舉一動都被監視，一言一行都被控制。不允許法輪功學員煉功，煉功就會遭到酷刑迫害。聽說，法輪功學員潘藝園（慶雲）因煉功，就遭關禁閉、上吊銬、關鐵籠子等酷刑折磨。不許宣傳法輪功，不許法輪功學員互相接觸、說話；剝奪了通信（打電話寫信）權、探視權；不允許送東西，只能押錢；購物受限制，只能買日用品，不允許買食品。
夏天熱，車間人多溫度高，其他犯人可以買飲料、水果、食品，法輪功學員買東西受限制。監獄還規定法輪功學員必須定期交思想彙報，不「轉化」的不給減刑。還有沒完沒了的報數、走隊列，唱甚麼「感恩歌」。我不報數、不掛胸卡、不唱歌，我只感謝我的師父。因不配合，經常遭到警察、包夾的謾罵，還有的犯人用腳踢我的腿。獄警還要求照相，我不照就逼著照，獄警丁東紅拿著電棍晃來晃去嚇唬我。
每個月進行一次常規的「安檢」，還有不定期的，對法輪功學員檢查的特別細。每次獄警帶著包夾到監舍將被褥的裏子面子扯開，把棉花掏出來；把枕頭套打開；把成包、成卷的衛生紙撕開；把鞋墊拉出來；衣服脫的只剩褲頭、背心；胸罩上的帶子都剪掉；儲物櫃的東西全部拉到了地上。每次「安檢」過後監號裏一片狼藉，東西散落的到處都是，連插腳的地方都沒有。有一次「安檢」後，我的被褥被扯爛用不成了，獄警給我領了一套新的，我不要，讓家人從新送了一套。
我和楊潔在二監區，二監區是半軍事化管理。吃飯只有十幾分鐘時間，我經常剛打上飯，獄警就在外面喊著要站隊出工，沒吃也只能將碗放下排隊，慢一點就遭到訓斥，又不准買食品，所以經常飢腸轤轤、餓的頭發暈。在車間幹活每天每人只能接兩杯水。我和楊潔不「轉化」，獄警不允許我們到商店買食品。吃不飽、喝水不夠，時間長了，我老是頭昏眼花、心跳過速、出虛汗，經常不得不趴在做服裝的案子上歇息一下。
二零零九年二月初，從北京流竄到女子監獄幾個女惡警傳授「轉化」迫害法輪功學員的「經驗」。這幾個惡人到各監區給法輪功學員灌輸邪惡造謠污衊的內容，制定了強制「轉化」方案。二零零九年三月，各監區抽調「能乾」的獄警成立了「轉化」法輪功學員的「功堅組」。二監區「攻堅組」組長是丁東紅，成員有：胡淑蘭、晏起秀、王恩霞、教育科哲豔華。晏起秀表面偽善內心邪惡，仇恨法輪功、仇恨大法師父，對我的迫害更不擇手段。
「攻堅組」成立後，為了「轉化」我，她們在二監區三樓設了一個小號，又在獄警辦公區她們叫「隊部」的區域設了一個單間，裏面專門配備了小圓凳子，各種造謠誣陷法輪功的材料、光盤、錄像機、電視。此後的三個多月裏，我就在這個小號和單間裏輪番遭受惡人們慘無人道的迫害。那時二監區就我一個法輪功學員，而且對我的迫害是偷偷進行的。
「攻堅組」選派她們信任的六個犯人作為我的包夾，為首的犯人叫高陽是殺人犯，還有吸毒犯、詐騙犯、貪污犯。她們二十四小時輪流形影不離的監視我，吃飯、睡覺、上廁所包夾也一邊一個跟著。每天早晨五點起床洗漱後，七點包夾把我從監區小號帶到「隊部」的單間，折磨一天獄警需要休息了，包夾又把我帶回監區小號。
我在小號和單間裏遭受了「坐小凳子」、「熬鷹」、挨餓、限制喝水、逼迫看污衊大法的錄像、文章、辱罵、毒打等方式的摧殘。主要有以下幾方面：
「坐小凳子」、「熬鷹」等：在「隊部」的單間裏，她們讓我坐在高二十釐米左右的小圓凳上，抬頭挺胸、兩腿並攏、腿彎曲成九十度、兩手平放在膝蓋上、目視前方一動不動。每天一坐就是二十多個小時，稍微動一下，包夾就謾罵、用腳踢。這樣連續坐了不到一個月時間，我的屁股就爛了，屁股上有巴掌大的一片皮都脫落了，血肉和褲子粘成一團，疼痛鑽心，還強迫繼續坐。每頓飯包夾給的量很少、還限制喝水、上廁所只給一分鐘時間。就這樣長時間飢渴、限制上則所、長時間一個姿勢坐著，我開始便秘。有時十幾天才解一次大手，大便困難，包夾嫌時間長，就不停的辱罵、催促我。連續三個多月「坐小凳子」、「熬鷹」，只要閉眼睛打瞌睡包夾就搗、推、搖、打、拽眼皮、掐。我頭昏眼花、心跳過速、出虛汗、精神恍惚、血壓升高到140MM汞柱，最高達180MM汞柱，獄警又逼迫我吃藥，我感覺隨時要跌倒在地昏過去。
強迫看、聽污衊大法的文章和光盤：晏起秀、王恩霞從邪惡的網站下載大量誹謗攻擊法輪功、誣陷大法師父的邪惡文章讓我看，我不看，她們就命令包夾給我念。包夾白天在「隊部」單間裏給我念，獄警下班後包夾把我帶回監舍的小號繼續念。還給布置一大堆學習其他邪書的任務，學不完就不讓睡覺。因為我拒絕看，每天布置的任務都完不成，獄警就給包夾施加壓力，包夾就把氣撒在我身上。她們給我念的時候，念一句打一拳，念一句踢一腳，有時兩個包夾同時動手，又打又罵。晏起秀拿來各種誣陷大法的光盤及各地「轉化」法輪功學員的錄像一遍又一遍的播放，強行往耳朵裏灌、強化洗腦，包夾就在旁邊監視。
逼迫寫日記、寫認識、抄邪書：獄警把讀文章、看邪片叫「上課」，每天「上課」後逼迫寫日記、寫認識、抄邪書。為了讓我寫東西，她們在我坐的小凳子前面又放了一個木頭凳子，我就趴在上面寫。這個日記和認識必須按照獄警要求的內容去寫，否則就會遭大聲辱罵。我按照自己想的寫好了，包夾看了不是她們要求的就一把撕掉，然後把我的頭按到木頭凳子上，拽著我的手叫重寫。經常因我寫的不符合包夾的要求，我邊寫她們邊撕，嘴裏還罵著，這樣的折磨每天從早上七點到次日凌晨。
有一次她們放了「天安門自焚」的光盤後讓我寫認識，我就寫：「天安門自焚」是假的，結果遭到包夾的謾罵。丁東紅看了後，在我寫的認識上面加上「法輪功是X教」幾個字後強迫我按手印；我不按，還把手捏成拳頭。幾個人將我按住，拽胳膊、掰手指頭。實在掰不開了就把我的拳頭按在印油盒裏，糊上油墨然後再一遍遍砸到紙上。丁冬紅嘴裏還罵著：反正在你寫的認識上面，就是你寫的！我寫的認識不符合她們的要求經常遭到包夾的打罵，頭上被包夾用厚厚的書敲出了包，手被打青了。
晏起秀拿來污衊大法和師父的文章強迫我抄寫，一晚上要求抄寫二十遍，抄寫一遍就得二十頁紙，抄不完不讓睡覺。這樣幾乎每天都睡不上覺。
毒打、誣陷、辱罵：晏起秀慫恿包夾對我可以隨意拳打腳踢。監獄給包夾定了獎勵措施，「轉化」一個法輪功學員可以掙到「減刑分」。為了減刑，包夾在獄警的授意下，經常對著我的要害部位下手，有時趁我不注意朝胸口猛擊一拳，驚得我心跳加速；我被迫害的脊背疼她們就用拳頭專砸脊背；腰疼就用拳頭搗腰；有時還掐我的脖子、掐大腿；用厚厚的書敲頭、砸手；捏腿筋、掐穴位、踢腿、說我眼睛小揪眼皮；用隨身帶的筆或其他東西捅耳朵，傷了也看不出來；有時六個包夾一擁而上，扳脖子摟腰把我按倒在地，把我的衣服扒光搜身；有時六個包夾圍著我給我開批鬥會。包夾的惡行獄警看見也裝作看不見，聽見也裝作沒聽見。
有一次晏起秀看到了我身上的傷痕，故意問包夾：你們誰看見她被打了？包夾齊聲回答：沒有！是她自己弄的。
為了抗議對我的嚴酷迫害，我再次絕食，甚至將頭撞到暖氣片上磕了一個大包。丁冬紅得知我絕食的消息後對包夾說：她絕食，你們就把飯倒進廁所裏。包夾果然將飯倒進廁所，並用相機拍照，然後利用這樣的照片在整個監區造謠中傷說：法輪功浪費糧食把飯倒進了廁所，煽動犯人製造仇恨。這一招獄警常用，和中共誣陷法輪功的「自焚」鬧劇如出一轍。
包夾對我隨意羞辱、謾罵，叫我「黑猩猩」、「異類」、「老孫（孫子的意思）」、「老猴子」等等，還有許多不堪入耳的污言穢語。
記黑賬：獄警安排包夾專門給所有法輪功學員記黑賬，二十四小時內我的一舉一動都記在小本子上：吃了多少飯、睡了多長時間覺，上廁所多長時間等等。包夾根本不讓我睡覺，但本子上記著從幾點到幾點睡覺。包夾還在小本子上寫：法輪功誰誰誰態度惡劣、謾罵包夾、動手打包夾、法輪功學員把包夾折騰的整宿睡不上覺。完全就是顛倒是非。
在這三個多月的時間裏，很多天是連天連夜的折磨我，偶爾晚上能睡一個多小時，最長沒超過兩個小時，就在短暫的睡眠時間裏，包夾還要爬到胸口聽、觀察嘴是否在動，目的是阻止我背誦法輪功的經文。到後來我已經被迫害的快支持不住了。
她們用盡各種手段摧殘身心就是不讓我們信仰「真善忍」，放棄修煉。在此輪嚴酷迫害下，到了五月份，沒「轉化」的已經不多了。監獄為了給沒「轉化」的施加壓力、製造恐怖氣氛，就將各監區的法輪功學員全部集中到了一監區的小號裏，我也被轉到了一監區的小號。每個法輪功學員還是由原來「攻堅組」的獄警和包夾負責。法輪功學員在同一個樓層，互相之間有了有限的接觸。
法輪功學員從各監區集中到一監區時，譚秀霞快要出獄了，一直沒有「轉化」。劉志琴夥同其他獄警和包夾對她百般折磨，不讓吃飯、不讓喝水、不讓睡覺、大聲辱罵，經歷幾天幾夜的精神折磨和身體摧殘後她違心的寫了「轉化書」。
到六月以後「攻堅組」的獄警、包夾也全部合併了。「攻堅組」成員進行了重新組合，組長是劉志琴，組員是胡淑蘭、晏起秀、陳風雲、馬愛萍、姓夏的、哲豔華。
劉志琴表面偽善，內心狡詐。當上組長以後，大肆造勢：在全監區懸掛多幅批判法輪功的橫幅；擺放醜化、誹謗法輪功展板；頻繁開會揭批法輪功，強迫所有關押人員寫稿、上台發言；用各種方式製造邪惡氣氛，給法輪功學員從精神上施加壓力。有一次在揭批會上劉志琴辱罵我：「不轉化死路一條」，是「臭狗屎」。劉志琴還利用邪悟者去「轉化」其他法輪功學員。給邪悟者、已經「轉化」的好處：減刑、允許給家人打電話、允許購買食品、允許家人接見送生活用品。並讓邪悟者用這些好處引誘沒「轉化」的法輪功學員。此後又有兩個法輪功學員在邪悟者的蠱惑和誘惑下寫了「三書」。
邪悟者告訴我說銀川監獄的誰誰誰都「轉化」了、北京監獄關押的法輪功學員都「轉化」了。我在身體承受不住折磨、精神恍惚的情況下違心附和寫了「三書」。對不起師父、對不起大法，其實我心裏明白大法好、師父好。我這樣做給大法抹了黑，也給自己留下了污點，更對不起師父的慈悲苦度。我內心倍感痛苦和悔恨，淚水經常在心裏流。
三年的魔獄生活結束回家，再次見到同修時，我著急的問：外面的情況怎麼樣？同修回答說很好！慈悲的師父沒有放棄我，我又開始修煉了。
二零一零年七月，大武口公安分局國保大隊出動大批警察到十幾個法輪功學員家非法抄家。到我家抄家的是李黎。他帶了七八個警察，警察還做了筆錄。抄家後李黎對我說：你可不要把我上到你們那個網上。
十、家人遭受的迫害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到二零一零年的十幾年中，大武口公安分局一科段科長、閆承偉、何洪林，在政委牛建寧的指使下，經常到我家裏抄家，抄走多少東西，搜了多少次都記不清了。
九九年七二零後我多次被綁架拘留，就是在家呆著警察還是經常到家騷擾。有一天晚上，家裏只有我和我小兒子（當時正上初中，十四五歲）。閆承偉他們又到我家綁架我。我堅持不去，他們連拉帶推把我推上警車。我一看我兒子已被他們劫持到了警車上。我強烈抗議警察的流氓行徑又把我兒子從車上硬給拽下來，才避免了更嚴重的迫害。警察這樣對未成年人的迫害真是令人不齒。此事前文已述及，此處不贅述了。
中共迫害法輪功後，我丈夫受到脅迫在他們單位召開大會時表態說：要和法輪功劃清界限！幾年後他得了絕症，我勸他誠心念「法輪大法好」病情會好轉，他說：我不相信，我就信醫院。最終他因得絕症去世。
二零零零年過大年後，我回安徽老家看望老父親，被寧夏四個警察又找安徽蕭縣公安部門的人跟蹤到老父親家，又到我姐姐、弟弟家恐嚇騷擾，給我家人精神上造成很大恐懼和傷害。那時電視上還在大肆誣陷法輪功學員不要家庭不認親人。
二零零零年八月，我被非法關押到勞教所後，他們還到家裏搜資料。我家院子裏的花草樹木被挖開，暖氣片被卸掉，真是挖地三尺。所有大法的東西、師父法像被他們洗劫一空。他們還把我供師父法像屋子裏的坐墊、香爐等都全部拿走了。這些警察還經常打電話騷擾我丈夫，擾亂了我丈夫的正常工作。有時還打電話找我兒子。
二零零五年年後，我被綁架拘留在醫院輸液走脫後，為了抓我，有一天，警察開著警車到我二兒子單位強行把我二兒子綁架帶回家，在我家樓上樓下搜了個遍，沒找到我，他們才把我兒子放了。這種隨心所欲綁架無辜的流氓行徑給我兒子造成很大的傷害，在社會上造成了惡劣的影響。
十一、經濟上遭受的迫害
我被勞教後不但身心受迫害，而且經濟上遭受了很大的損失。單位在「610」的指使下，扣發了我一年多的工資一萬多元，至今未發。我從勞教所剛回家後的兩個月都未給我發工資，造成我生活上的困難。
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八日，銀川國保「610」的王滿、陳建華等到康莊小區將我租的房子窗戶玻璃砸碎，將我綁架搶劫後，沒有及時通知我家人，隨後盜賊進入房間，將電視機、被褥、毛毯、衣物、所有用具洗劫一空，造成很大損失。
二零零六年我被銀川國保大隊、「610」綁架非法判刑三年幾個月後，九十六歲的老父親得到消息後經不住打擊，不久就悲憤離世。
十五年來我多次遭迫害，家人精神上受到的折磨更是無法形容。迫害給孩子生活、工作帶來很多的麻煩。我好好的一個家庭被迫害的支離破碎。
有個法輪功學員給師父的生日賀卡中說 ：假如一位醫生治好了我的絕症，我會感激他一輩子；假如一位老師教給了我人生的真諦，我會永遠尊敬他；假如一個人把我從毀滅的邊緣救回來，我會永生永世不忘他的恩德，而您就是這樣的恩人！這幾句話也是我想對師父說的，這也是我屢遭迫害矢志不渝的原因。
儘管我遭受迫害是殘酷的，我還是希望參與迫害的警察能明白真相、遠離邪惡。寧夏女子監獄的警察，有些還是善良的。希望參與迫害者趕快了解真相、彌補過失、擁有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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