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儒釋道三家思想的影響，宋代文人多抱有經世濟民的夙願又非常注重自身的修養。宋代時常常面臨著外族入侵的危機，北宋時期，遼和西夏經常侵擾邊境，到了北宋末年，金兵更長驅南下，直至傾覆了宋室江山。南宋時，朝廷偏安於一隅。面對中原淪陷、生靈塗炭的形勢，有志之士紛紛主張收復失地、救民於水火，他們學文兼學武，定下了「上馬擊狂胡，下馬草軍書」的報國之志。憂國憂民成為宋代文學的主要基調，留下了許多千古傳頌的名篇，如岳飛的《滿江紅》等作品成為後人汲取精神力量的源泉，反映出一代知識分子的道德良知。以下舉幾個例子。
范仲淹「予嘗求古仁人之心」
范仲淹受儒家兼濟天下和佛家大慈大悲的影響，從小就立下「不能利澤生民，非丈夫之志」的誓言，並一生都堅守這一信念，史載其「少有大節，其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他為官則勤政愛民、獎掖人才，居鄉則自奉儉約、樂善好施，修水利、舉人才、置義田、興義學、濟貧困等。他任參知政事（副宰相）時，提出十條治國建議，重在整頓吏治，因此觸怒了權貴，受到誣陷，以莫須有的罪名被貶為鄧州知州，他將個人的榮辱置之度外，堅持為民請命，歐陽修等人為其辯誣上書朝廷，稱讚范仲淹是「天下至公之賢」。
范仲淹闡發孔孟的精神，立身行道，在《岳陽樓記》中寫下了「予嘗求古仁人之心」：「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乎！」他以古仁人為榜樣，提倡的這種「先憂後樂」的精神成為正直的士大夫立身行一的準則，把人們從物質環境的優劣和個人的得失中超脫出來，掙脫名利韁索，進入無私的境界。史載其「每感激論天下事，奮不顧身，一時士大夫矯勵尚風節，自仲淹倡之。」
面對西夏對北宋的威脅與進攻，作為一名儒家士子，他始終為西北戰事而擔心，並由此「痛心疾首，日夜悲憂」，被任命為陝西經略安撫副使後，帶兵戍守西北。他在抗擊西夏中，運籌帷幄，連西夏軍都說他「胸中自有百萬甲兵」。他體恤士卒，體察民情民意，盡顯其儒者風範，因此又有「儒將」之稱。他以邊塞生活入詞，首創豪放詞風，將邊塞將士戍邊的情景、蒼涼悲壯的審美意境注入詞中，如他在《漁家傲》中寫的「燕然未勒歸無計」、「將軍白髮征夫淚」，就是邊塞將士們憂國思鄉的寫照。
范仲淹與當時的一批重要文人如歐陽修、梅堯臣、蘇舜卿等，主張詩詞要有反映現實、針砭時弊的社會功用，開拓了詩詞的意境，一掃五代時期文壇浮華輕靡的流風，建立了清新、秀美、剛健、婉轉的文學風格。他在《唐異詩序》中寫道：「詩之為意也……鏘如樂府，羽翰乎教化之聲，獻酬乎仁義之醇。上以德於君，下以風於民，不然何以動天地而感鬼神哉？」不僅承續了傳統的詩教觀念，並進而提出「意必以淳，語必以真」的創作要求，其作品在藝術上亦呈現出淳樸、淡遠而真切的特點。
他的很多作品立足於「民」，抒寫民心民意，體現了儒家民為邦本的思想。如他知任鄧州時，適逢鄧州數月乾旱，二麥枯黃，百姓發愁，他更是急在心上，多次向朝廷奏報旱情，並虔心敬意祈禱上蒼，待到普降瑞雪，人們紛紛向他祝賀。他想到來年五穀豐登的情景，百姓有個好收成，於是抒發自己心中的喜悅，在《依韻答賈黯監丞賀雪》詩中寫道：「常願帝力及南畝，盡使風俗如東鄒。誰言吾人青春者，意在生民先發謳。」
范仲淹期盼風調雨順，帶領屬吏於孟春正月祭祀風神，他在《祠風師酬提刑趙學士見貽》詩中寫道：「所祈動以時，生物得咸遂。勿鼓江海濤，害我舟楫利。旱天六七月，會有雷雨至。慎無吹散去，坐使百谷悴。高秋三五夕，明月生天際。乃可驅雲煙，以喜萬人意。」他祈禱風神颳風要大小適時，以使萬物生長，百姓安居，不要刮大風影響水路交通。六、七月間雷雨天，不要颳風吹散雲彩，引起天旱，使莊稼枯黃。秋高氣爽的十五晚上，若有雲彩遮住月亮，要把雲彩吹散，讓天下百姓享受明月清風而欣喜。他理想中的社會則是：「長戴堯舜主，盡作羲黃民。耕田與鑿井，熙熙千萬春」（《依韻答提刑張太博嘗新醞》），希望百姓能夠生活在像堯舜那樣的盛世。
歐陽修「憂民之憂，樂民之樂」
宋代的文人士大夫往往非常重視文學的教化功能。歐陽修在文學觀點上提出「文者以明道」，強調道統的修養，提出「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提倡簡練、平易自然的文風，反對追求靡麗、形式，對宋代和後代文風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被稱為北宋文壇的領袖。
歐陽修認為儒家之道是與現實生活密切相關的：「六經之所載，皆人事之切於世者。」（《答李詡第二書》）孟子曾說：「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歐陽修關心人民疾苦，樂於為民謀福，其為人為文包含著他對國事民情的關切。他在《相州晝錦堂記》中寫道：「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聲詩」，指出要將恩惠德行遍施於百姓，報效國家，這才是士子們所推崇的啊。
歐陽修一生在朝廷和地方居官四十多年，勇於言事，風節凜然。其文章內容充實，形式多樣。他多次上書或著文揭露、抨擊時弊，如他在《準詔言事上書》中說：「從來所患者夷狄，今夷狄叛矣；所惡者盜賊，今盜賊起矣；所憂者水旱，今水旱作矣；所賴者民力，今民辦困矣；所需者財用，今財用乏矣。」在《本論》中又說：「財不足用於上而下已弊；兵不足威於外而驕於內；制度不可為當世法而日益叢雜。一切苟且，不異於五代之時，此甚可嘆也。」他在《原弊》、《準詔言事上書》、《本論》等文中所提出的各種建議，與范仲淹所提出的十項主張互為呼應。他在詩歌《答楊子靜祈雨長句》中，也寫出了「軍國賦斂急星火」、「然而民室常虛空」的社會現實。歐陽修雖官至宰輔，因為他一向支持韓琦、范仲淹、富弼等人的建議，上疏為他們辯護，也被捏造罪名，幾經貶謫。
歐陽修遭貶後，歷任滁州、揚州、穎州、應天府等地方官。面臨逆境，他不計個人的得失，始終堅持自己的理想。他實行「寬簡之政」和仁政愛民之策，「節用以愛農」，使政治清明，百姓安居樂業，他為此而欣慰。然而國家朝政的積弊不能消除，他又心懷沉重的憂慮。他寫了許多以社會現實為題材的作品，以及對歷史題材的吟詠等，抒懷達志。
他被貶到滁州作太守時，與民休養生息，使年豐物阜，且與民同遊，「醉能同其樂，醒能述以文」，於是其筆下便出現了迴腸盪氣的《醉翁亭記》。在《醉翁亭記》中，他以樸實、醇厚和熱情抒發了寄意山水，與民同樂的感懷：身處「翼然臨於泉上」的小亭，「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人知從太守遊而樂，而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意即人們只知道跟隨太守一起遊玩的快樂，卻不知道太守是以能使人們快樂而快樂啊。「樂其樂」、「同其樂」，給世人展現出一幅人間祥和的畫圖。
他在滁州寫的另一篇《豐樂亭記》也是圍繞「先憂後樂」、「與民同樂」這一人生和文學的主旋律來寫的，文中對滁州的歷史故事、地理環境乃至民風民俗都作了細緻的描寫。他寫道：「修之來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安閒……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成，而喜與予遊也。」可以看出，「群山之相環，雲煙之相滋，曠野之無窮，草樹眾而泉石嘉」之美，這並不是歐陽修真樂之所在，他的真樂是「吾君優遊而無為於上，吾民給足而無憾於下；天下之學者，皆為才且良；夷狄鳥獸草木之生者，皆得其宜」，意思是他的真樂在於實現儒家仁政理想：君主寬仁化民，百姓豐衣足食，天下學者都賢德有才能，邊遠夷族鳥獸草木生長都適當合宜。
他在詩作中描繪農村的田園風光，如他在《田家》中寫的：「綠桑高下映平川，賽罷田神笑語喧。林外鳴鳩春雨歇，屋頭初日杏花繁」，綠滿平川、鳩聲悅耳，杏花映日，寫出雨後新晴的濃濃春意及田家生活興旺的氣氛，同時也寫出作者與民同樂的喜悅。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