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萬家勞教所、黑龍江省女子監獄遭受的折磨
二零零零年因中共、的迫害，我流離失所在哈爾濱，九月三十日，我和幾位法輪大法弟子被哈爾濱南崗分局惡警綁架到了哈爾濱鴨子圈看守所，三個多月後，被勞教三年，於二零零二年一月十日被送到臭名昭著的萬家勞教所（後改名為前進勞教所）。
剛進勞教所，就被幾個轉化人員送進集訓隊「轉化」，遭受精神摧殘。三個月後，他們對我說：不「轉化」，送七大隊得疥瘡，身上爛著去吧。到了七大隊一看，身上長疥的大法弟子，身體腫脹，銅錢那麼大的膿包，連成一片，流膿流血，真是慘不忍睹。我們按真善忍做好人反而被抓，我們沒有犯罪，信仰自由，我們在一起學法，惡警不讓，拿拖布沾上水打我們，打得手上都是青疙瘩，衣服也扯壞了。
二零零三年八月二十九日，萬家勞教所又一次對大法弟子殘酷迫害，這一次是惡警張波到遼寧馬三家勞教所學習怎樣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惡經驗。這天早晨，院子裏來了很多男惡警，九點鐘開始對我們進行慘無人道的迫害。我在一班，惡警第一個把我拽到禁閉室，我看見七、八個惡警在打一個六十多歲的老年大法弟子，打得滿臉是血，已經起不來了，還在打。他們把我帶到監控室，讓我看監控，只見每一個小屋裏都吊著一個大法弟子。他們問我，你怕不怕，要怕就趕緊寫三書。我說，不寫，你們比（電影裏描述的）日本鬼子還殘忍。他們說，那你就得和他們一樣；然後把我拽到一個小屋裏，把我的手背到後面，戴上手銬，用繩子綁在手銬上吊了起來。
這時全身的重量就都壓在了兩個手腕上，而手腕又被手銬銬著，一會兒的工夫，肉就嵌到手銬裏，鑽心的痛。三個男惡警，一個姓李，一個姓王，一個我忘了姓甚麼，男惡警手裏拿著電棍，叫囂著：你寫不寫？我說，不寫，我修煉法輪功沒有錯，你們太殘忍了，難道你們家就沒有兄弟姐妹嗎？惡警說，你說甚麼都沒用，趕緊寫。這時我的胳膊已經失去知覺了，由於受不了邪惡迫害，違心的寫了不該寫的三書。白天惡警逼迫我們背監規，學甚麼法律，坐小板凳，我們不學，集體絕食抗議，又一次把我們吊了起來，以後稍有不從，便是坐鐵椅子，罰蹲、電棍電，最後又使出了更邪惡的招術，逼迫每天集體宣誓加入邪黨，真是邪惡到了極點。
後來又強制我們到拖鞋廠幹體力勞動。我一個人幹兩個人的活，身體上的勞累和精神上的摧殘，使我的身體出現了高血壓和糖尿病的症狀。記的有一次發高燒，一宿沒睡覺，第二天還得堅持幹活。
大約在二零零四年九月份的一天，惡警張波突然叫我收拾東西，說我被取保了。惡警把我送到門外，我一看沒有家人，是哈爾濱南崗分局的惡警在那裏等著我。就這樣，他們又把我綁架到鴨子圈看守所。幾月後的一天，惡警叫我出去接起訴書，我不接，我也沒犯法。
大約在二零零五年二月份，惡警把我帶到哈爾濱市南崗區法院非法開庭，這個惡黨根本就不講法律，已經勞教我三年，在勞教所裏呆了兩年多了，又說判輕了，又重新誣判了我十一年。這次在看守所裏呆了六個月，大約在二零零五年四月份，把我送到了另一個邪惡黑窩──黑龍江省女子監獄。
在黑龍江省女子監獄集訓隊裏，每天被一名刑事犯看著，叫包夾，上廁所都看著，還有一名惡警包幾名大法弟子，叫所謂的幫教。迫害我的惡警姓井，我剛到不長時間，惡警把我叫到辦公室，給了我一本誣蔑大法的教材叫我看，我不看，就開始打我的臉，手打黑了，用大本夾子打，打累了又叫我蹲著，我不蹲，惡警氣急敗壞的叫來兩名刑事犯打我，踢我的腿，用繩子綁上我的手，讓我蹲著，接著又逼我「轉化」。
二零零六年又開始逼我「轉化」，這一次是監區最厲害的一名刑事犯，叫王鳳英和崔香，又是打，又是罵的，大約一個月的時間，我根本就不動心，他們沒辦法，把我送回集訓隊。同一年，在集訓隊的對面成立了一個甚麼攻堅隊，專門洗腦「轉化」，折磨大法弟子不知用的甚麼刑，我們經常能聽到大法弟子被折磨時發出撕心裂肺的慘叫聲，和那種在酷刑折磨下仍堅持真理的從內心呼喊出的「法輪大法好」的聲音。
到了二零零七年，我要求無罪釋放。我和幾位同修開始絕食，絕了十天。這期間，惡警指使犯人搜查我的東西，把我所有的手抄經文都拿走了。不長時間，惡警把堅定的大法弟子都分到各個監區，留下我和幾個同修，開始對我們迫害，晚上不讓睡覺，罰站、侮辱師父、侮辱大法，罵我們，滿嘴的髒話。我的腿和腳都腫了，血壓也高了，這時只想快點回家，怕一個跟頭栽下去死在那裏。我年老的母親在二零零五年去監獄看我，回來後著急上火，沒幾天就去世了。
我自己還有三個孩子，丈夫去世早，孩子們已經沒了父親，不能再沒有母親。
在黑窩裏呆了七年零二十一天，我於二零零八年十月二十一日離開了黑窩，回到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