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漫談:孔子論樂


【明慧網二零一三年二月十九日】孔子集華夏上古文化之大成,一生以文化傳承、弘揚為己任,在當時就被譽為「天之木鐸」、「天縱之聖」。他對音樂有很深的造詣,能彈奏多種樂器:彈琴、鼓瑟、吹笙、擊磬等,並作詞譜曲,一生重視禮樂教化並躬身力行,強調音樂從道德上感化人心,於亂世中依然自強不息的弘道,他曾說:「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

《孔子家語》中記載了他向魯國的樂官師襄子學習彈琴的故事。師襄子教孔子一首曲子,孔子彈了十日還在練習。師襄子說:「可以學另一首曲子了。」孔子說:「我雖然學會了曲子,但還沒有熟悉它的韻律。」過了些天,師襄子說:「可以學下一首曲子了。」孔子說:「我還不知它所表現的心志。」又過了些天,師襄子說:「可以學下一首曲子了吧!」孔子說:「可我還沒有體會出作曲者是一位怎樣的人啊!」再過了些天,師襄子問:「知道作曲者是誰了嗎?」孔子說:「我感受到這個人形像高大,目光明亮而深邃,一心要感化四方,心胸寬大能包容天下。他莫非是周文王嗎?」師襄子驚訝的說:「不錯!我的老師講過,這個樂曲名就叫作‘文王操’」。隨後孔子以「精粹微妙之義入於神化」的嫻熟技巧演奏了這首曲子,使師襄子佩服得「避席而拜」。可以看到,孔子學琴不但重視技法「得其曲」,還能通過樂曲的體驗過程悟出「得其數」、「得其意」、「得其人」、「得其類」。「故孔子持文王之聲,知文王之為人」(《韓詩外傳》),孔子從琴聲中竟能辨出文王的志向和胸懷,可見其領悟樂境之深,也可見孔子作為與文王、周公一類的中國文化人文傳統的傳承和弘揚者,其志意、心性與古聖賢的心心相印、一脈相承。

孔子謙虛好學,經常向各國樂師請教和討論音樂的道理。他為了弄清樂的根柢,訪問了周王室主管樂的萇弘,萇弘稱讚他「謙讓、治聞、強記,博物不窮,亦聖人之興者乎?」孔子還很喜歡唱歌,聽別人唱歌要是認為唱得好,就一定請他再唱一遍,然後和著他一起唱,即「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論語•述而》)。孔子在魯國與樂官談論樂曲時說:「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他認為音樂的演奏要有層次感,在樂曲的開始時應是合奏,在隆重的氣氛中開始。音樂趨於和諧,然後進入高潮,節奏又要明快清晰,抑揚頓挫,悅耳感人。最後戛然而止,餘音裊裊,演奏便完成了。孔子對樂曲結構的規律,作出了簡明扼要概括性的說明,這就注意到了音樂的生動性、形像性及其所表現的意境。

傳說孔子所編選、整理的《詩經》三百零五篇,他皆能「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在禮崩樂壞之世,他復興禮樂,弘揚道義,雖屢遭困頓,也要難行能行。如在宋國匡地遭到圍困時,他對學生們說:「哪有修行仁義之人,改變不了世俗的凶暴呢?不講授詩書,不學習禮樂,那是我的過錯。如果以闡述先王之道,喜歡古代典章制度作為過失,那就不是我的過錯了。」他在樹下繼續演習詩書禮樂,匡人一看知是聖人,於是離開了。孔子被困於陳、蔡之時,在斷糧七日的情況下,仍「七日講誦弦歌不衰」,他作《倚蘭操》並演奏,鼓勵學生們說:「芝蘭生於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因窮困而改節!」

孔子認為音樂是「美」與「善」的完美結合,評價藝術作品的標準──「盡善盡美」,凡合乎仁德者為善,表現平和中庸者為美,成為中國音樂美學史上影響深遠的美學原則。道德範疇所包括的「仁義禮智信」等倫理,音樂以藝術的形式幫助其實施教化作用,使道德同時滲透進音樂,「美」與「善」在這裏已經以一種更高的層次合一了。「善」的內核與「美」的形式已經無須區分了,聖賢之道及其聖人境界、倫理道德,蘊含在美的旋律中。例如:孔子評論《詩經》:「《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無邪,就是純正,無過無不及,達到適度中和的審美境界。他在齊國聽到《韶樂》時,受到很大震撼,稱讚其「盡善盡美」,以至於三月不知肉味,「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

孔子認為樂之所以能為教,是因為樂的形式最為人民喜聞樂見,有著強烈的感染力,能觸動人的心靈深處,聞聲而心從,潤物細無聲,具備修身養性、教化天下、通神明之德、合天地之和等意義。孔子推崇夏商周三代的典章制度和禮樂,說:「故先王之制禮樂,人為之節。禮節民心,樂和民性。」樂教一貫是孔子教育弟子的基本課程,提出君子「文之以禮樂」,把「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及「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作為教育完成的全過程,涵養人的內在品質,樂順天道,成就以「誠」為本、「溫柔敦厚」的君子人格,以達天人合一的境界。禮樂文明成為儒家文化的核心,因此君子禮樂一刻不離自身,即所謂「士無故不撤琴瑟」。除了音樂教學之外,孔子還從事正樂的工作,他說「吾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孔子評價「雅樂與鄭聲」。孔子推崇黃帝、堯舜以來聖賢相傳的雅樂,認為先王順天而治,將雅正的詩篇和頌揚之聲譜入管弦,這就是德音,德音才叫作樂。《詩經》中就有:「肅靜寧定的德音啊,其德行能光照四方,能慈和服眾能擇善而從」,認為雅樂可以導人正而不邪,有助於養成以仁義等品德,而不會去作悖禮違義的事情。鄭聲是當時在鄭國流行的一種靡靡之音,其特點是輕飄淫靡,無節制,表現出滿足種種物慾的狂熱,使人聽後意志頹廢或驕橫,完全悖逆了德治的精神,孔子稱之為溺音。針對春秋時多國皆好鄭聲,追求奢侈享樂,孔子極力反對鄭聲。他把雅樂比作正人君子,把鄭聲看作讒佞小人,在答顏回「為邦」之問時,說道:「惡鄭聲之亂雅樂也」,要「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提倡人要聽雅樂,禁止聽鄭聲,遠離奸詐的小人。如果不再去聽淫邪的鄭聲,那麼奸詐的小人就會消失殆盡。

孔子曾說:「禮雲禮雲,玉帛雲乎哉?樂雲樂雲,鐘鼓雲乎哉?」(《論語•陽貨》)針對當時的君主唯知崇尚玉帛、鐘鼓,而不看重禮樂內涵,故孔子加重其辭的感嘆說:禮啊禮啊,難道指的僅僅是玉帛等禮物嗎?樂啊樂啊,難道指的僅僅是鐘鼓等樂器嗎?意思是禮樂所云不在表面形式,其本義在敬在和,在於教化人心啊。孔子的學生們受其教誨,到處傳播、普及禮樂,使很多人都能背誦古琴伴唱的「弦歌」,以達教化百姓的目的。如子遊出任武城縣令,以樂化民,孔子到武城時,到處聞彈琴唱歌之聲,非常高興。宓子賤出任單父縣令,普及禮樂到家家戶戶,使民風淳厚,單父得到大治,人們稱其「鳴琴而治」。後來,「武城弦歌」、「鳴琴而治」被稱為歷史上仁政教化的典範。

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音樂思想,還相當完整的表現在《樂記》一書中,該書成書於漢代,為儒家重要經典之一,論述了音樂藝術相關的許多問題。《樂記》反映了古代樂教的主要特點:認為音樂是體現天理的,亦即天賦善性;「唯君子為能知樂」,只有合於道的音,才能稱為樂,而高層次的樂音是天道的體現。樂「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矣」,能使民眾明辨善惡,歸於正道。

在當今物慾橫流的社會中,神韻晚會以柔美、平和的音樂,豐富的內涵,向人們傳達著中國五千年文化的博大精深,傳統文化之忠、孝、仁、義、中、正、和、雅、美、善之演繹之闡釋可謂淋漓盡致,使有幸觀賞過神韻演出的人無不嘆為觀止,在喧囂的塵世中給人以心靈的指向,啟悟著人們良知、本性的回歸。神韻之樂,正是天道的體現,向人們傳遞著真、善、忍,給人們帶來美好和希望,使人在享受純善純美樂音的同時,淨化心靈,順應天理,選擇正義和善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