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漫談：孔子論樂

【明慧網二零一三年二月十九日】孔子集華夏上古文化之大成，一生以文化傳承、弘揚為己任，在當時就被譽為「天之木鐸」、「天縱之聖」。他對音樂有很深的造詣，能彈奏多種樂器：彈琴、鼓瑟、吹笙、擊磬等，並作詞譜曲，一生重視禮樂教化並躬身力行，強調音樂從道德上感化人心，於亂世中依然自強不息的弘道，他曾說：「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

《孔子家語》中記載了他向魯國的樂官師襄子學習彈琴的故事。師襄子教孔子一首曲子，孔子彈了十日還在練習。師襄子說：「可以學另一首曲子了。」孔子說：「我雖然學會了曲子，但還沒有熟悉它的韻律。」過了些天，師襄子說：「可以學下一首曲子了。」孔子說：「我還不知它所表現的心志。」又過了些天，師襄子說：「可以學下一首曲子了吧！」孔子說：「可我還沒有體會出作曲者是一位怎樣的人啊！」

再過了些天，師襄子問：「知道作曲者是誰了嗎？」孔子說：「我感受到這個人形像高大，目光明亮而深邃，一心要感化四方，心胸寬大能包容天下。他莫非是周文王嗎？」師襄子驚訝的說：「不錯！我的老師講過，這個樂曲名就叫作『文王操』」。隨後孔子以「精粹微妙之義入於神化」的嫻熟技巧演奏了這首曲子，使師襄子佩服得「避席而拜」。

可以看到，孔子學琴不但重視技法「得其曲」，還能通過樂曲的體驗過程悟出「得其數」、「得其意」、「得其人」、「得其類」。「故孔子持文王之聲，知文王之為人」（《韓詩外傳》），孔子從琴聲中竟能辨出文王的志向和胸懷，可見其領悟樂境之深，也可見孔子作為與文王、周公一類的中國文化人文傳統的傳承和弘揚者，其志意、心性與古聖賢的心心相印、一脈相承。

孔子謙虛好學，經常向各國樂師請教和討論音樂的道理。他為了弄清樂的根柢，訪問了周王室主管樂的萇弘，萇弘稱讚他「謙讓、治聞、強記，博物不窮，亦聖人之興者乎？」孔子還很喜歡唱歌，聽別人唱歌要是認為唱得好，就一定請他再唱一遍，然後和著他一起唱，即「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論語•述而》）。

孔子在魯國與樂官談論樂曲時說：「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他認為音樂的演奏要有層次感，在樂曲的開始時應是合奏，在隆重的氣氛中開始。音樂趨於和諧，然後進入高潮，節奏又要明快清晰，抑揚頓挫，悅耳感人。最後戛然而止，餘音裊裊，演奏便完成了。孔子對樂曲結構的規律，作出了簡明扼要概括性的說明，這就注意到了音樂的生動性、形像性及其所表現的意境。

傳說孔子所編選、整理的《詩經》三百零五篇，他皆能「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在禮崩樂壞之世，他復興禮樂，弘揚道義，雖屢遭困頓，也要難行能行。如在宋國匡地遭到圍困時，他對學生們說：「哪有修行仁義之人，改變不了世俗的凶暴呢？不講授詩書，不學習禮樂，那是我的過錯。如果以闡述先王之道，喜歡古代典章制度作為過失，那就不是我的過錯了。」他在樹下繼續演習詩書禮樂，匡人一看知是聖人，於是離開了。孔子被困於陳、蔡之時，在斷糧七日的情況下，仍「七日講誦弦歌不衰」，他作《倚蘭操》並演奏，鼓勵學生們說：「芝蘭生於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因窮困而改節！」

孔子認為音樂是「美」與「善」的完美結合，評價藝術作品的標準──「盡善盡美」，凡合乎仁德者為善，表現平和中庸者為美，成為中國音樂美學史上影響深遠的美學原則。道德範疇所包括的「仁義禮智信」等倫理，音樂以藝術的形式幫助其實施教化作用，使道德同時滲透進音樂，「美」與「善」在這裏已經以一種更高的層次合一了。「善」的內核與「美」的形式已經無須區分了，聖賢之道及其聖人境界、倫理道德，蘊含在美的旋律中。例如：孔子評論《詩經》：「《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無邪，就是純正，無過無不及，達到適度中和的審美境界。他在齊國聽到《韶樂》時，受到很大震撼，稱讚其「盡善盡美」，以至於三月不知肉味，「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

孔子認為樂之所以能為教，是因為樂的形式最為人民喜聞樂見，有著強烈的感染力，能觸動人的心靈深處，聞聲而心從，潤物細無聲，具備修身養性、教化天下、通神明之德、合天地之和等意義。孔子推崇夏商周三代的典章制度和禮樂，說：「故先王之制禮樂，人為之節。禮節民心，樂和民性。」樂教一貫是孔子教育弟子的基本課程，提出君子「文之以禮樂」，把「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及「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作為教育完成的全過程，涵養人的內在品質，樂順天道，成就以「誠」為本、「溫柔敦厚」的君子人格，以達天人合一的境界。禮樂文明成為儒家文化的核心，因此君子禮樂一刻不離自身，即所謂「士無故不撤琴瑟」。除了音樂教學之外，孔子還從事正樂的工作，他說「吾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孔子評價「雅樂與鄭聲」。孔子推崇黃帝、堯舜以來聖賢相傳的雅樂，認為先王順天而治，將雅正的詩篇和頌揚之聲譜入管弦，這就是德音，德音才叫作樂。《詩經》中就有：「肅靜寧定的德音啊，其德行能光照四方，能慈和服眾能擇善而從」，認為雅樂可以導人正而不邪，有助於養成以仁義等品德，而不會去作悖禮違義的事情。鄭聲是當時在鄭國流行的一種靡靡之音，其特點是輕飄淫靡，無節制，表現出滿足種種物慾的狂熱，使人聽後意志頹廢或驕橫，完全悖逆了德治的精神，孔子稱之為溺音。針對春秋時多國皆好鄭聲，追求奢侈享樂，孔子極力反對鄭聲。他把雅樂比作正人君子，把鄭聲看作讒佞小人，在答顏回「為邦」之問時，說道：「惡鄭聲之亂雅樂也」，要「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提倡人要聽雅樂，禁止聽鄭聲，遠離奸詐的小人。如果不再去聽淫邪的鄭聲，那麼奸詐的小人就會消失殆盡。

孔子曾說：「禮雲禮雲，玉帛雲乎哉？樂雲樂雲，鐘鼓雲乎哉？」（《論語•陽貨》）針對當時的君主唯知崇尚玉帛、鐘鼓，而不看重禮樂內涵，故孔子加重其辭的感歎說：禮啊禮啊，難道指的僅僅是玉帛等禮物嗎？樂啊樂啊，難道指的僅僅是鐘鼓等樂器嗎？意思是禮樂所云不在表面形式，其本義在敬在和，在於教化人心啊。孔子的學生們受其教誨，到處傳播、普及禮樂，使很多人都能背誦古琴伴唱的「弦歌」，以達教化百姓的目的。如子遊出任武城縣令，以樂化民，孔子到武城時，到處聞彈琴唱歌之聲，非常高興。宓子賤出任單父縣令，普及禮樂到家家戶戶，使民風淳厚，單父得到大治，人們稱其「鳴琴而治」。後來，「武城弦歌」、「鳴琴而治」被稱為歷史上仁政教化的典範。

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音樂思想，還相當完整的表現在《樂記》一書中，該書成書於漢代，為儒家重要經典之一，論述了音樂藝術相關的許多問題。《樂記》反映了古代樂教的主要特點：認為音樂是體現天理的，亦即天賦善性；「唯君子為能知樂」，只有合於道的音，才能稱為樂，而高層次的樂音是天道的體現。樂「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矣」，能使民眾明辨善惡，歸於正道。

在當今物慾橫流的社會中，神韻晚會以柔美、平和的音樂，豐富的內涵，向人們傳達著中國五千年文化的博大精深，傳統文化之忠、孝、仁、義、中、正、和、雅、美、善之演繹之闡釋可謂淋漓盡致，使有幸觀賞過神韻演出的人無不嘆為觀止，在喧囂的塵世中給人以心靈的指向，啟悟著人們良知、本性的回歸。神韻之樂，正是天道的體現，向人們傳遞著真、善、忍，給人們帶來美好和希望，使人在享受純善純美樂音的同時，淨化心靈，順應天理，選擇正義和善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