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天下之憂而憂(上)

談宋代文人的憂國憂民及其文學創作


【明慧網二零一三年六月二十二日】孟子曾說:「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意思是說禹、稷見人有溺水或飢餓,如同身受,這是「人溺己溺,人飢己飢」的仁者之心。中國文學有文以載道和詩言志的傳統,宋代的文人士大夫對傳統文化中所倡導的仁愛有深刻的理解且躬身踐行,並將其反映到文學作品中,范仲淹的名言「先天下之憂而憂」(《岳陽樓記》),正是宋代文人士大夫所嚮往的風範。

受儒釋道三家思想的影響,宋代文人多抱有經世濟民的夙願又非常注重自身的修養。宋代時常常面臨著外族入侵的危機,北宋時期,遼和西夏經常侵擾邊境,到了北宋末年,金兵更長驅南下,直至傾覆了宋室江山。南宋時,朝廷偏安於一隅。面對中原淪陷、生靈塗炭的形勢,有志之士紛紛主張收復失地、救民於水火,他們學文兼學武,定下了「上馬擊狂胡,下馬草軍書」的報國之志。憂國憂民成為宋代文學的主要基調,留下了許多千古傳頌的名篇,如岳飛的《滿江紅》等作品成為後人汲取精神力量的源泉,反映出一代知識分子的道德良知。以下舉幾個例子。

范仲淹「予嘗求古仁人之心」

范仲淹受儒家兼濟天下和佛家大慈大悲的影響,從小就立下「不能利澤生民,非丈夫之志」的誓言,並一生都堅守這一信念,史載其「少有大節,其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他為官則勤政愛民、獎掖人才,居鄉則自奉儉約、樂善好施,修水利、舉人才、置義田、興義學、濟貧困等。他任參知政事(副宰相)時,提出十條治國建議,重在整頓吏治,因此觸怒了權貴,受到誣陷,以莫須有的罪名被貶為鄧州知州,他將個人的榮辱置之度外,堅持為民請命,歐陽修等人為其辯誣上書朝廷,稱讚范仲淹是「天下至公之賢」。

范仲淹闡發孔孟的精神,立身行道,在《岳陽樓記》中寫下了「予嘗求古仁人之心」:「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乎!」他以古仁人為榜樣,提倡的這種「先憂後樂」的精神成為正直的士大夫立身行一的準則,把人們從物質環境的優劣和個人的得失中超脫出來,掙脫名利韁索,進入無私的境界。史載其「每感激論天下事,奮不顧身,一時士大夫矯勵尚風節,自仲淹倡之。」

面對西夏對北宋的威脅與進攻,作為一名儒家士子,他始終為西北戰事而擔心,並由此「痛心疾首,日夜悲憂」,被任命為陝西經略安撫副使後,帶兵戍守西北。他在抗擊西夏中,運籌帷幄,連西夏軍都說他「胸中自有百萬甲兵」。他體恤士卒,體察民情民意,盡顯其儒者風範,因此又有「儒將」之稱。他以邊塞生活入詞,首創豪放詞風,將邊塞將士戍邊的情景、蒼涼悲壯的審美意境注入詞中,如他在《漁家傲》中寫的「燕然未勒歸無計」、「將軍白髮征夫淚」,就是邊塞將士們憂國思鄉的寫照。

范仲淹與當時的一批重要文人如歐陽修、梅堯臣、蘇舜卿等,主張詩詞要有反映現實、針砭時弊的社會功用,開拓了詩詞的意境,一掃五代時期文壇浮華輕靡的流風,建立了清新、秀美、剛健、婉轉的文學風格。他在《唐異詩序》中寫道:「詩之為意也……鏘如樂府,羽翰乎教化之聲,獻酬乎仁義之醇。上以德於君,下以風於民,不然何以動天地而感鬼神哉?」不僅承續了傳統的詩教觀念,並進而提出「意必以淳,語必以真」的創作要求,其作品在藝術上亦呈現出淳樸、淡遠而真切的特點。

他的很多作品立足於「民」,抒寫民心民意,體現了儒家民為邦本的思想。如他知任鄧州時,適逢鄧州數月乾旱,二麥枯黃,百姓發愁,他更是急在心上,多次向朝廷奏報旱情,並虔心敬意祈禱上蒼,待到普降瑞雪,人們紛紛向他祝賀。他想到來年五穀豐登的情景,百姓有個好收成,於是抒發自己心中的喜悅,在《依韻答賈黯監丞賀雪》詩中寫道:「常願帝力及南畝,盡使風俗如東鄒。誰言吾人青春者,意在生民先發謳。」

范仲淹期盼風調雨順,帶領屬吏於孟春正月祭祀風神,他在《祠風師酬提刑趙學士見貽》詩中寫道:「所祈動以時,生物得咸遂。勿鼓江海濤,害我舟楫利。旱天六七月,會有雷雨至。慎無吹散去,坐使百谷悴。高秋三五夕,明月生天際。乃可驅雲煙,以喜萬人意。」他祈禱風神颳風要大小適時,以使萬物生長,百姓安居,不要刮大風影響水路交通。六、七月間雷雨天,不要颳風吹散雲彩,引起天旱,使莊稼枯黃。秋高氣爽的十五晚上,若有雲彩遮住月亮,要把雲彩吹散,讓天下百姓享受明月清風而欣喜。他理想中的社會則是:「長戴堯舜主,盡作羲黃民。耕田與鑿井,熙熙千萬春」(《依韻答提刑張太博嘗新醞》),希望百姓能夠生活在像堯舜那樣的盛世。

歐陽修「憂民之憂,樂民之樂」

宋代的文人士大夫往往非常重視文學的教化功能。歐陽修在文學觀點上提出「文者以明道」,強調道統的修養,提出「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提倡簡練、平易自然的文風,反對追求靡麗、形式,對宋代和後代文風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被稱為北宋文壇的領袖。

歐陽修認為儒家之道是與現實生活密切相關的:「六經之所載,皆人事之切於世者。」(《答李詡第二書》)孟子曾說:「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歐陽修關心人民疾苦,樂於為民謀福,其為人為文包含著他對國事民情的關切。他在《相州晝錦堂記》中寫道:「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聲詩」,指出要將恩惠德行遍施於百姓,報效國家,這才是士子們所推崇的啊。

歐陽修一生在朝廷和地方居官四十多年,勇於言事,風節凜然。其文章內容充實,形式多樣。他多次上書或著文揭露、抨擊時弊,如他在《準詔言事上書》中說:「從來所患者夷狄,今夷狄叛矣;所惡者盜賊,今盜賊起矣;所憂者水旱,今水旱作矣;所賴者民力,今民辦困矣;所需者財用,今財用乏矣。」在《本論》中又說:「財不足用於上而下已弊;兵不足威於外而驕於內;制度不可為當世法而日益叢雜。一切苟且,不異於五代之時,此甚可嘆也。」他在《原弊》、《準詔言事上書》、《本論》等文中所提出的各種建議,與范仲淹所提出的十項主張互為呼應。他在詩歌《答楊子靜祈雨長句》中,也寫出了「軍國賦斂急星火」、「然而民室常虛空」的社會現實。歐陽修雖官至宰輔,因為他一向支持韓琦、范仲淹、富弼等人的建議,上疏為他們辯護,也被捏造罪名,幾經貶謫。

歐陽修遭貶後,歷任滁州、揚州、穎州、應天府等地方官。面臨逆境,他不計個人的得失,始終堅持自己的理想。他實行「寬簡之政」和仁政愛民之策,「節用以愛農」,使政治清明,百姓安居樂業,他為此而欣慰。然而國家朝政的積弊不能消除,他又心懷沉重的憂慮。他寫了許多以社會現實為題材的作品,以及對歷史題材的吟詠等,抒懷達志。

他被貶到滁州作太守時,與民休養生息,使年豐物阜,且與民同遊,「醉能同其樂,醒能述以文」,於是其筆下便出現了迴腸盪氣的《醉翁亭記》。在《醉翁亭記》中,他以樸實、醇厚和熱情抒發了寄意山水,與民同樂的感懷:身處「翼然臨於泉上」的小亭,「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人知從太守遊而樂,而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意即人們只知道跟隨太守一起遊玩的快樂,卻不知道太守是以能使人們快樂而快樂啊。「樂其樂」、「同其樂」,給世人展現出一幅人間祥和的畫圖。

他在滁州寫的另一篇《豐樂亭記》也是圍繞「先憂後樂」、「與民同樂」這一人生和文學的主旋律來寫的,文中對滁州的歷史故事、地理環境乃至民風民俗都作了細緻的描寫。他寫道:「修之來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安閒……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成,而喜與予遊也。」可以看出,「群山之相環,雲煙之相滋,曠野之無窮,草樹眾而泉石嘉」之美,這並不是歐陽修真樂之所在,他的真樂是「吾君優遊而無為於上,吾民給足而無憾於下;天下之學者,皆為才且良;夷狄鳥獸草木之生者,皆得其宜」,意思是他的真樂在於實現儒家仁政理想:君主寬仁化民,百姓豐衣足食,天下學者都賢德有才能,邊遠夷族鳥獸草木生長都適當合宜。

他在詩作中描繪農村的田園風光,如他在《田家》中寫的:「綠桑高下映平川,賽罷田神笑語喧。林外鳴鳩春雨歇,屋頭初日杏花繁」,綠滿平川、鳩聲悅耳,杏花映日,寫出雨後新晴的濃濃春意及田家生活興旺的氣氛,同時也寫出作者與民同樂的喜悅。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