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十年來，美國的醫生、醫學院校、醫院和製藥公司開發的技能和知識，使生命的器官得以移植，包括心臟、腎、肝、肺和眼角膜。這些技能和知識傳播到世界各地。
這些技能可被濫用或被用於銷售窮人的器官或偏袒富人的運動中。因此，國際社會制定了嚴格的協議，以確保器官捐贈遵循嚴格的程序和道德準則，這些在二零零八年伊斯坦布爾宣言中被提及。一個基本原則是：捐助者必須同意。另一個是，被判死刑的囚犯不能成為捐助者。醫學期刊擴展了這些原則，醫學期刊不會發表那些使用死刑犯的器官做移植研究的文章。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期，我就開始針對在中國活體摘取犯人的器官的做法舉行聽證會，不幸的是，有爭議的做法並沒有消失。上週，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的兩個小組委員會舉行聽證會，作為聯席主席之一，我聽到，儘管極少數中國人自願捐獻器官，但中國每年的器官移植數量僅次於美國。有六百個移植中心，已成為「移植旅遊的目的地。」每個心臟或肝臟移植手術可以得到超過十萬美元的收入。
我們用甚麼形容詞來描述中國醫生和醫院從事以盈利為目的的大規模的人體器官移植的景象？普通的詞彙如「困惑」，「駭人聽聞」，或「令人震驚」都不足以來形容。
上文，我提到的是普通的移植。但有一個更嚴重的現象，即中共軍方醫生參與從囚犯、勞教所被拘留者、特別是從良心犯身上摘取器官。
中共衛生部副部長在二零零五年承認，幾乎所有的器官都來自被處決的犯人，但執行死刑的數量在中國是「國家機密」。在中國，沒有可靠的統計，不公布等待移植的名單，在捐贈「同意書」的授權上不透明。來自中國的醫生或衛生官員在國際會議上多次討論了中國的移植系統，這些數字有出入。而外界最恰當的估計表明，移植的數量明顯超過了執行死刑犯的數量。那麼，額外的器官源自何處？
聽證會上的證人之一，伊森﹒葛特曼（Ethan Gutmann）採訪了目前在中國境外的中國醫務人員。他了解到在執行死刑後，軍醫在醫療車裏立即摘取器官。他了解到，受害者來自中國的監獄或勞教所。當然，他們是無法逃離並來作證，因為會被迅速火化銷毀物證。
一些從勞教所釋放出來的法輪功學員說，勞教所的醫生給他們做頻繁的身體檢查，特別注意他們的血型和他們的腎、肝、肺、心和眼睛的健康。
法輪功學員被非法關押、虐待、受到心理和身體上的折磨，只因不放棄「真、善、忍」。他們在被拘留時因擔心牽連親屬和其他法輪功修煉者，而拒絕透露自己的名字。因不願透露姓名，使他們的身體器官很容易被用作器官移植。
最可怕的證詞來自中國醫生。他們告訴葛特曼先生，一些用於移植的器官是從當時仍活著的受害者身上摘取的。
這些恐怖的行徑需要證據，而直接證據非常少。但是這種罪行存在的可能性就已經超越了人類的承受力，挑戰一切語言的極限，甚至連「野蠻殘暴」這樣的辭彙都顯得蒼白無力，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罄竹難書。
我們都希望這些零碎的報告和旁證加起來達不到那種野蠻的程度，然而，可悲的是，即使中國其他的政策也不能給人信心。在中國，11歲幼女被綁架並強迫賣淫成為性奴隸，而中共卻把抗議不當刑罰的母親送入勞教所。在中國，作為常規的政策，許多婦女被迫墮胎，甚至是在懷孕晚期。其他人不得不忍受被強迫絕育。在中國，共產黨凌駕於法律之上。我們希望得到其他對證據的解釋。但是，我們不能停歇。
中國國家和共產黨所控制的媒體說中國人知道他們獲益於共產黨的偉大領導，但事實卻並非如此。中國老百姓的心，嚮往自由和信仰，他們渴望呼吸到清新空氣，希望自己能看到更好的未來。當中國已經成為「器官移植旅遊」目的地，當年老的中共官員從監獄和勞教所獲得器官，而這些器官來自宗教人士和政治異議人士。所以，當中共談到「心」的時候，那指的決不是愛、付出和忠誠，而指的是挖一顆人心可以賣多少錢！