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龍江建三江教師蔣欣波自述遭迫害經歷

【明慧網二零一四年十二月十一日】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發起迫害法輪功的運動後,我遭受了種種非人的迫害。

一、二零零五年第一次被綁架並被剝奪教師工作

二零零五年初,我被中共警察綁架,只因剛買不到兩個月的電腦中有打印機圖標。近六千元的電腦被搶走,後聽人說一直在被交警隊使用。在前進公安局,由王維倫、孫寶山、胥興勇、謝振波等輪番審訊長達三十六小時,不許閤眼,他們一無所獲後就把我關押在建三江七星拘留所。拘留所髒的像那種室外的公廁一樣,約五平方的小屋吃喝拉撒都在裏面,讓人無法面對。每天三頓飯,每頓飯是兩個很小的涼饅頭。這六個饅頭就要交每天二十元伙食費,包括新年都沒有變化,那年的除夕,拘留所只有我一個人,連一個值班警察都沒有,新年就是在一片黑暗中獨自一人度過的。

十五天後,我被轉到農墾總局七星洗腦班,說是要勞教。在洗腦班,每天被關在一間比拘留所大些的屋子裏,只是早上去倒馬桶才可出去。每天三頓飯,早晨是兩個饅頭,中午和晚上是一小盒飯,約一兩多點,帶一點鹽水煮的白菜,根本吃不飽。喝水要到很遠的地方去挑,因為我不「轉化」,就控制給水,只能喝暖氣裏的水。就這樣一天還勒索三十元生活費,在那樣的環境中我被關押了近七個月,勒索了近六千元錢。之後又扣押我的房產證,直到十年後從黑窩回來才被允許取回來。

在洗腦班期間,當時的國保大隊長於榮和警察於文波提審我一次,我不配合,於榮恐嚇說要讓我給他跪著。前進農場紀委書記李俊立帶人宣布我被由教師降為工人,說是農場黨委的決定,讓我在處理決定上簽字。說實話,我根本就不看中那個教師職稱,只是為那些無知的人感到悲哀!他們這樣對待一個學生心中的好老師,給那些孩子們留下多少心靈的疑惑呀!將來的他們將會以怎樣的心態來面對這個社會?在人生的道德取向上,他們將何去何從?我記得一個頂尖聰明的學生後來升入高中的日記中還這樣寫過:「我就遇到過一個好老師,還被迫害了。」這是家長偷偷說的。我為我的學生們難過,我知道他們會因為沒有我而受到很大的打擊。

讓我感到欣慰的是,我的學生們正氣十足,沒有任何人組織,孩子們自發給校領導寫信,給場領導寫信,要求釋放我。我的兩個班的學生都罷課,不接受其他老師。後來聽說,接我班的老師為了吸引學生要每兩天換一套服裝,還是得不到認可。更可貴的是,家長們紛紛來找我丈夫,提出要家長統一簽名,並出幾位家長代表直接找有有關部門談判要人。丈夫很感動,但考慮到他們被牽連而勸阻了此事。即使這樣我還是欣慰,能有這麼多正直的人來伸張正義──人還有希望!

二、「奧運」前第二次被無任何理由綁架到拘留所

每每想到那些含淚望著我的孩子們,想到他們那被淚水打濕的信箋,一句句感人的話語,我都會淚流滿面!也正因為此吧,我放棄了應聘優厚的條件,回到家鄉,想為家鄉的孩子們盡一份力,便和被迫害失去工作的同修們一起合辦了一個輔導學校,取名「文德」。得到了家長們的大力支持,他們希望我們把學校辦成全日制的,如果資金不足,由他們來集資。因為他們真切的感覺到了孩子的變化,不但成績提高的快,而且懂事很多。孩子們說:「你看‘文德’的老師,從來不打罵學生,人家以德服人!」

但是隨著學校的興盛,中共人員就感到不舒服,連我們學校收費低都能被拿來作為迫害的藉口。前進公安局先是向租給我們教室的房主施壓,讓其收回房子,但我們沒動。終於一天「六一零」頭目王維倫和教導員蘇貽剛親自上場,直接攤牌了:不允許辦輔導班,卻說不出任何正當的理由。我們向他們講真相,給場長蔣長春、書記吳喜春、教育科長王玉海講真相,只是希望學校能繼續辦下去,可是這些人卻無動於衷,我們學校為躲避騷擾而五次搬家,嚴重影響正常授課。

二零零八年七月二十日,以保「奧運」為名,「六一零」主任王維倫再次召集了工商局、公安局、教育中心及場機關不明真相的十多個人查封了學校,並於第二天綁架了我和另兩位同修,關押在前進拘留所。一些家長非常氣憤,說:「真是欺人太甚了,給他寫張大字報貼出去,讓老百姓看看他們是怎麼欺負老實人的!」我說,修煉人不圖任何回報,只要看到人們有善念就足夠了。我們不怕打壓、堅持付出的目的就是為了提升人的善念、正念。即使失去了很多在常人看來是很珍貴的東西,也不足惜。能有你們這樣善念的支持就足夠了!

但同時我也為那些不明真相被邪黨利用的人悲哀,我絕食十一天,向他們表示抗議,讓他們知道這些做法是錯誤的。我被折磨得不成人形而被釋放,當時是被丈夫抱上車的。我沒有任何的怨和恨,只是覺的王維倫處在那樣一個位置上而為他悲哀。我在口乾得近乎說不出話的情況下還在耐心地給他講真相,希望他能真正明白。

清楚地記得九月二十五日是中秋節,我還給他發了短信祝他節日快樂。可是他沒有給自己機會,當聽到他出車禍去世的消息時,我的眼淚「唰」地就流下來了,我為這個生命悲哀,這時離我絕食被釋放只有一個半月的時間,連告訴我消息的同修都感到驚訝,我怎麼會是這樣的反應;常人更是這樣,見到我都說王維倫迫害你們法輪功遭報應了,大快人心!可我一點都沒有這樣的念頭,我們弘揚大法不是為了讓人都遭惡報,而是讓人真正的修心向善,否則我們冒著被打壓、判刑的危險去做這件事就沒有意義了。因為我知道這是和我有緣的人,我沒能救下他,我真的難過。不了解的人會覺的我是矯情,不是,大法弟子和常人的不同就在於此,沒有怨、沒有恨,只有救人的份兒!

三、再陷囹圄,看守所裏被毒打

二零零九年九月十日上午,我在集市上被兩名便衣跟蹤並綁架,後來得知這倆人是劉佳忠、趙軍。還有就是新接任的「六一零」主任石平,當跟蹤並綁架我的劉佳忠跟我說:「別怪我,是石平讓我幹的。」我就知道事情的原委了:是石平布的陷阱。我沒有怨恨,只是遺憾,石平的妻子、兒子都是我講的真相,而且他的孩子在我們輔導學校補課,效果很好,他怎麼會這樣做呢?正常人也不能這樣恩將仇報啊!就是為了那個「六一零」主任的頭銜,值嗎?那是死亡的位置啊!回來後我聽說他妻子和他離婚了,不知道是否是因為他的不義之舉。

當我回到家中,聽到了更多的讓我悲嘆的事情。據家人講,我被綁架後,當時的「六一零」主任石平帶著好多人去我家抄家,用吊車從三樓破窗而入。其中那個跟蹤並綁架我的趙軍在叫喊說:「法輪功,打死白打死。」我現在想起他的話都覺的心痛,我雖不認識他,但我和他的妻子是同行,他應該知道一些我的為人,怎麼能說出這麼狠毒的話呢?而且為了阻止我丈夫請律師,他們竟然抓人,沒任何理由的把我丈夫抓到公安局,並以開除公職相威脅,中國的任何一條法律也沒有規定不許請律師啊!如果因為請律師而被開除公職,那真是滑天下之大稽!更讓人無法理解的是,做這件事的正是主管司法的政法委書記王全義和農場書記王偉。真是讓人啼笑皆非!如果說這些人還不夠了解我,但我想他們也該了解法律呀!難道執法者就可以肆意踐踏法律嗎?而且在給我開庭之前,無理由地抓捕了我的九位同修,明顯是害怕,如果做的正就不該這樣害怕好人啊!

又一次讓我欣慰的是,在那樣邪惡的環境下,還有人能站出來伸張正義,我的同事,前進中學的老師們公開簽名為我呼籲。教育科長王玉海竟然斯文掃地,大罵教師們,逼迫他們寫檢查,而且規定必須超過一千五百字。或許好多人已司空見慣,在這個社會裏說謊話就像吃餡餅一樣容易,而說實話卻要付出代價,有的同事當年獎金停發,直到現在也沒落實。我想我的這些同事們一定真切的體驗到了,一直堅持說真話的大法弟子在這個世上是怎樣的舉步維艱!這又是怎樣的悲涼啊!其實我最遺憾的還是王玉海,我們幾個同修專門去給他講過真相,他還能如此,由此可見在中國社會裏邪黨的淫威之巨!

當時的建三江政法委書記王甲林,前進農場書記王偉,都答應只要辭退律師就可釋放我,家人聽信了他們的謊言,最終辭去律師,但卻不知道是因為是他們構陷作偽證,怕被律師揭穿。法庭上,聽到審判長宣布證人證詞時,我流淚了,我沒想到劉佳忠、趙軍能作偽證。他們說的和事實完全不符,為了把一個想要做好人的人送進監獄,不惜知法犯法,編造證據,我當時提出讓劉佳忠當庭對症,卻不被理睬,結果我被冤判了四年。當我要上訴時,被阻攔,不給提供紙筆,我多次要求未果。但是當時代理看守所長的於榮卻騙我家人說:「要紙給紙,要筆給筆,她就是不上訴。」從監獄回來後,丈夫談及此事,對王甲林、王偉的不守諾言、為於榮的欺騙、為劉佳忠、趙軍的偽證仍氣憤難平。

在看守所,我不承認自己是犯罪,所以不戴手銬,不穿馬夾,不簽任何字句,堅持煉功。副所長紀強不理解,命令武警給我戴上手銬腳鐐,並打了我七十個耳光(我的一個學生數的),他打的手疼後,就用帶塑料皮的筆記本打,看的出他非常生氣。當時我的臉就被打的腫起來了,我如此判定是因為我的嘴張不開了,當時感覺是木了,其實是腫的張不開了。連當時任看守所政委的原國保大隊長於榮第二天看了後,都說:「紀強打人真狠!」我看不到自己的臉,當時也不讓其他人看,戴上黑頭套,拖到鋪位上碼坐。等到拿下頭套時,一個屋的人都流淚了,她們為我悲哀!就那樣我被反背著戴著手銬和腳鐐,多少天有些記不清了。只記的上廁所都不給解開手銬,要女犯們幫助,我的手腫的跟饅頭一樣,睡覺時根本無法躺下。後來手銬換成布的,但沉重的腳鐐仍然戴著。我當然也悲哀,但不是為自己,我想如果不是共產邪黨打壓法輪功,像紀強這樣的人,應該是支持甚至弘揚大法的,因為據我看他在常人中還是屬於比較正直的人,只是迫於邪黨的壓力而對好人下毒手,中共邪黨真的是在破壞著人的道德良知啊!不明真相的中國人多麼可悲呀!

四、在黑龍江省女子監獄遭受毆打、上大掛、捆綁、碼坐等酷刑折磨

二零一零年四月七日,我被劫持到黑龍江女子監獄。在那裏我又一次遭受折磨,但我仍是慈悲對待我遇到的每一個生命!

(一)九監區被凌辱折磨

剛到那裏,我被劫持在九監區。在女監,九監區和十一監區是專門強制「轉化」大法弟子的監區,如果「轉化」了就送到十三監區和七監區去參加勞動。在九監區,犯人們大多是職務犯,貪污、挪用之類的,也有大毒販,因家裏有錢,送一大筆錢給監獄的某個重量級人物就可留在九監區,因需要的人少,所以刑事犯都以能留在九監區而洋洋自得,因為那是「身份」和「財力」的象徵。也因為他們的「身份」來之不易,所以她們「工作」起來特別賣力,迫害大法弟子決不手軟。別的監區的犯人勞役很重,而九監區的犯人很清閒,讓他們可以有更多的精力迫害大法弟子。

剛去那裏的時候,我被警告說:這裏唯一的出路就是「轉化」,這裏的「轉化率」是百分之百。在後來的經歷中我知道為甚麼「轉化率」為百分之百了。在那裏大法弟子每天都要坐小板凳,只給一塊地面磚的地方,不許超範圍。從早上五點半起床要坐到後半夜一點。據說好多法輪功學員因為屁股坐的爛了,堅持不住而「轉化」,我是一直堅持背《轉法輪》,才挺了過來,否則像針扎一樣疼。但腳卻一直在浮腫,我平時穿三十七號的鞋,可那時要買四十號的才勉強穿進去,腿也腫的老粗。

當然,除了身體上的迫害,還有精神上的虐待。我以前一直不知道「專政」的內涵,在九監區,我深刻體會到在政治課學到的「專政」是甚麼樣子了,它對於我不僅僅是一個名詞了,而是實實在在的體驗!在那裏讓我深刻體會到那些所謂的「地主」、「資本家」、「走資派」的境遇,但他們要可憐的多,因為他們心中沒有真理的支撐!一個屋九個人,全部對著我一個人,她們坐在椅子上,或看書或吃東西,翹著二郎腿,用一種藐視的目光審視著我,我呢,坐在一個矮小的板凳上,需仰視才可見他們的臉。而且電視裏幾乎是不停的播放誣蔑法輪創始人和法輪大法的內容,那些刑事犯們會不時地插進一些諷刺和挖苦的話,說的比電視中的污衊之詞還要難聽。每天除了睡覺、吃飯、上廁所之外,幾乎全部都是這些內容。但是上廁所也要經過允許,因為怕兩個大法弟子碰面,有一個法輪功學員去廁所,其他屋的法輪功學員就不能再去了。法輪功學員長期被強迫碼坐小凳,多數便秘,其他法輪功學員多急也要憋著,沒有破例。有時犯人們會惡作劇,沒人也說有人,讓憋著。如果不是有堅強的信念做支撐,沒有人能受的住那份侮辱!

在九監區,因堅持煉功而被犯人們按倒在地上,但只要她們一放鬆,我就再盤上腿,後來一個小犯人就坐在我腿上,說:「我就是流氓,我就這樣。」後來我才知道她是這個監區僅有的兩個搶劫犯中的一個,要在常人眼裏真就是流氓。但我是修煉人,不這樣看。其實孩子也很好,也有同情心,只是在那樣的環境下,被迫做的。她自己講她媽媽為她花了很多錢,因為在別的監區太累而調到這個監區的,她很珍惜這份勞役。又一陣悲哀襲來,本來已經走錯路的孩子,還要讓她罪上加罪,共產黨造的業債怎麼還啊!我就給她講真相,希望能啟迪一份善良。因為我一直不配合,主管犯人杜小霞、犯人組長李麗等人就把我綁在床上,整天整宿的綁著。

就這樣整天的坐小板凳,看污衊錄像,整整一年。在這一年中,我近乎給每一位遇到的人講真相,我珍惜她們。那些人有接受的,有不接受的,接受的人很快就得福報,她們自己都覺得驚訝,或是生活上或是勞役上,都有一個大的變化。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有一個叫岳慧芳的犯人,她一直不接受真相,我再耐心的給她講,她還是不接受,之前沒有人不許我閉眼睛,只有她來了後,用手扒著我的眼睛幾個小時,而且我在給別人講真相時,她非常氣憤的罵我。我知道每個人做甚麼都要償還,因為犯人們自己也感覺到了,她們對我做了甚麼,很快同樣事就會發生在她們身上,所以我就一直在為她擔心。後來聽說她得癌症保外了,我很為她遺憾。

(二)在女監三監區再被毆打灌食

二零一一年三月,我被轉到三監區。來到新的監區,有新的人和事,我還是本著善化人心的一念。這個監區是生產監區,也有人說是暴力監區,因這裏的犯人多是殺人犯和搶劫犯,打架是家常便飯,但我不去看她們的這些劣性。我想只要是人,都有善的一面。不過,在這裏她們也確實讓我見到了這不好的一面。

五月七日凌晨兩點左右,我下床煉功。夜崗犯人魏繼波出面騷擾,企圖阻止,便命令我避開監控器去窗前煉,一會兒又讓我回到自己床上煉。我不想驚擾其他人休息,便站到自己床前煉。隨即被犯人魏繼波、葉秀芹、趙洪書三人撕扯拖拽到水房,僵持三十分鐘左右,我還是和她們講道理,堅持回寢室煉功,又遭到趙洪書、王玉波等人拖拽撕扯,頭部多處撞在牆上,後腦部及前額被撞多處大包。我還是走回原處去煉。這時三監區犯人頭兒趙紅書說:「大家都睡覺吧,我陪她玩兒。」

當時我在抱輪,她用肘猛擊我的胸部,我不自主地倒在床上,頭就撞在後面的牆上,我再站起來,她就又用同樣的方式擊倒我,反覆多次,我的頭後面撞得都是包,後來連成一片,腫的很高。她把我的胳膊反扭、大背銬形的,當時身體撕裂般的疼痛,近一小時,趙紅書又將我交給殺人犯王玉波。這個王玉波是個頭腦非常簡單的人,是最好利用的工具。王玉波用衣服捆住我的雙腳,用枕頭堵住我的嘴,又用棉被把我全身蒙住,用身體壓在我的身上大約三十分鐘,因到起床時間了,王玉波害怕其惡行被人看見,才放開了。我掙扎著站起來繼續煉功,這時搶劫犯人吳瓊起床像瘋了一樣衝向我,一陣拳打腳踢,緊接著又用棉被把我蒙住瘋狂亂打,後來有同修過來勸解制止才使其罷手。

犯人們出工後,販毒犯人王婷揪住我的頭髮猛擊頭部。這裏我要說的是,在九監區,我們有過一段緣,這個犯人因是剛到集訓隊,家裏沒人來看,我就給她買些吃的,照顧她,我清楚的記的她說過:「大法家」(她說在齊齊哈爾,她們都這樣稱呼法輪功)都是好人!我還真為其感動過呢!就這樣的緣份,她還能如此對待我,有時我就想啊,共產黨真的是把人變成冷血的機器了,多少人都是這樣,像石平的「蓄意謀害」,紀強的「瘋狂毆打」,所以我只是為他們難過,後來有的犯人知道這些都在罵王婷忘恩負義。但我只是可憐她,為了一點利益,被強迫出賣良心,她心裏也不會好過的。趙紅書當時拉開王婷,用胳膊肘猛擊我的前胸,將我擊倒在地上,我掙扎著剛站起來又被趙紅書用肘擊倒,連續十多次,直到同修進來制止才罷手。

一日,說獄長要來檢查,要求我打被摞,穿囚服,我不配合,遭到犯人頭趙紅書的毆打,毛衣領子被撕扯掉,我的臉、脖子多處被抓傷,被褥被扔到走廊。

二零一二年七月份,監獄氣氛緊張,據說是北京「六一零」進駐監獄,監區長康亞珍,於洪波出於壓力,下令把我和正在隔離的一個同修調換,我被隔離嚴管,犯人們戴穎慧、劉春華、王蕾利用這個命令對我實行殘酷迫害,要求我碼小凳,穿囚服,不許看書、學法、煉功。把我的所有法全部搜走。我不可能配合她們,我知道我配合她們就是給她們加罪業,犯人劉春華,王蕾就把我從床上拽起來摔在地上,又上來幾個人(劉春華,王蕾,戴穎慧,尚海豔)扭著我的胳膊,揪著我的頭髮,強行給我穿囚服,然後用床單反扭著胳膊一高一低的把我綁在暖氣管子上,胳膊像撕裂一樣疼,頭髮被揪的滿地都是。

當時正趕上房子粉刷,她們就用被子把我抬到二樓不足十平方米空間的小屋裏,掛上門簾,不讓外面的人看到,在抬的過程中我知道有很多外來工人,我希望他們能知道「法輪大法好」,我就高喊「法輪大法好」,她們就用被子堵住我的嘴,揪我的頭髮。新犯人頭目董文打我的耳光,最後用毛巾使勁勒我的嘴,簡直要把我的嘴勒裂開,再把整條毛巾塞進我的嘴裏,把嘴巴撐得像撕裂開一樣的疼,我不生氣,但我悲哀。新換的犯人頭目董文,就是接替前面那個趙紅書的,人還可以,可是在正義和利益面前他還是選擇了利益。我為世人悲哀,我理解她們,但更為其悲嘆,在平時,我用我最大的愛心去關心她們,從物質到精神,解除她們心中的煩惱與仇恨,但關鍵時刻她們還是站在惡的一面。她們用束縛帶把我的雙臂,雙腿背扣在後面,繫在一起。就像捆動物一樣,當時我只能用嘴和肚子撐著地。

過了幾小時,她們就又把我綁在鐵架子上,在那樣高溫的天氣下,在不透風的幾平方的小屋裏,後背靠著一條棉被,頭上、肩上頂著一條棉被,下面坐著一條用棉絮捲成的卷。我身上當時還穿著襯衣襯褲,外面裹著一層囚服。剛開始的時候她們有時還給我解開束縛帶,透一下氣,後來就一直綁著,不讓睡覺。

為了不讓犯人們再犯罪,我絕食抗議。五天之後,他們看我神清氣爽,就起了妒意,開始給我野蠻灌食,想用這種迫害形式逼迫我就範,灌食的時候故意亂攪亂插管子,我吐出來的東西都帶著血,每次灌食都灌大量的東西,把肚子撐的鼓鼓的,還在食物中加大量的鹽,目的是迫使我口渴時能要求喝水。九天後,我覺的這些迫害已對我不起作用了,她們看到我沒有痛苦的感覺,怕我會一直堅持下去,就開始和我談條件,我覺的我已經達到了證實法、反迫害的目的,就開始吃飯,幾天後一切照常。雖處隔離之名,但已無實質性迫害,只是見不到同修。

二零一二年九月的一天,因監獄修監控,犯人們又開始要求我穿囚服,不許煉功,我當然不配合她們,犯人劉春華、王蕾再一次把我從床上抬起摔在地上,扭著我的胳膊強行給我穿囚服,讓我坐小板凳,我不配合,犯人董文就命令其他犯人把我的衣服都扒光,身上一絲不掛,還說我再不穿,就殃及其他同修,把所有同修的衣服都搶走,這件事到最後不了了之。

二零一三年一月七日,女監發生了男獄警酒後到女監毆打女法輪功學員的事件,監獄要求所有的人都到走廊蹲點報名。我當時不知道發生了甚麼,管改造的大隊長於洪波找我談話,希望配合她們,說是獄裏要求的。我給她講真相,我說我並不是要對著幹,並不是不支持她們工作,而是因為我們不是罪犯,不應該受這樣的迫害。晚上又叫犯人跟我談條件,我仍堅持我的觀點。到點名時,犯人滕豔萍命令犯人姚麗、鞏玲玲、劉春華、史露瑩、張凱華、王小英、于波、任文昕等人強行給我穿囚服,她們十多個人撕扯著我給我穿囚服,把我按倒在地上,又拖到走廊點名,我高喊「法輪大法好」,嚇的她們趕快用透明膠把我的嘴封住。監區長康亞珍急了,用手打我的嘴巴子,不讓我喊「法輪大法好」,並說了看住她不許煉功的話。犯人尚海豔人高馬大,強行按住我,想迫使我下蹲,但沒成。

晚上我發正念時,被犯人滕豔萍制止,犯人劉春華,史露瑩把我從床上拽起摔在地上。第二天早晨,犯人董文、劉春華、史露瑩、尚海豔、慕玉蘭、趙華、張薇,幾個人把我按倒在地上,強行給我穿囚服,打被摞。我不配合,頭髮被揪的滿地都是,犯人吳迪跪在我的身上,犯人劉春華跪在我的頭上,改造大隊長於洪波命令犯人把我拖到一個低於零度的小屋裏,用極重的酷刑──上大掛,把我掛了十七個小時。在那裏,刑事犯穿著厚重的棉衣,一進屋就能凍透,當時的我只穿了一件線質小衫和比襯褲稍厚點的褲子,為了能讓我更痛苦,在前半夜,給我周圍罩了一條薄被子,後夜最冷時,把被子撤掉。我的手、腿、臂凍的僵硬,身體像撕裂一樣的疼,我知道那些犯人們也不忍心,她們知道我有多好。也說,你真是好人,可我們也得掙分回家呀。還說你真挺厲害,刑事犯用這種刑,不到兩小時,讓說甚麼就說甚麼,讓幹甚麼就幹甚麼……我不怨恨她們,只是為她們生在這世道而悲哀。最後是以我出去站著,包夾替我報名而結束這場迫害。

二零一三年一月底的一天,監獄要給犯人辦甚麼醫療保險,要交七十元錢,我說我很健康,不需要醫療保險,不辦,當時也得到認可。可是照相的時候,卻還是要我去照,我不配合,我的包夾也不忍心再折磨我,就躲出去了。獄警崔岩命令犯人董文必須把我弄出去照相,她們就幾個人把我從床上抬起,連拖帶拽,摁到凳子上,我低頭,他們就揪住我的頭髮拽,我不管疼痛,就是不讓照,那次我又被揪掉了很多頭髮。然後就不管了,當時我光著腳,自己走回寢室。扣錢時她們沒有扣我的錢,但出監時從我丈夫那裏要挾去的。

二零一三年一月三十一日,距新年只差幾天時間,三監區把其他同修送到十一監區迫害,因當時邵影要出監而沒有走,然後就是我和賀春華留下來了。犯人們也替我高興,她們都知道十一監區是「獄中獄」,連刑事犯都不願意去。可是好景不長,僅兩個月時間,在管改造的獄長史耕輝的堅持下,四月九日,我和賀春華又被劫持到十一監區。在那裏我又一次遭受了非人的折磨。

(三)在女監的「獄中獄」遭受毒打

剛到那裏的時候,管改造的大隊長戈雪紅把我叫到一間屋裏,先是談了一些希望我支持她的工作一類的話,然後就開始搜身,在十一監區和九監區那種搜身是侮辱性的,要脫光所有的衣服,但一般都是犯人動手,獄警而且大隊長親自上陣還是第一次,她說她有底線,那就是我遵守監規,剩下的都好說。我只是講了我們的緣份,甚麼也沒有答應她。之後,我被帶到一個屋裏,要求碼坐、穿囚服、蹲報點名。我不配合,就來了很多人,有拽頭髮的,有踢踹的,也有跪在我身上的,我知道的有個叫趙岩(音)的小孩兒,她說是被派來幫忙的。還有一個人說:「上十一監區來試深淺來了?你也沒看看這是甚麼地方!」,說著又一陣拳打腳踢。看這一切都不管用,就有人說,罵她的師父,她就不敢了。又有人出主意把我的衣服都扒下來,不穿囚服就甚麼都別穿。然後打開窗子凍我,但是這對我無濟於事,我被摁倒在地上,四月份的風吹著我,我卻一點沒感到冷,還以為是地熱呢!身下的地板熱呼呼的。當這一切都不起作用時,她們就拿來了手銬,把我的雙手背銬在床上,下面放一個小板凳,還是要我碼坐,我踢開板凳,就那樣蹲著。幾個小時之後,戈雪紅來了,說她要下班了,如果我答應就可以給我鬆開,我說:「我有一條命夠吧?」她走了,這時給我戴的手銬已經勒到肉裏,手腫的像麵包。直到現在手銬刻出的傷痕還在。後來主管生產的犯人何冬梅找來我的同修,之前就到那個監區的,在那裏想見到沒「轉化」的同修幾乎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很珍惜,和她談了許多。主管的犯人也說監區條件在改善,特別是對我們這些沒「轉化」的法輪功學員,但要一點點的,不可能剛來就全部放鬆,一點點會體會到這裏的變化。在十一監區和九監區一樣,除了不給放污衊錄像外其它迫害方式一樣,每天從早上五點半起來坐矮凳,直到晚上八點半。洗漱、上廁所都要定時,就這樣被迫害了五個月。

五、被劫持到洗腦班迫害

五個月後,即二零一三年九月九日,冤獄期滿,我要回家了。然而走出「二門」時等待我的卻不是家人,而是全副武裝的警察。站了一排,而且是一輛很長的車,玻璃全是黑的,我當時能認出的是我們當地的「六一零」主任石平和民警常貴軍,後來認出一個人是劉佳忠。後來在路上我又看到了李俊立,其餘人都不認識,據說有醫生,還有兩個小女孩,是協警。進到車裏才知道,人家都說刑期滿後走出監獄「大門」,可我竟不知道「大門」是甚麼樣的,直接被從「二門」劫持到建三江青龍山「洗腦班」。

去接我的姐姐,聽說我又被劫持了,當時就暈過去了。她痛恨那些沒人性的傢伙,因為家裏還有一個患癌症晚期的姐姐等著見我呢,她盼了好久,終於等到這一天,卻連人的影子也沒見到。最後姐姐就是帶著這樣的遺憾走了。

被劫持到青龍山洗腦班時的十多天裏,我仍是本著善化所有生命的原則,希望能用自己善念和智慧去改變他們。我和他們談我的認識,希望能解開他們心中的結。包括那個叫顧松海的,我不管他是誰,在我這裏都是被邪黨謊言迫害的眾生。我也在和他談,他看起來很誠懇的樣子,但是我提給他的問題他無法解釋,用無神論根本解釋不了。

大約是二十號吧,他們找來了邪悟者,高英和吳秀華,看到這些人,我覺的很親切,畢竟同修過一部法,對常人我都有那樣的慈悲,何況是曾經的同修呢?我希望能讓她們清醒,所以我耐心的和她們講。但是他們沒有耐心了,或者是對邪悟者信心不足吧。二十三日晚上,開始對我施用酷刑。從早上開始就讓我站著了,一直到晚上,腿很硬,腫了。晚上他們把我帶到會議室,有三個男孩看著,後來知道他們叫朱少鵬、周景峰、金言鵬。他們把我的兩個手腕用毛巾包上,銬在床上,身體保持半蹲的姿勢,站不起來,也蹲不下去,在身體下方放著我師父的法像。我還奇怪,這是甚麼刑,但馬上我就感覺到它的迫害強度了,因為已經站了一天,經這麼一蹲,馬上就有虛脫的感覺,喘不過氣來,甚至大腦處於混沌狀態,意識都集中不起來,疼痛難忍,甚至一秒鐘也堅持不住了。我急速地喘著氣,虛汗直淌。後來聽陶華說,很多人都受過這種刑。我調整了一下心態,開始背《轉法輪》,慢慢的,沉靜下來了,呼吸均勻些了,過了幾小時,陶華來看我怎樣了。我就說:「你們這樣沒用,強制改變不了人心。」這時金言鵬警告我:「沒人願意動你,你老實點。」我就知道他們也打人。陶華看我不答應就走了,這時疼痛又一次襲來。朱少鵬,剛去的時候,我跟他講了很多,這時他勸我說:「來這兒的人都‘轉化’了,不管真的也好、假的也好,何必遭這份罪呢?」他說,這還是輕的呢,沒想整你,要想整你,有更厲害的。我就想還有同修遭受更痛苦的折磨。大約到後半夜兩點多鐘時,我的腿沒知覺了,支撐不住,但是我當時就想,寧可死也不「轉化」。我說了我的想法之後,金言鵬說:「想死,哪那麼容易?讓你生不如死。」說實話,那種痛苦真的是讓人生不如死。我也知道了為甚麼到這裏的人都說這裏是人間地獄。

其實這還只是肉體上的痛苦,精神上的痛苦更讓人無法面對。當屈服於淫威妥協後,接踵而來的就是每天都要違心的說假話,罵大法、罵師父,否則就再用刑。現在的常人說一句假話可能不覺的怎樣,因為社會就這樣,大家都習慣了。可是經過了「真、善、忍」洗禮之後的法輪功學員,已經把「真」刻入骨髓了,我已經有很多年都沒說過假話了。在洗腦班裏,感覺自己就像一個雙面人一樣,那種卑劣讓自己不齒。忘恩負義、背信棄義。常人還講「一日為師,終生為父」,而在這裏卻要被迫違背人倫,辱罵恩重如山、如天的師父和大法,讓人覺的已經沒有了做人的根基了,良心、道義無存,沒有活下去的勇氣。我也理解了為甚麼有人被迫害的精神失常,有人從洗腦班回家後就自殺了,因為做人的根基被毀掉了。

六、第二次被綁架到洗腦班迫害

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五日上午八點二十分左右,前進農場中學校長蒙鶴鳴找我丈夫,叫他到樓下蒙鶴鳴的私家車裏說點事,蒙說:「政法委要找蔣欣波談一談。」接著就把我的丈夫拉到農場辦公樓前,此刻門口已聚集了六、七個人,其中包括農場中學書記楊慶玉等。蒙鶴鳴讓楊慶玉也上車,他們一同乘車來到我家。說省裏六一零回訪,要我配合。我聲明自己是承受不住酷刑而違心「轉化」的,不可能再去配合回訪,並給他們講真相。蒙鶴明接了電話先出去了,其實是去報信。不久,就有人敲門。打開門,湧進來一夥人,其中有政法委副書記張國平、公安局副局長阮東、街道辦主任李智等十多人,他們拿著兩台攝像機進屋就錄這錄那。阮東檢查了丈夫的電腦,又跑廚房和陽台亂翻一氣。警察徐大彬叫囂著:「還能成佛祖怎麼的,這是共產黨的天下。」三、四個警察闖到兩個臥室搜查,把正在臥室睡覺的女兒叫醒並控制起來。

張國平和阮東輪番逼迫,讓我認可自己已經被「轉化」,我不配合。最後張國平說:「在這裏說不通,那就找個地方說,到青龍山去說吧。」阮東第一個動手,拽起我的右胳膊,見其他人都沒動手,阮東氣得大叫:「還等甚麼?怎麼都不上呢?」接著徐大斌、石平等五、六個人把我抬起來拖下樓,塞進車裏。在車裏,左右一面一個協警緊緊鉗制我,前面坐在桌子上的小協警壓著我的頭,那輛車正是去女監劫持我的車,叫巡迴審判車,很大,車裏有桌椅。我再一次被送到洗腦班迫害。

我的丈夫、女兒親眼目睹了我被綁架時的慘狀,非常擔心。他們知道洗腦班多麼殘酷,不知道我這次去還是否能活著回來。就幾次去洗腦班要求見我,都被拒絕,他們就更加擔心了。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想到了請律師通過法律途徑接見,以確認我的存在。然而沒想到的是律師竟被綁架,並被打折肋骨,正義人士亦被關押,甚至預謀判刑。而我丈夫自己也被警察傳喚,逼迫做違心的事。更甚至在接我的時候,在青龍山洗腦班被限制人身自由,強制寫「三書」。當時我丈夫質問:我也沒練過,怎麼談得上「轉化」、悔過,這不是笑話嗎?但是房躍春罵罵咧咧的,看似不寫就不能走出那個大門了,迫於淫威,丈夫就範了。

但是即使這樣我還是為這些人擔心,說心裏話,我沒有恨,雖然他們讓我背信棄義,讓我幾乎成了行屍走肉,痛不欲生,我還是替他們擔心,因為他們被矇蔽的很深。洗腦班不僅是迫害大法弟子,它也在毒害著在那裏的所謂「工作」的那些生命,如果洗腦班解體了,他們或許會反思,最起碼不會再給自己加更重的債了!所以我希望大家都能做出努力,結束這場迫害,使人心向善,道德回升,天道昌明,萬象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