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爾濱阿城區常麗萍女士十四年的風雨人生路

【明慧網二零一三年七月二十六日】（明慧網通訊員黑龍江報導）哈爾濱市阿城區法輪功學員常麗萍女士，一九九九年六月修煉法輪功後身心受益。自九九年七月中共江澤民政治流氓集團迫害法輪功後，她曾四次被綁架，被強制洗腦，兩次被非法勞教，十幾年來遭受了難以想像的酷刑折磨與精神凌辱，家庭及親友也因此遭到了難以承受的株連迫害。

常麗萍女士二零零四年八月到二零零七年七月被勞教迫害的這三年，正是她兒子上初中的三年。三年的時間，才十幾歲的兒子頭髮白了許多。當她從勞教所回家時，兒子拿出了一疊日記本、筆、書，還有三好學生獎狀，對她說：「媽，這是我初中三年得的日記本和筆，還有書，你兒子沒有給你丟臉吧。」她兒子異常平靜的說：「媽，這三年我一個好朋友都沒有，同學都遠離了我。有一次，一個同學和我一起玩籃球，他爸爸二話沒說，伸手就打他，不讓他和我玩……」

下面是常麗萍女士自述她這位普通中國婦女十四年來的風雨人生路。

一、真善忍開啟了塵封已久的心鎖

我一九六八年出生在東北一個偏遠的農村，自幼體弱多病，幹不動體力活，父母為我的一生幸福著想，把我嫁到了城裏。婚後丈夫對我體貼入微，時時處處呵護我。可身體上的病痛折磨與找不到人生真諦的迷茫，使我性格變得非常暴躁，動不動就發脾氣，一有不順心的事就生氣、發火，莫名的煩躁與不安一直纏擾著我。老實憨厚的丈夫一再遷就我，還經常告訴兒子別惹媽媽生氣，乖巧的兒子很懂事。這種遷就使我在家養成了說一不二的習性，不管我說的對與錯誰也不能反駁，我漸漸的變成了一個蠻橫、專斷的女人。

在遠去的那些歲月裏，身體健康對我來說只是一個美麗的幻想。如果說身體上的病痛無奈之下不得不承受，可找不到生命存在的真正意義，卻在心靈的深處使我對人生感到了絕望。我在內心無數次的呼喊：人啊！你究竟為甚麼活著？

直到有一天，一次神奇的偶遇，徹底改寫了我的人生軌跡。那是在一九九七年，有一天，我看到一個賣饅頭的女人胸前突然放射出三道金光，非常耀眼，我趕緊追上前去問她：你身上帶著甚麼東西閃著金光啊？她說自己是法輪功學員，帶著法輪功徽章。原來我看到的金光是徽章發出來的！太不可思議了！

我好奇的問這問那，她勸我說你煉法輪功吧；我一聽還煉功啊，我覺得接受不了，我就按「真善忍」做一個好人吧。就這樣「真善忍」在我人生的谷底第一次開啟了塵封已久的心鎖，盪滌著心靈的污垢。

一九九九年六月，就在烏雲壓頂、山雨欲來的前夜，我終於有幸走進了法輪功修煉者的行列。當同修在學法組上為我放李洪志師父的教功錄像時，我的心靈再一次被震撼了！這不是師父嗎？這不是我找了幾生幾世的師父嗎？對，這就是我要找的！那種神聖無與倫比！那種久違的親切無以言表，那一刻我的心都在流淚。我為自己的生命終於有了歸宿感到萬分的幸福，「真善忍」在濁世中再一次把我托起！

當我認真讀完一遍《轉法輪》後，明白了人生經歷中許許多多不解之謎原來都在這本書裏，我慶幸自己找到了生命返本歸真的路，心情非常激動，真有相見恨晚的感覺。就在我剛剛學法的第三天，午睡的時候，感覺像躺在冰窟窿裏一樣凍得不行了，醒來後卻覺的身體非常舒服，我知道是師父在為我淨化身體。此後我非常投入的學法、煉功，嚴格按照「真善忍」的標準要求自己。

我不知道身上的多種疾病甚麼時候沒的，走路一身輕了，過去走幾步路就會喘，現在不喘了，一直折磨我的氣管炎、肺炎、關節炎、胃炎、腎炎都不翼而飛，我非常驚喜自己的變化。從此我變的開朗樂觀，遇到矛盾能看自己的不足，不再亂發脾氣了，凡事都能為他人著想。親人鄰里看到我的變化都為我高興。

二、堅持煉功遭迫害

就在我剛剛迎來人生最幸福的時刻，中共江澤民政治流氓犯罪集團就迫不及待的開始了對法輪功的邪惡鎮壓。一九九九年七月下旬，乾坤顛倒，黑雲壓頂，電視、廣播一遍又一遍的播放誣蔑法輪功的內容，我被這突如其來的罪惡驚呆了。接下來的日子裏，迫害不斷升級，中共當局開足了馬力，利用電視、報紙、廣播等所有的宣傳機器，鋪天蓋地的造謠、誹謗，大有天塌之勢。

看到這麼好的功法被打壓，慈悲的師父被中共惡毒的謠言中傷，大批法輪功學員被警察抓捕，我哭了。我一遍一遍的在心裏問自己：在中國做好人就這麼難嗎？就這樣我一邊看《轉法輪》，一邊對著電視看，發現電視一直在撒謊，我確信自己的信仰沒問題，法輪功沒有錯。我一如既往的堅持學法，煉功點被解散了，我就自己在家學。面對江氏流氓犯罪集團極盡能事的對法輪功和李洪志師父的栽贓、嫁禍與抹黑宣傳，大量的民眾被謊言欺騙，帶著仇恨心理對待周圍的法輪功學員，甚至參與了綁架、陷害他們。

江氏為一己之私與中共互為利用，荒謬的發動了這場史無前例的對真善忍的大迫害，毒害了多少無辜的世人啊！我不能在罪惡中沉默了，我要走出去告訴人們：法輪大法好！法輪大法是正法！還我師父清白！

二零零零年四月十九日早，我在滌綸廠廣場煉完功正準備回家，被阿城市城北派出所警察劫持到派出所。他們叫陳亮看著我，我告訴他我沒做任何壞事，要求放我回家，他不放我。後來辦案人任廣林到我家搜書，搶走了我手抄的《轉法輪》，並以此為由把我綁架到阿城第二看守所。

三、株連迫害毒害家庭

我父親和丈夫到派出所找任廣林要求放人，他說自己說了不算，上面讓寫保證，不寫就不能放人。父親就到阿城中共紀檢委找徐進主任，要他幫忙把我保出來。徐進和父親來到看守所，徐進也讓我寫保證書，說不寫他也保不出去。父親還找來了我四姨勸我寫保證，我堅決不寫，父親生氣了，上來就給我兩個大嘴巴子，四姨也伸手打我。此刻我的心裏非常難過，不是因為疼，是心在痛，因為四姨平時對我特別偏愛，突然這樣我接受不了。看不過去眼的小弟上前拉開了他們。

一天，丈夫和任廣林又來到看守所，丈夫以頭撞牆，並用自殺相威脅，逼迫我寫保證，我心裏像刀絞一樣。我沒寫，丈夫哭著走了。他走後，我哭了兩天。還有一天，任廣林又帶我家人來到看守所，任叫我父親寫保證書，說讓我按手印就行。我不按，父親和大伯就拽著我的手，強行按上了手印。

二零零零年五月三十一日，我被放出看守所，家人被派出所警察勒索了一千元「保證金」。據任廣林說是徐進擔的保，不然得交五千元，交一千元是給徐主任的面子。丈夫還向看守所交了飯錢（我於二零零一年將一千元「保證金」據理要回，時至今日，許多法輪功學員被警察勒索的「保證金」仍被公安部門非法侵佔）。

到家之後，我發現大法書一本也沒有了。弟媳告訴我，所有書都被父親和丈夫撕毀了。我問父親書哪兒去了，父親騙我說被城北派出所警察拿走了。於是我在六月十九日下午，到城北派出所找任廣林要書。因這天許多法輪功學員到看守所，要求阿城中共當局無條件釋放被非法關押的同修，很多人被劫持到城北派出所。

丈夫托關係到派出所找到指導員，他就讓丈夫把我帶回家。同去的還有我老姨夫，見我出了派出所，在眾人面前一邊走一邊打我。到家後，母親和丈夫怕我再出事，就二十四小時不間斷的輪班看著我，說是父親讓他們這麼做的，我知道這都是因為這場邪惡鎮壓，中共大搞株連迫害造成的。就這樣我一個好好的家，被中共搞成了囚禁我的牢房。

四、依法上訪被非法勞教

可我不能總是這樣被看管，「真善忍」遭誹謗，世人被謊言毒害，我必須走出去證實法，向世人講明真相。二十一日早，丈夫著急上班走了，趁母親還沒到我家，我從家裏跑出來獨自一人去了北京。次日下午我來到天安門廣場，找到那裏的警察說：我是來證實法的，法輪大法是正法，政府打壓法輪功是錯的。這位明白真相的警察說：你證實完法就回家吧，我知道了法輪功是好的。

一想到家，我就感到恐懼，於是我在天安門門洞裏坐了一宿。第二天一早我又走上了天安門廣場，繼續向世人講明真相。一位放風箏的老大爺說：孩子你證實完法就回家吧。我真想回家，可一想到家我就恐懼，那種日子沒法過。我執意要去信訪辦上訪，這次警察把我抓了。

我被關進了天安門附近的一個派出所，丈夫求阿城市公安局駐京辦事處滕某放了我，他說不能放。後來我又被滕某等劫持到哈爾濱市公安局駐京辦事處（京濱飯店十七樓的一個儲藏室裏），幾天後，黑龍江滌綸廠公安處王長河、阿城市城北派出所警察王雲峰和一個女的，把我從北京劫持回城北派出所。他們羅織完陷害我的黑材料後，王雲峰等就把我非法關進了阿城第二看守所。期間我和其他法輪功學員絕食反迫害，遭到了野蠻灌食。

八月十日，在沒有通知家人的情況下，我和其他九名法輪功學員被劫持到哈爾濱市萬家勞教所。

五、讓人轉壞的勞教所

在哈爾濱市有一個非常邪惡的中共集中營，它就是被稱為人間地獄的萬家勞教所。剛到勞教所，我們十人就被副所長史英白和七大隊副隊長張波唆使一幫子人「圍攻轉化」，那些人七嘴八舌說個不停，還說到這裏來就是為了「轉化」。我當時一聽就哭了，怎麼會這樣啊，做好人難道是為了轉化嗎？我從沒見過這陣勢，被弄懵了，大腦一片空白，只想回家，就這樣我糊裏糊塗的就被所謂的「轉化」了。之後有兩個同樣被欺騙的同鄉找到我，把她們已經寫好的給阿城市政府的信要我簽字；我說你寫的甚麼我得看看，她們不讓我看，說你簽字就行了，我就簽了（二零零一年一月十三日我回到家後，聽說那封信被阿城「六一零」的人拿到看守所念了，目的是「轉化」其他法輪功學員，我當時就感到被利用、被愚弄了。）。

後來我被調到另一監室，這裏的法輪功學員都沒有被「轉化」。我心頭一震，原來勞教所裏還有沒「轉化」的法輪功學員。在這裏經常有法輪功學員被關小號、受酷刑。有一個叫張玉蘭的法輪功學員（二零零一年五月震驚中外的「萬家慘案」遇難者之一）對我說：常麗萍你錯了，你法學的太少了，這屋裏的人沒有「轉化」的，「轉化」是錯的。我感到震驚，對她說：張姨我現在就想早點回家，不想在這呆了，錯了，我回家再改吧。張玉蘭說：你回家好好看看《轉法輪》。我答應著。

十月一日前，張波把被「轉化」的人集中在一起，以減期十天為誘餌，要求這些所謂被「轉化」的人排練歌頌中共的歌曲。我想回家，可是當我站在人群中，突然感到一種從未有過的莫名恥辱，於是我走出來對張波說：我不會唱歌，我不參加了。張波又用減期誘惑我，我說不要減期了。後來張波又要我做「包夾」，就是監控其他法輪功學員的言行，然後向警察彙報。可是，當我看到那些在魔難中用生命衛護真理的信仰堅定的法輪功學員時，我見證了那些「真善忍」鑄就的一個個高貴的生命，我後悔了，那種發自心靈深處對她們的愧疚感痛苦的煎熬著我。此後，我拒絕再做「包夾」。

由於勞教所環境惡劣，二零零零年十月份，我的腿腳生了疥瘡，四個腳趾的關節處都爛的露了白骨，腿腫得很粗，每天都流出很多膿水，腥臭難聞。我經常疼的渾身打顫，可我從不敢與人說起，痛苦的忍受著。因為我看到有一個法輪功學員腳上長了疥瘡，被勞教所的獄醫用鋼勺刮得鮮血直流，疼的死去活來，我害怕遭到如此的迫害。我在這裏染上的疥瘡，直到二零零一年一月十三日我被釋放回家時也沒好。

六、隨「六一零」作惡的恥辱

二零零一年二月的一天，有人到我家告訴我說：「六一零」的人找我們有事，我們十個人都得去。我問她甚麼事，她說不知道，就這樣我們去了。到那才知道，原來是阿城「六一零」的人要我們去亞溝洗腦班「轉化」法輪功學員。我內心憤怒了，這不是在利用我嗎？我知道又被他們騙了，感到奇恥大辱。可是屈於他們的淫威，我沒敢表露出來，被迫跟著去了。

在洗腦班，「六一零」的頭目王風春對我們說：上級撥了很多錢讓蓋監獄。在回來的車上，「六一零」的人拿出錢來說給每個人五十元，我不要這骯髒的錢。他們說這是給你們的，每個人必須拿。我心想，這不是出賣良心的錢嗎？可是我又不敢不拿，我怕「六一零」的人知道我和別人不一樣，報復我，就違心的拿了。

回到家後，我把內心的屈辱對著老實巴交的丈夫發洩。丈夫生氣的說：你出去一趟回來就發脾氣，以後誰叫你也不許跟著出去；我說我也不想去呀。我對自己拿了這五十元錢非常懊悔，背著丈夫哭了，這是多大的恥辱啊！後來又有人找過我幾次，說去紡織學校的洗腦班和阿城看守所「轉化」法輪功學員，都被我嚴詞拒絕。

七、走出迷茫

二零零一年我從勞教所回到家後，有一段時間，丈夫和孩子不能碰我，他們說我身上帶電。我手不能摸床，一摸床就有電，不能坐凳子，一坐凳子就碎，幾天之內家裏四個凳子都被我坐碎了。我知道這是因修煉過法輪功在我身上出現的超常體現，在其他法輪功學員身上也發生過這種神奇事。我在心裏說：錯了，「轉化」真的錯了。這時我想到了看書，看看自己到底錯在哪裏。可家裏的大法書籍都被毀了，到哪兒去找書啊。我就跟丈夫發脾氣，要書，可丈夫也沒有辦法啊。

那段時間我不止一遍的回想和張玉蘭的對話，一遍遍的在心裏問自己：當初為甚麼修煉法輪功，這個法到底怎麼樣，師父正不正。想到法輪功徽章放射出的神奇金光；初次看李洪志師父教功錄像時的那種神聖；法輪功把我從一個滿身病業的絕望之人改變成一個健康、向上的人；親友見證我身心變化後的那份驚喜；那種生命被「真善忍」醍醐灌頂後的昇華；返本歸真的久遠期盼……那一幕幕令我刻骨銘心，我淚如雨下。

就在我為找不到大法書籍而愁眉不展時，有一個素不相識的法輪功學員找到我，給我送來了一本《轉法輪》，說是特地給我送來的。我手捧《轉法輪》如獲至寶，我慶幸自己在生命谷底時，和好心的法輪功學員總是能不期而遇，我非常珍惜來之不易的這份善緣，冥冥之中是「真善忍」在為我生命導航啊！

八、遭警察毒打、綁架、再毒打……

二零零二年四月的一天，我在路上碰到了城北派出所的曲彥武，我告訴曲「法輪大法好」，他便瘋了似的把我拽到派出所，當時就把我的皮夾克拽壞了。曲彥武等三人，一邊對我拳打腳踢，一邊拽著我的頭髮往鐵籠子裏推，我拽著鐵欄不鬆手。這時我父親來到派出所看到了這一幕。讓我再次感到傷心的是，父親不但不譴責警察的暴行，反而對我大罵，讓他們使勁打我，往死裏打。父親的每一句話都深深的刺痛著我，我搞不懂父親為甚麼這樣對待他的親生女兒，我的心在流血。最後他們幾個人打累了，才氣喘吁吁的停手。劉偉仁和曲彥武強迫我母親替我寫了不煉功的保證書，才放我回家。

四月十九日，劉偉仁、曲彥武再次把我綁架到阿城第一看守所，劉搶走了我家的影碟機，後來丈夫多次據理索要才要回來。在看守所，除牢頭外，所有人都被警察強迫盤腿坐在板鋪上，叫碼坐，腿疼的受不了也不許動。有一次，獄警羅煥榮看我不順眼，一邊大罵一邊跳到鋪上用皮鞋踢我，之後又和另一人給我戴上腳鐐子，用手銬把我銬在牢房的鐵欄上，九天九夜不讓我睡覺和上廁所。羅還陰險的對我說：你絕食呀，我好給你灌食；我說：我不絕食，不讓你迫害我。羅一邊大罵，一邊強迫刑事犯給我餵飯。

有一天，羅煥榮還唆使刑事犯把要嚥氣的男犯抬到我眼前，停放了好一會才抬走。還有一次，羅強行把我帶到一個陰暗的屋子裏，屋裏有一張床，羅說：這叫死人床，如果你還煉法輪功就把你綁在上面，羅一邊罵我一邊用皮鞋踢我。我不停的高喊「法輪大法好」，羅更加氣急敗壞，最後羅打累了才把我帶回牢房。

看守所一個女警察對我說：「你就是常麗萍啊，你非常頑固，你知不知道，看守所、勞教所這些酷刑都是給你們法輪功準備的」 。

二零零二年六月四日，經受了種種折磨的我，被放出了看守所。當時的辦案人，城北派出所的曲彥武對我父親說：回家你們看好她。到家後，父親就讓我丈夫看著我，又讓我母親每天白天來看著我。

有一次，城北派出所的警察對我丈夫說：「這樣的媳婦你還要她幹啥，離婚算了，就憑你又有工作，又有房子，找啥樣的沒有，你看你媳婦有啥，沒工作，啥也沒有。」丈夫說：「我媳婦有顆純潔的心，誰也比不了。」

九、再綁架 「六一零」行賄劫持勞教

二零零四年八月二十六日早，城北派出所的劉偉仁、曲彥武、崔永福等六人非法闖進我家進行流氓式的抄家、抓人。曲彥武等人又惡意編造了我是被人舉報的謊言材料，強迫我老姨在一張紙上簽字後上報，就把我綁架到了阿城第二看守所。到了看守所，所長李曉光就強迫我坐鐵椅子。

為了逼迫我在警察製造的表格上按手印，李曉光和高秀文劈頭蓋臉的對我就是一頓拳打腳踢。打累了，李曉光就一邊大罵一邊指使兩個男犯人拽我的手強行按手印。我忍無可忍拿起油印盒猛的摔在了地上，他們才停手。之後，李又唆使兩名男犯把我的雙手銬在牢房窗戶的鐵欄上，不許我上廁所。

就這樣折磨一段時間後，我出現了嚴重的冠心病症狀。後來我被三次送進萬家勞教所都被拒收，阿城中共「六一零」打手王曉光和吳達等仍不罷休，就用當地的土特產收買萬家勞教所警察，不檢查身體，把我強行綁架到了勞教所。

十、罪惡的萬家勞教所

（一）上大掛後再注射不明藥物

剛進勞教所，姚福昌（科長）就用皮鞋踢我，接下來吳寶雲就拽著我的頭髮，從一樓往三樓的集訓隊拖。吳看我走路太慢，就動手打我，邊拖邊打。到樓上不容分說就給我上大掛，吳寶雲和李春霞每人拽我一隻手用手銬銬上後，就把我雙臂抻開，分別銬在兩張鐵床上，我的手被銬在鐵床的上鋪，腳跟離地，我頓時感到疼痛難忍，上氣不接下氣，就要暈過去了。這時他們又叫來獄醫給我注射了不明藥物，打完藥後，我感到頭腦一陣眩暈、混沌、麻木，好像甚麼也想不起來了。

（二）超負荷奴工勞作

後來我被劫持到七大隊，被強迫超負荷奴工勞作，包括重體力勞動。隊長張波強迫我們裝卸汽車，每天早晨五點起床，晚八點半才收工，這還是早的。張波給定的任務完不成就不許睡覺。有年齡大的法輪功學員完不成，張就強迫全監室所有的人陪著，誰都不許睡覺，以此來挑動其他在押人員仇恨法輪功和法輪功學員。有一次挑玉米籽，大家完不成任務，被強迫加班到半夜一點鐘。有時其他在押人員完不成任務就讓其拿到監室裏接著幹。生活中我們常用的牙籤、冰棍桿、串烤肉的竹籤、精裝大米的紙袋子等等，很多都出自於萬家勞教所的奴役、剝削。

（三）精神摧殘

萬家勞教所除了肉體上迫害法輪功學員之外，還從精神上摧殘她們，這種摧殘的殺傷力甚至超過對肉體的迫害，它在摧殘著人們的良知和善念。萬家勞教所威逼法輪功學員和其他在押人員寫加入中共邪黨的申請書，不寫就用刑。我曾因此被吳金花打嘴巴子、罰蹲，直到逼我寫才罷休。每天早上張波都指使犯人強迫法輪功學員宣誓，對我們強行洗腦，稍有微詞就用酷刑。我曾因不唱歌功中共邪黨的歌曲被一姓徐的獄警打嘴巴子。

每隔一段時間，勞教所就搞一次大搜查，包括搜身、搜行李，等等。他們美其名曰安全檢查，實質是搜法輪功學員手中的經文和抄經文的筆，並藉此製造恐怖氣氛。一次，她們在翻我家人送的東西時，發現我丈夫給我送的魚肉是剝完刺的，非常驚訝。警察謝秋香對我說：「常麗萍，你在勞教所，你丈夫給你送的魚是剝完刺的，那麼你在家你丈夫會對你甚麼樣呢？」她理解不了。我說：「他知道我是好人。」

萬家勞教所還有一個最流氓無恥、最陰損無賴的害人招數，就是所有法輪功學員的家屬要想在勞教所見到自己的親人，就必須得先罵法輪功和法輪功師父，並被強迫用腳踩踏放在地上的法輪功創始人的畫像，不然就不讓見家人。我家中的父母、老姨、弟弟、兒子和我丈夫都受到了這種精神摧殘，承受著這種屈辱。其中受害最嚴重的就是我丈夫，他為了能得知我在勞教所的情況，每個月都要去看我一次。

十一、如影隨形的監控迫害

在我走出勞教所那天，家人去接我，城北派出所的曲彥武也去了。曲不讓我回家，必須先到派出所。到那之後，劉偉仁問我還煉不煉了；我反問他：你說我還煉不煉了。他無話可說。為避免節外生枝，我的家人趕緊對他說好話，我才得以回家。在中國大陸的監獄和勞教所等集中營裏，被中共非法關押迫害的法輪功學員被放回後，都被強迫到當地中共「六一零」和公安部門登記，目的是便於繼續監控迫害法輪功學員。

在我被迫害的這些年，經歷了這場魔難的丈夫蒼老了許多，看上去超過實際年齡十幾歲。丈夫為了我能早日從黑窩裏出來，曾無數次的為我奔走，父親也曾無數次的四處托人，但他們遇到的又是甚麼呢？阿城「六一零」的王曉光、吳達等為推脫罪責，把責任往看守所推，看守所又說他們說的不算，讓找「六一零」和國保大隊的人。後來丈夫又找到哈爾濱市勞動教養委員會、黑龍江省監獄管理局、省、市公安部門等，他們除了互相推責任外，統一的口徑都是聽了「上面」的命令，那麼這個神秘的「上面」到底是誰呢？除「六一零」和公安部門的打手外，中共各級政法委、市委、省委，直至邪黨中央的「六一零」、政法委的主要責任人，能推脫得了責任嗎？

十二、魔難中成長的孩子

我被迫害，一家人的生計全落在了丈夫一人身上，很多親人都疏遠我的孩子。幼小的孩子學會了做飯，洗衣服。

二零零一年我第一次從勞教所回來後，整理孩子的衣服時，發現孩子的一件上衣從腋下到底邊都是用白線從外面縫的，縫的密密麻麻的，襪子也是用白線縫的。我問兒子這是誰縫的，他說都是他自己縫的。我問他為甚麼不找姥姥縫呢？孩子的回答令我吃驚。他說：媽，我誰都不用，姥姥說你不好，說你不管我；四姨姥還說不讓我認你當媽，他們還讓我撒謊。媽，你放心，我是好孩子，我沒學壞，我會好好學習的。兒子接著又說：媽，我學會做飯了，明天我給你做飯吃，我還會炒土豆片呢，我都能給我爸做飯了，我炒完土豆片還寫了篇作文，老師說我作文寫得好，讓我在同學們面前念，我很害怕。我說你這麼小怎麼炒的菜，兒子說我站在凳子上炒的，還說：媽，我誰家的飯都不吃，就自己做。

聽了兒子這番話，我心頭陣陣酸楚，眼淚不自覺的掉了下來。但此時我的內心異常清醒，我知道孩子年少的心裏，有一個堅定的信仰在支撐著他，度過了這一千多個難熬的日日夜夜。這些年中孩子和他爸爸往返於看守所、勞教所和家之間。每次見到我時，堅強的孩子從未哭過，並對我說：「媽媽，我知道你是好人，你要堅持住，你不用擔心我，我會好好學習的。」

二零零四年八月到二零零七年七月，我被迫害的這三年，正是我兒子上初中的三年。三年的時間，才十幾歲的兒子頭髮白了許多。從勞教所回來後，看到長高了的兒子，拿出了一疊日記本、筆、書，還有三好學生獎狀，對我說：「媽，這是我初中三年得的日記本和筆，還有書，你兒子沒有給你丟臉吧。」兒子異常平靜的說：「媽，這三年我一個好朋友都沒有，同學都遠離了我。有一次，一個同學和我一起玩籃球，他爸爸二話沒說，伸手就打他，不讓他和我玩。還有一次，一個同學找了好幾個人想欺負我，我一看就從旁邊門跑回家了。」

兒子的中考成績發表了，考上了省重點高中，可是兒子堅持不去，要去普通高中就讀。我說：「考上了就去吧。」兒子說：「媽，咱家現在沒錢，我在普高念書學校給我免費，媽你放心，在普通高中我也能考上大學。」

我為兒子的懂事而欣慰。由於兒子的優秀，和丈夫對我們婚姻的堅貞不渝，逐漸的轉變了親戚們對法輪功的看法，就連學校的老師都讚歎的說：「法輪功家的孩子學習都好，還懂事。」

一天大舅來看我，問我兒子，「你媽這三年沒管你，你恨不恨你媽？」兒子說：「我媽被警察抓去，在勞教所被迫害，我在家吃苦遭罪，我也是被迫害的，我為甚麼要恨我媽呢？」大舅連連點頭稱是。

所有認識我們的人都讚歎法輪功家的孩子特優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